今天荷兰阿姆斯特丹老城中心犹太宽街的伦勃朗故居，就是他当年的产业，不远处就是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出生地。由于住在犹太区，伦勃朗的《圣经》题材作品，特别是人物，具有一种少见的犹太特性。他也会在世俗作品中表现犹太人的生活场景，比如陈列在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中的名作《犹太新娘》。
该馆位于阿姆斯特丹城南的博物馆区，不远处还有享誉全球的音乐厅以及梵高美术馆。伦勃朗这个多产画家作品遍布西方各大展馆，从卢浮宫到大都会，都靠他的名作支撑场面。可就像俗话说的，好酒不良于行。再多产的艺术家，也像周游四海的航船，离不开下碇的母港。世界上最好的伦勃朗收藏，就在阿姆斯特丹这家博物馆。这座文化堡垒的核心，则是位于二楼的荣誉大厅，巨大的空间让人如同置身大教堂，而大厅正中的祭坛，则是伦勃朗的巔峰之作《夜巡》。这幅作品的全称冗长而且拗口，作为非专业人士，姑用俗称。
在欧洲艺术史上，这件尺幅巨大的作品可算是平民阶级的第一部史诗，典重的画面中，一支民防队伍脚踩鼓点，一路行进，好像一不留神，就要走出画框，加入观众中来。这本就不是一支职业军队，所有成员都是平民。这批业余火枪手当中，居然混入一个小女孩，还带了一只死鸡。据说这支民团的吉祥物是鸡爪子。
面对战斗力超强的西班牙人，民兵们流露的自信未必符合史实，却反映出荷兰黄金时代的社会气质。走在队伍前方的，是民兵队长柯克，一身昂贵的黑色衣装表明了这个人物作为阿姆斯特丹清教徒领袖的地位。在他身边手执短槊、衣着鲜亮的副手，则代表天主教社群。这个统一阵线的政治姿态，说明荷兰对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早已超越单纯的宗教革命，已经涉及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
《夜巡》是个约定俗成的叫法。曾有很长一段时间画面上覆盖了一层暗色的保护涂料，给人一种夜景的错觉，直到二战之后，涂层被清除，人们才见到它的原貌。画中的男性人物都曾真实存在过，其中有些人的墓地还能在各自的教堂中找到。画面中共有17位男性。当年他们每人付给画家100金币，那名鼓手免费。1600金币可是笔巨款，说明有产者面对外敌，常有更多自我捍卫的动机。画家投注其中的热情，也为一般的私人定制所罕见。
这幅画最初的展示地点，是阿姆斯特丹的火枪营大厅。阿姆斯特丹的民兵组织不惜巨资，先后订购７幅同题材的大型集体肖像，这个画种因此风行一时，其中一幅杰作出自哈尔斯之手，也在国立博物馆的荣誉大厅展出。对于一般公众，它更像伦勃朗的陪衬。艺术是个赢家通吃的战场，瑜亮之争的结果，经常是负者出局，直到历史做出新的评判。荷兰黄金时代的另一位大师维米尔，要等死后三个世纪，才终于确立了应有的地位。
18世纪初，《夜巡》一度转移到阿姆斯特丹市政厅。为了能够嵌入一个较小的展位中，画幅四边都被裁掉一段。其中右边损失最大，两个人物就此失踪，就像权斗失败的政客。一些阴谋论也由此浮出水面。有人声称，被裁掉的画面暗示了某个丑闻，所以要灭迹。还有更加绘声绘色的说法，比如画家因此得罪了权贵，甚至后来破产，也是大人物陷害。比较可信的说法是，伦勃朗曾经参与多项投机活动，最后一身兼任房东和股东。
作为股票和房地产投机发源地，阿姆斯特丹催生了最早的泡沫经济。郁金香热便是一例。不同于当时依靠教会或宫廷订货的外国同行，为市民阶级画像是伦勃朗重要的收入来源，而且他发了财，开始买房置业。勃明是个爱钱的人，甚至回购自己已经售出的作品，以待大幅升值。最后，多笔按揭款把老头压倒在地，直到资金链断掉。
通俗艺术史经常制造一种错误的暗示，好像风格的演变，是由艺术家决定的。事实或许恰好相反。正是甲方的口味和需求，左右着艺术发展的趋势。即使伦勃朗这样的大家，也无法幸免。当阿姆斯特丹进入“深度富有”阶段，市场开始变化。比起伦勃朗的写实风格，人们更加热衷于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笔下士绅化的风雅形象。
这也影响到画家的财政状况。获得过巨大成功的人，经常是某一特定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因而更加依赖曾把他们引向成功的路径。而伦勃朗很可能是一个极为自我的人。至少，他毕生留下的大量自画像，留给了我们怀疑的空间。
荷兰国立博物馆有一幅他22岁那年的自画像，或许就是长期的水仙式自我凝视的开始。画中的年轻人头发莲乱，展现出惊人自信和才华。面部光影，还有来自背后的定点光源，间接体现出来自卡拉瓦乔的影响。当年多数画家的做法，很像彩色胶卷尚属奢侈品的年代——上相之前换上最好的衣装，从蕾丝袖口到花饰宽领，然后摆出戏剧化的姿式。总之，要有身份感。
在17世纪的荷兰那样一个早期商业社会，自画像经常附带名片功能，除了展现技能，更有助于画家在圈子里推销自己。对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自画像虽不能直接出售，却具有样品功能，因而有助于未来的销售。至于少数成功的艺术家，他们已经脱离匠人的卑微地位，成为明星，享有国际性影响力。这其中就包括伦勃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