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心武的《班主任》在文學史上有著很高的地位，它被許多人看做是傷痕文學的開端，也標誌著我國當代文學在歷盡洗劫後出現的真正轉機。其實這篇小說放到現在來看，還是有許多問題的，但放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它如報春小鳥一般，是第一個，是首創，所以，其價值不容忽視。
我想從人物形象以及主題思想兩個方面對《班主任》進行解讀。
這篇小說，創造了好幾個十分典型的人物形象。謝慧敏，高大、健壯，是班裡的團支書，在“道德”上有極高的追求，以至於，深深受到了四人幫的毒害。她認定《牛虻》是黃書，認定穿裙子是資產階級思想，認定報紙上沒有推薦過的都是黑書、黃書，並且，在別人指出她思想上的錯誤後，她並不會及時認識到並改正，而是覺得對方奇怪。她就是一個既單純善良又盲從迷信，既品行端正又僵化無知的深受四人幫毒害的少女。
與謝慧敏類似的，還有宋寶琦，班主任張俊石驚奇地發現，即使宋寶琦會看《牛虻》，但在宋寶琦心裡，也同樣認為《牛虻》是黃書，這正是受到四人幫法西斯文化專制的影響。張俊石也因此更對四人幫深惡痛絕。
但同時，小說還塑造了石紅這樣一個形象，可以說，她與謝慧敏的“極左”完全不同。石紅家境好，會穿碎花裙，也知道《牛虻》值得一讀，還會讀報刊上沒有推薦過的書，譬如《青春之歌》。石紅對馬克思主義有自己的思考和認知，她的思維沒有固化。她在小說中，就像陽光一樣，帶來了光亮。
不可否認，這幾個人物的特點都是十分突出的，可以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但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人物刻畫比較片面，扁平化。比如謝慧敏，是完完全全的“極左”，而石紅又是一個完美的、理想化的人物。而一個真實的人一定是飽滿的、多面的，這一點，在《班主任》中並沒有體現出來。
《班主任》中，最直接表明作者創作目的話，應是那句“救救被四人幫坑害的孩子”，可以看出，作者對四人幫是深惡痛絕並直接批判的。
在小說中，借班主任張俊石的心路歷程，也反映了這一點。
張俊石先是由於謝慧敏不能正確認識《牛虻》而對四人幫產生了憤恨：“謝惠敏正當風華正茂之年，滿心滿意想成為一個好的革命者，想為共產主義這個大目標而奮鬥，卻被"四人幫"害得眼界狹窄、是非模糊。”而後，當宋寶琦說出他也認為《牛虻》是黃書時，張俊石認識到四人幫的毒害有多麼的深，“一種前所未及的，對“四人幫”銘心刻骨的仇恨，像火山般噴燒在張老師的心中。”，張俊石也感覺到，他從未這樣憎恨過四人幫。
由此可見得，作者劉心武對四人幫也是憎恨的，他在上世紀70年代的文化環境中，敢於首次直接批判，是可嘉的。但同時，也有一定問題。他一直在強調、批判的，是“四人幫”，而非“文化大革命”，作者並沒有在文中明確提到過文革，再結合劉心武其他一些關於文革成果的作品，可以想見，起碼在創作《班主任》時，作者心對文革是有情感的，他並沒有認識到文革的危害。而在《班主任》中，也仍然存在政治先行，也仍然沒有擺脫文學與政治的結合。
總體來說，《班主任》是有它的問題所在的，但其作為第一部批判反思揭露傷痕的小說，其地位與價值，值得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