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與馬克思關於股份公司的論述不同，列寧認為帝國主義條件下的股份公司越來越拋棄了聯合起來的個人資本的外衣，變成了加強金融寡頭實力的一種手段。生產資料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也達到了極大的程度，這是與金融資本的統治直接相關的。這在根本上說明了帝國主義只是一種過渡的資本主義。列寧關於金融資本的深刻論述映射出了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的學術力量。
談起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我們很自然地會想到私人佔有制。這在本質層面上無疑是正確的，但如果僅僅以此來界定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的全部內容，那就會忽視這種私人佔有制在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同階段所呈現出來的不同表現形式。西方左派學界的一些學者（如奈格里、哈特等）對這一點就沒有清晰的認識，他們只是籠統地指責當代資本主義對由非物質勞動所創造的知識、信息等共有之物的私有化，並把它提升為當代資本主義所內含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內在矛盾[1]149，而並沒有研究這種私有化的具體內容，或者說，並沒有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私有化的特殊形式。譬如，這種私有化是傳統意義上的私人佔有，還是較為複雜的股份制佔有，或者其他更為複雜的佔有形式？當然，在具體研究過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的學者那裡，一般是不會出現這種情況的。他們大多可以看到股份公司或跨國公司條件下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與管理權的分離、公司僱員或法人股東可以持有股票等新現象。但問題是，如何解讀這些新現象呢？並且，隨著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金融資本主義的出現，這些新現象又出現了哪些變化呢？這些問題還有進一步探討的學術空間。
事實上，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就已經論及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與管理權的分離，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更是對金融資本條件下生產資料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新特點進行了詳盡的論述。列寧明確地意識到，儘管馬克思時代的資本主義生產中也有壟斷、金融貴族等現象，但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的資本主義壟斷組織已經具有了新的特徵，這種新特徵標誌了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發展到了壟斷階段，即帝國主義階段。他指出：
對壟斷組織的歷史可以作如下的概括：（1）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是自由競爭發展的頂點即最高階段。這時壟斷組織還只是一種不明顯的萌芽。（2）1873年危機之後，卡特爾有一段很長的發展時期，但卡特爾在當時還是一種例外，還不穩固，還是一種暫時現象。（3）19世紀末的高漲和1900~1903年的危機。這時卡特爾成了全部經濟生活的基礎之一。資本主義轉化為帝國主義[2]589-590。
在另一處，列寧更是直接地說“20世紀是從舊資本主義到新資本主義，從一般資本統治到金融資本統治的轉折點”[2]612。按照這樣的劃分，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第三卷的時代，最多也只是第一、二個階段，因此，他也只能從利用信用制度來佔有更多的社會資本的角度，來理解壟斷現象出現的原因。至於因為金融資本的出現而導致了資本主義統治模式的轉型，馬克思還沒有看到。而這正是列寧所要研究的新問題。本文從三個方面來闡述列寧在帝國主義階段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問題上的思想，試圖通過這樣的學術梳理來為對當代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解讀提供一種方法論上的啟示。
列寧（1870-1924）
一
列寧指出，帝國主義條件下的股份公司越來越拋棄了聯合起來的個人資本的外衣，變成了加強金融寡頭實力的一種手段。帝國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儘管從外表上延續了馬克思時代就有的那種聯合起來的個人資本的外觀，但實質上已經徹底地被金融資本和金融寡頭所駕馭了。
