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孔子形象，最主要的来源是《论语》、《孔子家语》、《史记•孔子世家》等古典权威文献。孔子生平的年代距今2500年左右，古人所谓“千年一圣”，在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中，孔子的地位几乎无人可比。即使在近代“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之后，孔子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有所改变，但也不过是暂时的现象。
在我上中学时的上世纪90年代，历史教科书中对孔子的评价是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几年前，我去拜访曾经教过我历史课的高中班主任，谈话中偶尔翻阅新历史教材，发现孔子已经恢复“至圣先师”的崇高地位。新世纪以来，以“国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伟大理想的激励之下，再度“热”起来。尤其是在“百家讲坛”的推广下，在广大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再次被古典文化所唤起，是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力不断提高之后，国人自我认同感自觉增强的体现。孔子历史地位在中国百年间的沉浮，是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大断裂、大复兴一致的。中国在近代“西学东渐”的文化语境下，曾对民族文化遗产进行过强烈的否定，从打倒“孔家店”到恢复孔子的圣人地位。说明中国人开始不再满足于西方文化资源，从而更加自觉地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民族复兴的资源。
孔子由一介布衣，成为千古圣人，并非一朝一夕，而是经历了数千年的时间。因此想否定和打倒“孔家店”，在中国并非易事。在世界上，孔子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亚洲，乃至东方文化的代表。孔子开创的儒家文化，对于东亚四国，即中国、韩国、日本、越南的影响，可谓难以估量。尽管儒家学说已经不再与官方意识形态结合，但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可谓无所不在。
2
在一次大型书展中，我看到了电影《孔子》的小说版，连带看了预告宣传片的花絮。之后找了一个空闲时间，将这部电影看完。凭心而论，这部电影的创作态度是认真的。虽然情节与历史记载有出入，但艺术毕竟与历史不同，一些具体的发挥和改动，是无损作品主旨精神的。再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文献和记录，也是经过加工润色，多多少少带有编写者主观褒贬倾向的。文、史、哲虽然书写方式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一种修辞方法。我们所接受的历史，永远是一种主观意向与客观事实相交融的“效果历史”。
电影《孔子》想表现的是一个“真实”的孔子。在影片中，孔子是一位道德高尚的君子，他对人宽容仁厚，谦虚有礼，施政有方，大智大勇。在人物塑造上大体是成功的，而孔子的弟子们，尤其是颜回表现的也相当不错。影片前半部比较精彩，而后半部略显唐突，着力刻画的情节不多，难免让人有流水账之感。孔子自我流放的十四年，可表现的内容很多，即使晚年归鲁，“获麟”一节也该有所点染。但在影片中都被忽略了。从整体上看，上半部的主题是“得志”，而下半部则是“失落”。或许是影片将重点一直放在对孔子“去圣”化上面。而对流亡生活的表现过于凄惨，与历史记载中孔子在各国的“上宾”礼遇，相距甚远。但是，我们所接受的孔子形象，一般都难以抹去先入为主的“圣人”光环，以至于我们将孔子在生命困境中所遭受的痛苦淡化。即使我们回到原始文献《论语》，也只能发现其中的孔子，是一个道德精神境界很崇高的君子楷模，而不是一个现实中的成功者。
古代有“立德、立言、立功”之说，孔子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在于立德，其次是立言，最后才是立功。孔子曾在鲁国为大司寇，并摄相事，主持“夹谷会盟”、实施“坠三都”，作出很多非凡业绩，证明他的政治才干和思想学说的可行性。可是最后在巨大的阻挠下功亏一篑。可是他即便成功，其功劳也不会超过春秋时期的管仲、乐毅、子产、宴婴，以及后来的张良、孔明等名臣贤相。而从“立言”上看，孔子最大的贡献是对古代经典的重新编订。孔子一向采取“述而不作”的态度，他晚年的工作是整理和归纳《诗》、《书》、《礼》、《易》、《春秋》，而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自己学说的文字。最多是以“我注六经”的方式，对经典进行一定限度内的阐释。如果孔子仅仅做了这些工作，他不过只是一位优秀的文献学家，而不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因此，我们说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立德”。
