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弘历，年号乾隆，雍正第四子，二十五岁登基（1736年），在位六十年，历史上少有的玉痴皇帝。就是这位痴迷于玉器的皇帝，在其统治时期，将中国古代玉器艺术推上了高峰。
乾隆时期制作的玉器主要分为时作玉和仿古玉两种，在此通过对一件和阗青白玉兽首衔环凫鱼壶的鉴赏来了解乾隆对仿古玉的心态和品味。
和阗青白玉兽首衔环凫鱼壶：高41.5公分、口径11.5公分、底径11.9公分、腹径23公分。体型硕大。以和阗青白玉料碾琢而成，玉质温润，天然的十足油性使其精光内蕴，包浆滑熟自然，一望而知为开门的乾隆时期的宫廷玉雕。壶身以多道浮雕的环带分隔，共六组纹饰带。壶颈部从上至下有浮雕S形、浮雕几何夔龙纹，阴刻漩涡纹三组纹饰带。腹部有宽宽的两组浮雕凫鱼纹带，每组凫鱼由鱼、龟、野鸭、水蛇等水禽类动物组成，或游、或爬、或行、或昂首、或捕蛇，姿态各异，惟妙惟肖，生动活泼。两组凫鱼的分隔带虽是浮雕而成，但带中内凹，与颈部截然不同，需工时更多，显示了工匠对细节处理的丰富度和层次感。底部圈足上浮雕一周辫形绳纹，辫形规整，阴刻线纹丝不乱。器身颈两侧及腹部一侧圆雕三个兽首衔环耳，兽首高浮雕近乎圆雕，衔活环，工艺完美精湛。壶底阴刻四字「乾隆仿古」隶书款，字体规整优美，主要用砣刻而成。
玉壶底部的乾隆仿古款明确此为乾隆时期的仿古玉器。查其同类器，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六件，其中二件如本壶玉质一样为青白玉，另有三件青玉，一件碧玉。且六件均在底部加刻隶书年款，其中一件与本壶相同，为「乾隆仿古」款，另五件为「大清乾隆仿古」款。在体量上，此壶与故宫所藏的其中四件玉壶均高于40公分以上，另两件稍矮，分别为38和29公分高。可见此类玉壶一般体型较大。
在故宫所藏的六件同类凫鱼壶中，有五件刻有乾隆御题诗，一般刻于下腹部或者颈部。御题诗为两首，一首作于乾隆二十七年，题为《咏和阗玉凫鱼壶》（图一），曰：「和阗绿玉尺五高，缠头岁贡罽以包。玉人琢磨精厘毫，汉铜凫鱼壶制标。鱼泳凫翔围腹腰，不惟其肖其神超。父已丙辰相为曹，事不师古厥训昭。无能掷山学神尧，热海砂砾闲弃抛。来宾翦拂成珍瑶，席上之珍何独遥。」一首作于乾隆五十六年，《题和阗玉汉凫鱼壶》（图二）：「和阗良玉琢壶成，取式凫鱼汉样精。耳贯环垂合周制，凫飞鱼跃肖丁呈。古时无幸今时有，九寸高仍二寸赢。理趣已堪察上下，世情益以慎亏盈。」后均有御题年款及印章。
两首诗均提到了玉凫鱼壶所本为汉代青铜凫鱼壶，在乾隆本人的诗注中也明确写出，玉凫鱼壶之器「仿汉凫鱼壶为之」，而汉凫鱼壶的样稿来自于《西清古鉴》。「今《西清古鉴》所载汉凫鱼壶高仅九寸四分，是壶又赢二寸余，乃就玉材为之，瑰珍巨质，尤为古所未有。」由此，乾隆命人做玉凫鱼壶的得意之情跃然纸上，铜壶不过九寸多高，按清尺寸不过30公分余，而乾隆所作玉壶则是就玉材而作，目前看到的无论是故宫所藏的五件大凫鱼壶，还是此次拍卖的玉壶，都远远超过了铜壶的尺寸，成为瑰珍巨质，古所未有。
乾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得意之情？为什么要做玉凫鱼壶？这还要从乾隆朝的玉料来源及乾隆帝的慕古情怀说起。