雖然資產階級的詭辯家和機會主義的“也是社會民主黨人”都期望（或者要別人相信他們期望）股票佔有的“民主化”會造成“資本的民主化”，會加強小生產的作用和意義等等，可是實際上它不過是加強金融寡頭實力的一種手段而已。因此，在比較先進的或比較老、比較“有經驗的”資本主義國家裡，法律准許發行票額較小的股票[2]614。
再進一步，列寧還指出，由股份制所推動的小股東對公司業務的參與制，不僅加強了金融寡頭的實力，而且還能使金融寡頭比以前更為方便地盤剝公眾，因為母公司既可以讓子公司去實施自己的想法，又無須在法律上對子公司承擔責任。“‘參與制’不僅使壟斷者的權力大大增加，而且還使他們可以不受懲罰地、為所欲為地幹一些見不得人的齷齪勾當，可以盤剝公眾，因為母親公司的領導人在形式上，在法律上對女兒公司是不擔負責任的，女兒公司算是‘獨立的’，但是一切事情都可以通過女兒公司去‘實施’。”[2]615
我們知道，馬克思也談到過以信用制度為基礎的股份公司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範圍內必然導致社會資本越來越集中到一部分人手裡，即形成壟斷。但客觀地說，馬克思並沒有詳細地說明為什麼社會資本會集中到一部分人手裡，因為在事實層面，壟斷資本主義在當時還沒有正式形成。而列寧對這一問題則給予了清晰的說明。他不是僅僅把股份公司當成一個事實來看待，而是把它看成一個過程的結果，這個過程就是資本主義生產的集中和壟斷的過程。一旦放入這樣的視域中來看待，19世紀末、20世紀初股份公司的本質就會清晰地顯現出來，它實際上已經不再是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資本，而是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融合起來之後實現金融資本統治的一種手段或形式。也就是說，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通過相互佔有對方的股票來實現融合並建構作為這種融合之產物的金融資本的統治。“銀行同最大的工商業企業之間的所謂人事結合也發展起來，雙方通過佔有股票，通過銀行和工商業企業的經理互任對方的監事（或董事），而日益融合起來。”[2]607 應該說，列寧所談論的股份公司是一種具體的、歷史的股份公司，即金融資本條件下的股份公司。他在解讀方法上很好地繼承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正因為如此，從表面上看，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列寧並沒有太多地談論股份公司的問題，但實際上他在談到金融資本的統治邏輯時，常會談到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通過股票和債券來加強其統治力量。顯然，他所談論的正是當時語境中股份公司的狀況。
同時，正像馬克思對信用制度與股份公司之間的關係給予了較多關注一樣，列寧對與上述這種股份公司的發展直接聯繫在一起的銀行業的發展過程也有一個十分清晰的把握。在他看來，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到來，銀行業已經從中介人的角色發展成了壟斷者的角色。
隨著銀行業的發展及其集中於少數機構，銀行就由中介人的普通角色發展成為勢力極大的壟斷者，它們支配著所有資本家和小業主的幾乎全部的貨幣資本，以及本國和許多國家的大部分生產資料和原料產地。為數眾多的普通中介人成為極少數壟斷者的這種轉變，是資本主義發展成為帝國主義的基本過程之一，因此，我們應當首先來談一談銀行業的集中[2]597。
這實際上是列寧運用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在談論一種具體的、歷史的信用制度或銀行業。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出為什麼在列寧的眼裡金融資本不可能只是一種信用體系，而必然是一種壟斷資本或統治性權力。
客觀地說，不是所有人都能達到列寧對金融資本或壟斷資本主義的這種理解水平的。希法亭的《金融資本》一書儘管已經是一本很有影響的學術著作，甚至連列寧本人也稱讚它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新階段“作了一個極有價值的理論分析”[2]583，但它仍然受到列寧的批評，並被指責為有某種把馬克思主義和機會主義調和起來的傾向（具體表現之一是他看不到帝國主義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在我看來，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希法亭對金融資本的理解是從經濟學上的貨幣理論開始的，而不是從歷史觀上的生產的集中和壟斷的角度入手的。這便導致他可以在經濟學上對金融資本的統治性有一個很好的把握，譬如，他明確指出：