孔子的思想主要都表现在《论语》之中，从这部对话录的内容来看，孔子的所有言论和教导，都在于“做人”，也就是如何做一个“君子”。《论语》的核心是“内圣”，而不是“外王”。孔子讲“仁”、重“礼”，说到底是教人们如何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论语》中，孔子自身就是一个仁人君子，完美道德人格的典范。正是孔子自身的榜样力量，才让他的弟子，以及后来的千万儒者，在效仿他的同时，在现实中实践儒家的一系列道德理念和政治理想。孔子在古代虽然被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圣化”，但从来都没有被“神化”。《论语》中的孔子形象，是一个凡人通过自己的修身养性道德实践，可以达到的一种可能性，尽管在实践中有高不可及之感。孔子的现实人生在立功方面是失败的，无论是鲁国执政、还是周游列国，他的仁政和礼制都无法推行。但他的学说却流传千古，这与战国末期受到统治者重视的法家学派代表商鞅、韩非形成鲜明对比。
3
孔子生前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圣人，当子贡问孔子，老师您是否达到圣人的境界时，孔子明确地回答说：“圣则吾不能”，而能做到的只是“学不厌、而教不倦也”。这当然可以看做是孔子的谦虚之词，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这是他的真心话。那么他眼中的圣人，应该是什么样呢？
在《论语•述而》中，有一段是论圣人的话。“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将见君子者，斯可矣。”由此可见，圣人在孔子眼中，是一种难以企及的人格境界。只有古代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才能被称为圣人。但这也只是勉强称之而已。我们再来看《论语•宪问》中的一段话，“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孔子认为圣人“生而知之”，但在实际上，即使是传说中的古圣先贤，也没有生而知之的，大多都是“学而知之”的。包括孔子、以及与其同时代的老子、释迦摩尼、稍晚一些的苏克拉底、柏拉图等智慧和学问非常高的人在内，亦是如此。
可是孔子在弟子的眼中，俨然就是圣人了。在《孟子•公孙丑上》有一段宰我、子贡和有若对孔子的评价。“以予观夫子，贤于尧、舜远矣。”“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这当然是孟子的看法。孔子在其后学弟子之中，不仅是标准的圣人，而且超越了一直被孔子所尊崇的尧、舜，成为古往今来的第一人。而当儒家学派在汉武帝“独尊儒术”成为中国的官方正统思想后，孔子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至圣先师”只是早晚的事情。在孔子之前，圣人都是帝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莫不如是。只有周公不是天子，但在实际上掌握了天子的权力，行使过类似的职能。“是故圣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在孔子心目中，周公的地位或许不是最高的，但却是最亲切的。从他对礼乐文化的态度，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认为周礼胜于夏和商，这说明孔子虽然“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但并非无选择的认为古代文化都是好的。对于古代，孔子提到最多的是尧舜的禅让时代和文王周公的礼乐时代。对于唐、虞之前和夏商两代，他几乎不怎么讲。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他看来，“质胜于文则野，文胜质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鲁国是周公的封地，东周衰落后，礼乐文化的典籍都在鲁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孔子才有可能接触到比较多的礼乐文化。在《庄子•天下》中有这样一句话：“：“《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周礼是一种由祭祀发展出来的文化，孔子年轻时从事的职业就与祭祀相关，因此对于周礼了解的比较多。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著，信而好古”，他实际上好的是周代的礼乐文化。这不仅与礼乐文化对他的熏陶和影响有关，更主要的是，他认为春秋时期社会动荡，人心不古的原因是“礼崩乐坏”。墨家尚夏道之简朴，敬奉鬼神；道家重上古之原始，亲近自然。春秋战国最有影响的思想流派，都是主张复古的，打的都是“文化复兴”的旗号，但所复之古却不尽相同。
