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書情未了
本文獲允轉載，感謝“隨讀隨寫”。
作者: 尹敏志
出版社: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 2020-1
頁數: 264
定價: 49.00元
裝幀: 平裝
ISBN: 9787559805140
內容簡介 · · · · · ·
日本東京千代田區神保町，是世界最大的古書店街，自明治年間起，這裡便書肆林立，文風鼎盛。晚清以來，大量中國人來到神保町淘書，其中有腰纏萬貫的清朝公使，也有囊中羞澀的留學生；所購有珍稀古本，也有新學書籍。本書作者近年亦負笈東渡，求學期間出入於東京的大小書肆，將實地考察與史料積累結合，寫就此書。
本書既是訪書記，又是書店史，所寫的十三家古書店，從江戶時代末期的文求堂書店，到平成時代的光和書房，跨越一個半世紀；學者、書商、政客、作家，各色人物粉墨登場。魯迅、郭沫若、王國維，巖波茂雄、內山完造、吉川幸次郎……他們的故事，就以這些古書店為背景展開。
作者簡介 · · · · · ·
尹敏志，浙江台州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碩士，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博士生。
目錄 · · · · · ·
神保町書店街緣起
人歸江上路：文求堂書店
盡是同文細亞人：琳琅閣書店
學燈：丸善書店
孰為陳起孰毛晉：青木嵩山堂
夢寐繞山河：山本書店
播種者：巖波書店
東京上海雙城記：內山書店
大隱隱於市：叢文閣書店
早稻田原風景：五十嵐書店
偶遇保田清：原書房
亦有星星火：從大安到汲古書院
一人古本屋：弘文莊
古書店變形記：光和書房
下文摘自《東京的三家漢學書店》（來源：豆瓣），原載《書城》2016年10月刊
山本書店
山本書店是我來日本後逛的第一家漢學書店。當時是3月末，我那天原本和友人約好一大早去上野公園賞櫻，可惜春風仍料峭，只能看到樹梢成簇的花骨朵，稀稀落落開了不到二三成。坐在樹下喝酒賞櫻、閒聊嬉笑的日本人已不少，但他們還得墊塊毛毯禦寒，玩得一定不怎麼盡興吧。迅哥兒也曾說：“上野的櫻花爛漫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色的輕雲”，這番景象，我卻無緣得見。
由於還不知道日本古書店一般六點就關門，又去附近的靖國神社和東京大學逛了半天后，臨近黃昏時，我才慢悠悠地坐電車去神保町。出站右轉，第一家就是山本書店，我一頭扎進去就出不來了。一個半小時後，店員開始挨個通知顧客：“不好意思，我們馬上要打烊了。”我只好拿了一套心儀已久的潘檉章、吳炎所著《國史考異》去結賬——這個臺灣廣文書局的影印本，在國內非常難買到。
創業於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的山本書店，今天已經至到第三代。一代目名為山本常太郎，他最早在神田今川小路，即今天的店址上搭起棚子，開始售賣漢籍為主的古書。大正年間到昭和初年，正是日本國力強盛、國際地位不斷攀升的時代，神保町作為舊書一條街，也在這時崛起。我在東大畢業的老一輩東洋史學家的著作中，不時讀到他們週末來此訪書的記錄，地處靖國神大道十字路口，地理位置優越的山本書店，生意自然也是蒸蒸日上。
常太郎傳給二代目山本敬太郎的具體時間不明，但從後者出生於大正三年（1914），卒於平成三年（1991）推斷，他大概是在二戰前後接手這家店鋪。二戰期間，日本的出版業蒙受重創，我買到的所有日文書中，凡是出版於1940-1945年間的，大多墨跡不清、紙張黃脆，乃盟軍封鎖下全國物資嚴重緊缺的痕跡。戰爭結束後，日本百廢待興，漢學研究也不得不改弦易轍。深知“創業難，守成更不易”的山本敬太郎此時不再滿足於古書店老闆的角色，也參與到了漢學著作的策劃、出版甚至寫作之中。
比如50年代末，石原道博（1910-2010）在寫作《朱舜水》一書時，山本敬太郎就給予了他很多研究資料上的幫助。石原是東京大學東洋史學科出身，專攻明清中日關係史，著有《明末清初日本乞師研究》、《文祿慶長之役》、《倭寇》等。我還在國內時，便讀過其關於關於南明孤臣日本乞師的論文，深佩其讀書之廣博、考證之精細。為何這樣頂尖的學者，卻終身在偏遠的茨城大學任教呢？
原來1943年時，由於戰事吃緊，日軍兵員嚴重不足，33歲的石原也被徵召入伍，赴中國東北參軍。兩年後日本戰敗，他落入蘇軍手中，和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等戰俘一起被髮配到西伯利亞勞改。蘇軍的西伯利亞勞改營，素以環境惡劣、死亡率高而著稱，1948年，九死一生的石原回到日本時，發現從臺北帝國大學、滿洲建國大學、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等殖民地學校撤退的日籍教員，早已經牢牢佔據了東京地區的大小教職，已經沒有什麼空缺留給他。無奈之下，石原只好接受舊制水戶高校的聘書，此後一直在此執教鞭。