這樣，資本的特殊性質在金融資本中消失了。資本表現為君臨社會生活過程的統一力量，表現為直接從生產資料、自然資源、整個積累起來的過去勞動的所有制中產生的力量，表現為對作為由所有制關係中直接產生的結果的活勞動的支配權。同時，積聚和集中在幾個最大的資本聯合體手中的財產，表明自己與沒有資本的群眾的直接對立。因此，所有制關係的問題，獲得了它的最清楚、最無疑義和最尖銳的表現；而社會經濟的組織問題，也由於金融資本本身的發展而得到越來越好的解決[3]265。
希法亭（1877-1941），奧地利的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金融資本》
但是，希法亭所無法把握的是，這種金融資本並不是由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僅僅為了增強競爭的力量而結合起來的，它恰恰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集中和壟斷的發展而必然出現的結果。因此，金融資本所實施的壟斷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壟斷，而是資本主義式的壟斷。由於在壟斷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條件下，國內市場必然同國外市場相聯繫，也就是說，世界市場已經形成，因此，金融資本的壟斷必然會具有十分鮮明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具體表現在人為地阻礙技術進步、食利者階層的增多等。希法亭的方法論中缺乏社會歷史感，這就是他看不到上述這一點的原因。也正因為如此，列寧才會說“馬克思主義者希法亭的缺點之一，就是他在這一點上比非馬克思主義者霍布森還後退了一步。我們說的就是帝國主義所特有的寄生性”[2]660。
除了希法亭之外，還有不少人對列寧這種金融資本觀的理論視域是無法把握的，譬如布羅代爾、阿瑞基等人。在《漫長的20世紀》一書中，阿瑞基引用了布羅代爾的如下觀點：“我認為資本主義的多種可能是很久以來就有的事。金融資本主義絕不是20世紀初的新生兒；我甚至要說，在過去——比如在熱那亞或者阿姆斯特丹——在商業資本主義經歷一個發展浪潮，資本積累超出平常的投資渠道範圍之後，金融資本主義已經能夠取代並主宰商業世界的所有活動，至少在一段時期之內”之後，馬上表示認同，並強調“本書的主題本身就取自布羅代爾的觀點，即金融擴張標誌著資本主義主要發展階段的‘秋天’的到來，因此自然要為‘金融資本主義絕不是20世紀初的新生兒’，而是在熱那亞和阿姆斯特丹已有重要先例的觀點提供證據”[4]201。顯然，他們兩人僅僅是從資本積累量的角度來思考金融資本問題的，而沒有涉及歷史觀層面的生產過程的發展問題，或者說，沒涉及社會經濟形態的區別問題。如果沒有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過程的集中和壟斷的發展，對於列寧來說，是不可能有金融資本主義的，但對於布羅代爾和阿瑞基來說，只要資本積累在量的維度上超出了投資能力，就可以說金融資本主義已經到來了。這裡明顯地存在著兩種方法論的不同。其實，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列寧透過對殖民政策和帝國主義的分析已經很清楚地表達了他的解讀思路。
傑奧瓦尼·阿瑞基《漫長的20世紀》
殖民政策和帝國主義在資本主義最新階段以前，甚至在資本主義以前就已經有了。以奴隸制為基礎的羅馬就推行過殖民政策，實行過帝國主義。但是，“泛泛地”談論帝國主義而忘記或忽視社會經濟形態的根本區別，必然會變成最空洞的廢話或吹噓，就像把“大羅馬和大不列顛”相提並論那樣。就是資本主義過去各階段的資本主義殖民政策，同金融資本的殖民政策也是有重大差別的[2]645。
當然，布羅代爾和阿瑞基的觀點不能簡單地用“廢話”來界定。但他們之所以在金融資本主義問題上的理解與列寧的觀點不同，其原因就在於他們在解讀思路上只是停留在歷史學的層面上，而沒有上升到社會歷史觀尤其是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層面。而列寧恰恰是這樣做的。
費爾南·布羅代爾（1902-1985）
二
列寧指出，帝國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或者說資本的佔有同資本在生產中的運用之間的分離，已經達到了極大的程度，而這正是與金融資本的統治直接相關的。我們知道，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也曾論述過股份公司條件下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問題。但由於他那個時代的股份公司還沒有發展出後來的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的那種壟斷特性，因此，馬克思從上述現象中得出的結論是資本可以不通過生產過程而實現對他人剩餘勞動的直接的、單純的佔有。而歷史發展到列寧時代，隨著金融資本統治的建立，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它的最高階段，即帝國主義階段。列寧準確地抓住了生產資料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在當下語境中呈現出來的新特徵。