4
道家要恢复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生活，无为而治，即复兴上古。墨家崇尚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简单质朴，即复兴中古。而孔子与他们比起来，只是想复兴西周的礼乐文化，文质彬彬，即复兴近古。孔子所继承的礼乐文化，是一种经周公改革之后的人文理性文化。这种文化注重人和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将一切国家、社会、家族之间的关系，纳入一种和谐的秩序当中。与墨家所继承的夏代文化、道家所崇尚的原始文化不同，儒家既不赞成墨家那种无视差别的“兼爱”，也不赞成道家的那种超现实的“齐物”。而是持守一种和而不同、差异对待的“中庸”之道。在春秋战国时代，以“复古”为名的消极派是道家，激进派是墨家，而法家则适应时代，采取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态度。儒家在当时其实是处于“复古”与“尚今”之间，只是“保守”而已。
无论怎么说，当时还是名存实亡的“周天下”，孔子所提倡的“尊王攘夷”，不过是想恢复周王朝的礼制而已。因此他最反对的不是“不古”，而是“越礼”。孔子和儒家学派的出发点，是以“礼乐”这种理性温和的方式，来实现“仁和”与”大同“的和谐社会。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无疑是难以实现的。不仅儒家，崇古贬今的道墨两家，无论是积极入世，还是消极避世，也都无法改变“无道”的乱世局面。既然“道”已经行不通，那么就只有倚靠“术”了。因此，力倡“法、术、势”的法家，得到崇尚武力的秦国认同，以战争和权谋，结束了战国的混乱局面。
秦国以法家思想统一六国，并不能说明法家的思想就优胜于当时的儒、道、墨诸家学派。只能说法家思想更适合于“当今争于气力”的混乱世代。但动荡的混乱时期一旦结束，再使用那种严刑峻法的治国方式，就不适合了。秦王朝的迅速灭亡，证明了法家思想的局限性。而墨家那种有“组织”，无“政府”的思想，明显不会为任何一个君主专制王朝所容许。道家的思想虽然能延伸出一套治国的“黄老之术”，但终究不适合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封建帝国。汉武帝“独尊儒术”的选择，是适应那个时代的。一方面，使儒家文化成为正统；另一方面，也使儒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孔子的原始儒学理念。汉武帝接受的儒家学说，是经过董仲舒糅合“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后的儒教教义。
中国的儒教创始人，实际上是董仲舒。他虽然做了非常大的贡献，但最后还是没有得到汉武帝的重用。毕竟他只是一介儒生，而不是一代教主。儒家学说有自身的传承体系，这就是“道统”。以孔子为中心，之前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后有思孟韩柳程朱陆王。虽然孔子之后的“道统”一直有争议（虽说是儒学内部之争，但荀子却一直是被排斥在外的。谁让他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的老师呢？）。孔子的道统传人，一直重复着他的命运。孟子的一生，与孔子何其的相似自不必说。韩愈、柳宗元的从政经历，与孔子一样不得志。韩子的《千里马说》、《获麟解》，虽然是夫子自道。但用在孔子的怀才不遇上，也是恰如其分的。
在中国历史上，程朱理学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对宋元之后中国社会文化影响之大，无出其右。二程朱熹生前皆不得志，王安石变法失败，苏东坡屡次被贬。陆九渊、王阳明被正统斥为“异端”。中国的儒生最后一次在政治上的努力是“维新变法”。可惜与当年孔子“坠三都”时一样，虽然得到国君的支持，但奈何“天子”大权旁落，最后难免功亏一篑。真正的儒者们，明明知道不可为而为之。生逢无道的乱世，人人皆可自顾，唯独儒者不可。天塌下来，必然有人去扛，老庄的门徒可以圆滑避世，逍遥自在。但作为“圣门”之后的儒者，“补天”之事，必要要由你去做。失败了怎么办？孟子说：“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戊戌六君子在变法失败后，从容就义。虽事败人亡，但气节犹在。梁启超虽然没有像谭嗣同那样选择就义，但他不是逃兵。