由於遠離學術中心，石原後來在資料獲取方面遇到不少麻煩，常常要四處寫信求助。《朱舜水》一書統計日本國內現存朱之瑜墨跡時，就特地諮詢了山本書店老闆敬太郎氏。在回信中，敬太郎告訴石原，他私人藏有朱舜水手書詩卷一卷，落款有“歲次癸卯於長崎”云云。癸卯年，即日本的寬文三年，也就是西曆1663年，當時朱舜水還沒有遇到後來的“恩公”德川光圀，在港口城市長崎過著拮据的流亡生活。比起後來在水戶藩作的應酬詩文，這幅早期著作，顯得尤為珍貴。山本書店庫存之豐富，亦由此可窺一斑，店裡擺出來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罷了。
還有很多學者在刊印書籍之前，會先諮詢敬太郎的意見。1970年，長澤規矩也主持的“古典研究會”脫離原母體大安社，新成立“汲古書院”出版各類漢學書籍。為了打開局面，長澤決定先出版日本學者急需的二十四史。由於當時北京中華書局的標點本陸續出版，汲古書院社長坂本俊彥原本打算直接拿中華本縮印。長澤本對此方案頗不以為然，諮詢山本敬太郎後，也得到了否定的答覆（山根幸夫《古典研究會小史》）。長澤這才下定決心，徹底放棄中華本，而以自己收藏的和刻本為底本影印。
這就是後來著名的“和刻本正史”叢書，包括本卷三十冊和別卷八冊。這套書的底本雖然不如張元濟的百衲本，但大開本精裝、帶函套的裝幀設計，以及清晰的印刷，的確讓人愛不釋手。後來長澤規矩也又陸續主持出版了“和刻本經書集成”、“和刻本諸子大成”、“和刻本漢籍文集”，這些大部頭叢書今天還在山本書店裡擺得整整齊齊。敬太郎的另一高瞻遠矚之舉，就是1978年在書店二樓開闢出“山本書店出版部”，即“研文出版”，發展到今天，已經是中國文史哲著作的重要出版機構。
至於貨源方面，既然賣的是漢學書籍，就不可避免地經常要去中國大陸進貨。因此，山本敬太郎對於北京琉璃廠舊書店的情況瞭如指掌。曾在北京留學的吉川幸次郎任教東大後，經常向二代目打聽琉璃廠的最新消息。1957年，從北京回來的敬太郎告訴吉川一個令人沮喪的消息，琉璃廠書店裡現在掛滿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中蘇友好合作萬歲”之類的標語，但是“自信地推薦給人看的古書沒有了，不禁使人感到困惑和缺憾，是因為近年來，中國對五十年前的書籍，一律禁止出口…只就古書這一方面看，現在的北京不怎麼有意思了。”自那以後，山本書店從臺灣方面引進的影印古籍數量明顯增多。
每次去神保町，我都要去山本書店逛逛，漸漸開始熟悉裡面的佈局。店裡通常只有兩位店員，一位坐在收銀臺前，不苟言笑，背後掛滿中國書畫拓片；另一位則坐在裡面的小桌子上，大部分時間在埋頭讀論文，看上去像是兼職的日本文科研究生。店裡靜如圖書館，除非主動要求，店員不會干涉客人在裡面翻看什麼書，讓人感覺非常自在。
有一次買了廣文書局本楊賓《柳邊記略》、汲古書院影印和刻本黃六鴻《福惠全書》、古典研究會影印靜嘉堂藏宋刻本《名公書判清明集》三本精裝書後，結賬時，收銀員從抽屜裡抽出一張青白雙色包書紙，利落地包好，再雙手遞給我。回家拆封後，我發現包裝紙的印刷圖案很是眼熟，查王昶《金石萃編》，果然就是山東武梁祠畫像之第二石第四層“豫讓捨身以報知己”。我忽然想到，這些流落異域的漢學古書，躺在書架上靜靜等待被人帶走，不就是“人生得一知己已足”麼？
最具中國古風的，還數山本書店靠裡的一面牆，擺滿線裝書：一半是和刻本；一半是唐本，即中國刻本。書架前有四臺沙發，一條桌子，方便顧客取下書後，放在上面細細展閱。但因為幾乎每部書都要價一萬人民幣以上，我每次去也就過過眼癮而已。印象最深的，是一套康熙四十七年武英殿刊本的《御製清文鑑》，紙張黃脆，價格七位數。1960年代，京都大學教授田村實造帶著學生今西春秋、佐藤長研讀這部書，做了全面的整理研究，現在就連當年的研究成果、1968年由京都大學內陸亞細亞研究所出版的《五體清文鑑訳解》也價格不菲了。
但最貴重的書往往不在店內，而是直接送到拍賣會。2015年3月，山本書店以近2億日元的價格，拍出姑蘇鄭定之重校添注本《唐柳先生文集》。據三代目山本實說，這套南宋嘉定年間私家刻本是二戰剛結束的混亂期，其父山本敬太郎從神保町一家同行那裡買入的，一直秘藏在書庫裡。此書是金澤北條氏“金沢文庫”舊藏，楊守敬曾雲：“日本收藏家除足利官學外，以金澤文庫為最古，當我元明之間，今日流傳宋本大半是其所遺。”雖是由中國傳來，但這些書已經被日本人視如己出，故有不少專家呼籲政府出面，阻止“文化財”被中國買家買走。情急之下，甚至有此書不保，則“日本文化將亡”的驚人之語。
此情此景，恍若一百多年前，湖州陸心源“皕宋樓”十五萬卷書被日本巖崎氏買走，收入“靜嘉堂文庫”時，中國士大夫如喪考妣的情景。只是這次，劇本好像已經完全顛倒過來。但藏書終究不可死藏，否則深鎖庫房，蟲蠹蟻蝕，豈不淪為無用之物？書的聚散流轉，東渡西歸，永遠是難以預料的，而這，也恰好是舊書店之魅力所在。
本文獲允轉載，感謝“隨讀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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