這種新特徵不僅在量的維度上表現為上述兩個要素之間分離程度的加劇，即這種分離的現象越來越普遍了，而且還在質的維度上表現為這種分離被注入了新的內容。這種新內容就是：在國內市場上，隨著金融資本對其他一切形式的資本構成了絕對優勢，“集中在少數人手裡的大量金融資本，建立了非常廣泛而細密的關係和聯繫網，從而不僅控制了大批中小資本家，而且控制了大批最小的資本家和小業主”[2]670。也就是說，那些看起來是生產資料所有者的中小資本家，其實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所有者，他們實際上是受金融寡頭所控制的。列寧在這裡揭示的是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權在層次上的複雜性問題。這種複雜性是由金融資本的出現所導致的。雖然在列寧之後的資本主義發展中，金融資本推動了更為複雜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問題出現，但列寧在此處的論述無疑給正確解讀後來的新現象提供了科學的方法論指導。
在國際市場或世界市場層面，列寧指出，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也具有了新的內容，這當然也是圍繞著所有權的複雜性來展開的。在他看來，少數擁有金融實力的國家跟其他國家相比處在不同的特殊地位上，“壟斷，寡頭統治，統治趨向代替了自由趨向，極少數最富強的國家剝削愈來愈多的弱小國家，——這一切產生了帝國主義的這樣一些特點，這些特點使人必須說帝國主義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資本主義”[2]684。也就是說，對弱小國家中的生產資料所有者來說，他們也不是絕對意義上的所有者，因為他們在剝削國內勞動者的剩餘勞動的同時，也在受著極少數最富強國家的金融資本的剝削。由於富強國家中的金融資本是通過資本輸出或國外直接投資的方式來剝削弱小國家的，因此，就弱小國家中的生產資料所有者來說，他們並不是其生產資料的唯一所有者，國外的金融資本家也是其所有者，而且還是更為強大的所有者。
仔細分析不難發現，列寧在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問題上更注重對所有權之複雜性的分析，而不是對上述分離本身的分析。這不是列寧的錯，而是現實的資本主義在朝著“錯誤的”（這是在社會發展應當朝著共產主義的方向去的意義上說的——筆者注）方向發展，列寧恰恰對此給予了科學的把握。我們知道，在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所有者與經營者的分離是資本增殖的有效手段，因為它能夠在信用制度的支撐下找到更多的用於投資的資本，並因此而在市場競爭中佔據有利地位。而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增殖的來源主要不是自由競爭，而是壟斷。它的利潤主要不是市場利潤，而是壟斷利潤。或者說，此時的資本主義利潤已經發展到了壟斷資本主義利潤的水平。因此，此時資本增殖的手段恰恰在於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的融合。這就是為什麼列寧此時要談論金融資本的統治的原因。也就是說，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儘管我們可以在諸多的中小資本家或中小企業主的工廠中發現很多的生產資料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現象（這跟以前是差不多的），但真正代表壟斷資本主義特徵的，恰恰是資本所有者與經營者在一種複雜層面上的融合。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銀行資本家與工業資本家通過互相佔有股票、互任對方的監事或董事，不僅在資本投資上，而且還在人事組織上都融合了起來。“生產的集中；從集中生長起來的壟斷；銀行和工業日益融合或者說長合在一起，——這就是金融資本產生的歷史和這一概念的內容。”[2]613 當然，這種金融資本的統治主要是由大銀行家和大資本家來實現的，但它無疑代表了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增殖的主要手段。
列寧對這一點看得很準確，這表現為他在這一問題上區分了資本主義的一般特性和帝國主義這一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的特性。
資本主義的一般特性，就是資本的佔有同資本在生產中的運用相分離，貨幣資本同工業資本或者說生產資本相分離，全靠貨幣資本的收入為生的食利者同企業家及一切直接參與運用資本的人相分離。帝國主義，或者說金融資本的統治，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時候，這種分離達到了極大的程度。金融資本對其他一切形式的資本的優勢，意味著食利者和金融寡頭佔統治地位，意味著少數擁有金融“實力”的國家處於和其餘一切國家不同的特殊地位[2]624。