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都是梁启超最先倡导的。胡适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都认他是先驱。先有梁任公在《新民说》里批判国民性，后有鲁迅在小说和杂文中批判国民劣根性。说自己是儒生的，未必就是真儒，而高喊“打倒孔家店”的，也未必和儒家精神无关。鲁迅批判的矛头一贯指向封建礼教，对魏晋风度颇有好感。人家说他是“魏晋文章”，他是承认的。但他最痛恨的是老子那一套，《故事新编》中的《出关》，就是最明显的表达。在其他几个故事中，《补天》、《奔月》、《理水》、《非攻》中，塑造了“民族的脊梁”形象。或许他更赞赏墨子的那种“兼爱”的态度。但他自己的那种“扛住黑暗的闸门”的精神，无疑是与儒家担当天下的“补天”精神更接近。
5
电影《孔子》的出现，说明中国人已经不再透过耀眼的光环和偏见，去审视一位古代的“君子”了。电影《孔子》呈现给我们的形象，或许可以说孔子是“圣人”。因为从他的影响来看，他就是圣人。在孔子生活的时代，老子、苏克拉底、琐罗亚斯德、释迦摩尼、世尊大雄，这些对世界文化和人类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家，确实是“出于其类，拔乎其萃。”我们可以不崇拜圣人们，但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生活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不是圣人，而之后两千年历史中的孔子是圣人，这并不矛盾。因为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在两千年的时间里逐渐扩大的。
孔子在世的时候，子贡称他为圣人，他不肯。所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在当时孔子知道他离圣人还有距离。因此没有同意子贡的说法，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圣人都是后人尊崇而成的。即使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深受万民爱戴，也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是圣人。这也不仅仅是谦虚而已，而是因为他们都有自知之明。一个人对当时的功绩再大，那也仅仅是立功。而要成为圣人，还要立德和立言。因为立德和立言的影响，并不止于当世，而在于万代。从孔子开始，每个真正的儒家后学，都有成圣的意愿。但并不是尧舜禹汤那样的“圣王”，而是周公和孔子那样的“圣人”。
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成圣的途径是作“师”，而不是“君”。最标准的帝王之师，就是周公和孔子，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周公赶上的时代好，辅佐成王，明君贤相，天下大治。而孔子却没赶上好时代，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信任他的君主没有实权，有实权的却不重用他。前者的代表是鲁公，后者的代表是卫公。孔子周游列国，即使有君王想重用他，但那些嫉贤妒能的臣子们却不答应。他们宁可聘请孔子的门生，也不请他。生在这样的世道，纵使孔子有再大的才能，也无从发挥。对于孔子来说，立功是不可能的，但他还可以立德、立言。正是后者，最终成全了孔子。如果孔子真像周公那样，辅佐哪位国君治理好国家，那么他最多也就是另一个管仲。即使运气好一些，得到周天子的重用，也不过是周公第二。
在孔子之后，孟子的遭遇大同小异。春秋无义战，战国还不如春秋，所以那时讲“仁”就显得太不切实际了。孟子把要求调整了一下，将“义”重点提出来。孔孟之后的儒者们，赶上的世道虽然比春秋战国时好一些。但“修身、齐家”尚可，“治国、平天下”就不太容易了。董仲舒、韩愈、二程、朱熹、王阳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不得志。明末清初，满人入关，“尊王攘夷”的斗争失败之后，三大儒者开始怀疑“尊王”还是否有必要，于是出现了最初反对一家一姓君主专制的思想萌芽。纵观中国历史，儒者们在立功的最高目标上，就是如周公那样作“帝王师”。但实际上只有王安石最接近这个目标，可惜最后仍然功亏一篑。由此可见，春秋战国之后的中国历史，一直没有摆脱“无道”的命运。
6
汉武帝“独尊儒术”大约两千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鲁迅写出了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狂人在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中看来看去，在仁义道德之中看出来的竟是“吃人”二字。由鲁迅写这篇小说的20世纪，向上追溯四千年，大约就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代建立的年代。由此可见，在鲁迅看来，中国自从由“公天下”进入“家天下”的历史之后，就和“吃人”的文明产生了联系。其实小说中的四千年，未必是实指。鲁迅批判的矛头，指向的是封建宗法礼教的制度。即使我们不惜追溯到遥远的夏代，也不可能跳过“制礼作乐”的周公。周公在中国古代被尊为“元圣”，儒家所倡导的礼教文化，源头就是周公。鲁迅和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主要反对的是儒家的宗法礼教，更有甚者还要“废除汉字”。这成为保守派指责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和导致中国文化在近代产生断裂的口实。
反对宗法礼教，在中国最早不是鲁迅和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提出的。曹雪芹的《红楼梦》是反礼教的、汤显祖的《牡丹亭》是反礼教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反礼教的。当然，最早反礼教的是吴承恩的《西游记》。在明清时代的白话文小说里，反礼教的文字比比皆是。即使倡导恢复古礼的《儒林外史》，也是反礼教的，这是鲁迅最喜欢的白话小说。鲁迅为什么喜欢？主人公杜少卿就是反礼教的代表，他比贾宝玉更大胆，携妻子游西游，看的旁人目瞪口呆。吴敬梓不是随便写写的，杜少卿的原型就是他自己。整部《儒林外史》批判的是科举八股，总结起来，就是批判“以理杀人”的宗法礼教。这些明清时代的反礼教思想是从哪来的？是从晚明“泰州学派”王艮、李贽那些倡导个性解放的启蒙思想家那里来的。他们被视为“王门左派”。汤显祖在戏剧里，冯梦龙在小说中宣扬“情教”，反对“礼教”，就是受他们的影响。
中国最早反对宗法礼教的是儒家学者，近代最早提出“天下民本”思想的是黄宗羲、顾炎武那些大儒。他们是儒家中的启蒙派。中国近代的反礼教思想，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哲学方面，就是明末清初的那些儒学左派。另一个是文学，就是那些用白话文写小说戏曲的底层文人。新文化运动的开端是文学革命，倡导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鲁迅第一个用白话文写小说，而且后来还作了《中国小说史略》。在古代小说是“九流十家”之末，而在梁启超、鲁迅、胡适等人的努力下，成为了近代文化的正宗。类似的提法，李贽以前就说过。但在几百年前的封建社会里，并没有被主流文坛所认可。胡适作《白话文学史》，是因为白话文里有很多反宗法礼教的东西。鲁迅和胡适写文学“史”，其实是想从中发掘出“革命”的因素，光靠从外国传来的启蒙思想，不足以让国人信服。不但当时的人不服，即使今天也是如此。
打倒“孔家店”，不是打倒春秋时的“丧家狗”孔子，而是打倒“圣人”孔子。质疑孔子权威的，在他们几百年前就有，还是王阳明、李贽那些儒学异端，他们认为只要能发现自己心中的良知，人人皆可以成为圣人。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孟子所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还说过“民贵君轻”，这些话让明太祖朱元璋很不高兴。但由于孟子的圣人地位在那时已经定型，他的书不好禁，于是就弄了个删节本。
儒家思想本身是复杂的，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地演进。中国最早的反礼教思想，近代的启蒙思潮，引进西方现代军事科技的“洋务运动”，改革政治体制的“维新变法”，都是儒者搞出来的。儒家文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的文人影响太深了。无论是赞成和反对什么，都能从儒家思想中找到资源。儒家文化的影响，已经渗透进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社会文化心理之中。正如每个炎黄子孙都流淌着祖先的血液一样，无论我们今天是赞成，还是反对，或者避而不谈孔子和儒家文化，我们从根本上都不可能脱离与其的联系。
7