很顯然，在列寧看來，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其最高階段時，資本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會達到極大的程度。而這種極大的程度並不是指在單個企業中資本所有權與經營者的分離比以前更大了，而是一方面指在中小資本家或企業家中間，這種分離現象更加普通了，另一方面指對於大資本家來說，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已經融合成了金融寡頭。對於他們來說，資本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已經不重要了，因為他們既控制了貨幣資本又控制了生產過程。他們所建構起來的是他們自身對其他一切資本形式的絕對優勢。仔細分析不難發現，列寧在這一問題上不僅看到了資本主義的一般特性與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特性之間的區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還看到了二者的聯繫。列寧在這裡很好地運用了馬克思當年在《資本論》中曾運用過的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科學方法論，把上述二者中的後者理解成了前者在特定歷史階段的具體表現，即後者身上所表現的，就是帝國主義階段的生產資料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具體內容，就像馬克思當年在分析一般商品關係與資本關係時所做的那樣。
並不是所有的學者都能做到這一點，希法亭就做不到。由於他在對金融資本的解讀中缺乏馬克思、列寧意義上的這種社會歷史感，相反，他的思路中更多的是一種經濟學的維度，因此，他事實上無法從歷史邏輯的角度來認清金融資本條件下資本的所有權與經營權（或者說管理權）相分離的新特點，更不可能像列寧那樣看出這種新特點與資本主義的一般特徵之間的關係。對希法亭來說，即使在金融資本統治的條件下，資本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似乎也並不具有新的表現形式。而唯一帶來變化的是，隨著金融資本的出現，普通僱員上升到具有較高報酬的、從事管理工作的特殊僱員的機會被堵死了。“股份制度的發展，最初也以類似的方式發生作用。它使管理權同所有權相分離，使管理成為具有較高報酬的僱傭勞動者和僱員的特殊職能。同時，較高的職位變成勢力強大和報酬優厚的職位，謀取這種職位的可能性似乎對所有僱員都是敞開的。”[3]402 但是，“產業和銀行結成大的壟斷，使僱員處境進一步惡化。他們現在面對一個佔壓倒優勢的資本家集團。他們的自由流動，從而他們利用企業家爭取最好職員的競爭來改善自己地位的希望，即使對他們中間最有能力和天才的人來說，也越來越困難”[3]404。顯然，希法亭只能做到這種對經驗事實的描述，至於為什麼銀行資本和產業資本結成大的壟斷之後必然會出現上述這種現象，他就無法解釋了。而且，也正因為如此，他對金融資本的統治邏輯的分析也是不到位的。
三
在列寧看來，金融資本條件下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新特點，本身就體現了基於金融資本統治的壟斷資本主義或者說帝國主義只是一種過渡的資本主義。
帝國主義是作為一般資本主義基本特性的發展和直接繼續而生長起來的。但是，只有在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階段，資本主義的某些基本特性開始轉化成自己的對立面，從資本主義到更高級的社會經濟結構的過渡時代的特點已經全面形成和暴露出來的時候，資本主義才變成了資本帝國主義[2]650。
在列寧的解讀視域中，金融資本的統治本身就意味著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制之間的矛盾。一方面，金融資本之所以能夠實現統治，是以壟斷條件下生產的社會化為前提的。
既然大企業變得十分龐大，並且根據對大量材料的精確估計，有計劃地組織原料的供應，其數量達幾千萬居民所必需的全部原料的2/3甚至3/4，既然運送這些原料到最便利的生產地點（有時彼此相距數百里數千裡）是有步驟地進行的，既然原料的依次加工直到製成許多種成品的所有工序是由一箇中心指揮的，既然這些產品分配給數千萬數萬萬的消費者是按照一個計劃進行的（在美、德兩國，煤油都是由美國煤油托拉斯銷售的），那就看得很清楚，擺在我們面前的就是生產的社會化，而絕不是單純的“交織”[2]687。