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孔子在这种文化之中占据了一个中间的位置，这正好符合他所倡导的中庸之道。现在的新儒家，已经根本不提礼教那一套，因为他们大多是思孟陆王一派的传人。在儒家看来，天理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变化的。也就是说，儒家信奉一种不断发展中的真理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与时俱进。但有些核心的观念是不变的，比如说“仁”。
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是一个儒者真正的人生态度。自从孔子以来，儒者们就没有遇到一个尧舜禹汤的圣明之世。虽然历朝历代的皇帝，都被称为“圣上”，但却没有一个“圣王”。或许古书中把以前的时代描绘的太美好了，或者自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以来，“天”就一直没有被真正地补上。因此，出现了仁义道德之间夹杂着“吃人”二字的历史。
但如果我放眼世界历史，中国两千年来的宗法社会，比起世界其他国家来说，用“礼仪之邦”来形容还是比较适合的。中华民族曾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文明的国家，这种状态至少断断续续地保持了上千年以上。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推崇中国的孔子和儒学，并非仅仅是一种“误读”。因为当时的欧洲人，可以吸收和借鉴的外来文化有很多。但他们并没有从东方的印度和阿拉伯等文明中找到适合他们理想要求的人文理性资源。
“天下之无道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正是因为有道的尧天舜日，文武周公的时代过去了，所以才需要在无道的时代里，给人们指出道路的人。电影《孔子》给我们所呈现的孔子形象，不是“圣人”，而是“丧家狗”。在影片的后半部，这种倾向是明显的。虽然大多数情节与历史记载是一致的，但将“圣人”表现的如此狼狈，似乎“去圣”太过了，与《论语》中孔子的从容洒脱不相符。孔子从没有像老子或释迦摩尼那样被“神化”，但“圣化”却是不可避免的。《论语》不是孔子的生平纪录，而是经过加工润色之后的“对话录”。柏拉图作品里的苏克拉底是一位大智者，不是那个在生活中怕老婆的男人。在柏拉图的眼中，他的老师几乎是个完人。《论语》中的孔子已经具有“万世师表”的形象了，这是他的道德品格和精神境界的体现。但是他在当时的不得志，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电影中的孔子，似乎是被逼而离开鲁国的。他带弟子出游，并非谋而后动，而是颜回和一众弟子们自愿跟随的。电影中流水账般的周游生活，完全是一种流亡。于是关于“丧家狗”的那个情节就出现在了影片之中。关于“丧家狗”，比较权威的历史文献是《史记•孔子世家》中的记载：“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论语》里没有这样的话，因为这有损孔子的形象。但《孔子家语》记录了这件事，与《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大致相同。“累累若丧家之狗”这句话联系上下文，并非贬义。因为先有提到孔子与古代圣人的相同之处，后来才有这么一句。如果真有讽刺的意思，那么孔子就不会再自己重复一遍。正是因为“上无明王，下无贤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强陵弱，众暴寡，百姓纵心，莫之纲纪”的无道之世，才让孔子落到这种地步。但孔子并没有因此而放弃理想，而是采取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
礼崩乐坏，人心不古，如果没有人去倡导“克己复礼”，那么世道只会更坏下去。天崩塌了，老庄选择逃避，而孔孟选择修补。尽管不知道能不能补得上，但必须这样去做。孔孟之后的真儒们，在之后两千年里就做着这样的事情。直到19世纪末，中国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先起来救亡图存、引进西学的是孔门弟子，最先倡导维新变法，文化救国的也是儒门之后。”清末民初的启蒙运动，终于导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生，“孔家店”被打倒，儒学失去了其两千年来的文化主流地位。原来的“圣门”弟子，“累累若丧家之狗”，有一部分，甚至被迫流亡海外。他们像当年的孔子周游列国一样，将儒家的文化思想带到世界各地。这就是孔子及其后学在历史和当代的命运，他们一直在求索、流亡和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