也就是說，當面對金融資本、壟斷、股票、私有制關係等現象，並且有些理論家僅僅把這解讀為上述各要素是偶然地交織在一起的時候，列寧首先看到的是這些現象背後所反映出的生產的社會化現象。這把列寧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區別了開來。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提到的霍布森就是這樣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他把帝國主義僅僅理解為某些人為了自己的私利而強加給國家的一種政策選擇，“帝國主義是國家生活出之於自私自利的卑鄙選擇，這種自私自利引起了一個國家從早期動物生存競爭中殘存下來的貪得無厭和暴力統治的慾望。它之被採納為政策，意味著故意放棄培養高級的、內在的品德”[5]291-292。而既然只是某些人或某一階級的主觀選擇，那就完全可能採取另一種選擇，這正是霍布森的觀點。他認為，“要使一個國家的權力不被危險地篡奪，並使國家的資源為國家的利益服務，就有賴於培養國民的才智和國民的意志，以使民主主義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成為現實。把帝國主義作為國家的政策，這是無恥的虛妄……真正的國家統治癒能代替現在的寡頭政治或假民主主義，國家利益的明顯衝突就愈趨消失，而十九世紀的自由貿易早就依賴的根本合作也愈能表現出來”[5]286-287。霍布森既然想回到19世紀的自由貿易所依賴的所謂根本合作上去，這說明他根本就沒有注意到從19世紀到20世紀生產的社會化發展方面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可以想象，要讓這樣的理論家來解讀帝國主義的社會歷史本質，是完全不可能的。
霍布森（1858-1940），英國政治思想家、經濟學家
另一方面，列寧還進一步看到了金融資本的統治意味著由壟斷資本主義所表現出的私有制關係已經跟生產的社會化不相適應了，“私有經濟關係和私有制關係已經變成與內容不相適應的外殼了，如果人為地拖延消滅這個外殼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爛，——它可能在腐爛狀態中保持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在機會主義的膿瘡遲遲不能治好的最壞情況下），但終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滅”[2]687。在列寧看來，這種不相適應具體表現在：一方面，經濟過程中的大部分利潤被金融資本掠奪去了，也就是說，生產社會化這一重要的歷史進步只是給金融寡頭等投機者造福了。這還帶來了人為地阻礙技術進步等腐朽性以及出現了食利者、食利國等寄生性現象；另一方面，金融寡頭在瓜分世界的過程中不是削弱而是強化了世界經濟的各個部分在發展速度上的差異性。也就是說，金融資本的統治使世界朝著越來越不公正的方向發展。而且，就是在這種瓜分世界的過程中，帝國主義之間的鬥爭也越來越尖銳。金融資本的統治使世界變得越來越不安寧了，“試問，在資本主義基礎上，要消除生產力發展和資本積累同金融資本對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的瓜分這兩者之間不相適應的狀況，除了用戰爭以外，還能有什麼其他辦法呢？”[2]660
列寧之所以能看到金融資本條件下或者說帝國主義條件下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性，並進而看出帝國主義是過渡性的資本主義，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他能從現實社會歷史進程及其內在本質即生產力生產關係矛盾運動的本質的角度來解讀這一問題。客觀地說，這種解讀視域並不是一般的理論家所能達到的。不僅像霍布森這樣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達不到，而且連希法亭這樣的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也達不到。從表面上看，希法亭在金融資本問題上似乎達到了列寧的解讀水準。他既看到了壟斷條件下生產的社會化現象[3]264-265，又看到了生產關係層面上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鬥爭越來越尖銳化[3]408，他甚至還看到了“在這些敵對的利益的暴力衝突中，金融巨頭的獨裁統治將最終轉化為無產階級專政”[3]430。但遺憾的是，在他的思路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線索是相互分離的而不是內在統一的。當他在思考金融資本問題時，他的腦海中是浮現不出生產的集中與壟斷這一生產力發展的線索的。正因為如此，他從上述生產的社會化分析中得出的結論只是帝國主義在經濟上的崩潰是不可能的，“但是，這裡所指的是政治的和社會的崩潰，不是經濟的崩潰。經濟的崩潰根本不是合理的概念”[3]424。在他看來，可能的只是無產階級通過政治鬥爭來促使帝國主義在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崩潰。希法亭還被列寧批評為不能看出帝國主義的寄生性，其原因也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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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正東，南京大學哲學系暨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