从清初至乾隆前期，玉器制作并不十分兴盛。究其原因除帝王喜好、国家政治之外，玉料来源并不充足是一个重要原因，新疆准部等处的多次叛乱，使和阗玉输入中央的管道不畅。此期玉料来源多依靠进贡和走私。因此，这一阶段新做玉器并不太多，有时还大量改制前朝玉器。乾隆帝虽深受汉文化影响，对古器也有思慕之心，但做的更多的是仿古玉韘之类的小件玉器，大型玉雕仿古作品的制作并不太多，目前看到最早的关于玉凫鱼壶的记载是在乾隆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太监胡世杰交来一件青绿凫鱼壶（应为铜凫鱼壶），传旨随玉大小照此样做，二十九日，奉上谕用青玉做。乾隆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员外郎郎正培、催总德魁将青玉凫鱼壶一件……，随古铜凫鱼壶样一件、纸样五张，并青玉回残呈览，奉旨凫鱼壶等六件着交苏州织造安宁处照样成做。」从档案看，这件最早做成的玉凫鱼壶因玉料的限制并不算大，充其量和铜壶一样大，因为在以后的档案中，明确能见到「大凫鱼壶」字样的出现。
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清军多次用兵，彻底击溃准部、回部。驻军新疆，设办事大臣，巩固统治。此后和阗地区直接归属国家统一管辖，玉路畅通。乾隆二十五年，开始了每年春秋两季固定的贡玉制度，大批玉料进入宫廷，充足的玉料使得乾隆皇帝可以随心所欲发挥自己对玉的理解和诠释，最大限度释放自己的玉痴情结，为乾隆朝玉器的繁盛局面提供了坚实的原料基础。
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档：「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初五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寅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青玉大凫鱼壶一件（周身有磕柳，随座），传旨：着配锦匣袱，入干清宫时做上等仿古，钦此。」这件青玉大凫鱼壶是可以和故宫带有乾隆二十七年御题诗的三件凫鱼壶对应出来的，三件玉壶均超过40公分高，最高的一件为46.3公分。可以说大壶的制作就是这种玉料得到充分保证的基础下的产物。从目前查阅的资料看，凫鱼壶也是乾隆朝做出的最早的大型仿古玉器之一。
档案中记载的玉凫鱼壶，除少量为宫廷造办处制作外，大多为画好样稿交由苏州织造和两淮盐政（驻扬州）制作，长芦盐政（驻天津）也偶有制作。如要制作大凫鱼壶，所用玉料须是山料玉。如乾隆四十年，太监如意交青白山料玉十四块，传旨着交启祥宫画样呈览，其中一块重二百四十斤，画得凫鱼壶纸样一张，后交苏州织造舒文处成做。乾隆四十一年，将青玉一块，重二百三十斤，画得凫鱼壶一件，交苏州织造舒文处成做。乾隆五十二年，拟交两淮盐政征瑞，成做玉五块，内有大凫鱼壶一件。
山料玉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绺斑或裂纹，为此乾隆帝还有保大还是就小的烦恼。乾隆四十四年，苏州奉旨承做一件山料玉凫鱼壶，因玉石中有绺道，不够凫鱼壶的设计尺寸，织造全德就请示乾隆如何处理。乾隆见文后，认为如果如将壶的尺寸收缩，没有绺道石性固然好，但如还有绺道，不如仍按原尺寸制作，认为较大器型的玉器，有点绺道石性，也属正常。
此次拍卖的玉壶与故宫所藏的青白玉凫鱼壶，壶身均有绺道和石斑，这些缺点在乾隆看来并不重要，绺道和石斑反而增加了仿古玉古朴沧桑的效果，这一用料特点也常体现在乾隆制作的其它仿古玉器上，说明乾隆帝更重视玉器本身造型、纹饰的内涵，而非玉器的质地优劣。
从造办处活计档看，凫鱼壶主题一直是乾隆最喜欢的仿古式样，最早是根据青铜凫鱼壶原样画样，只是从目前的考古材料分析，这种铜凫鱼壶的时代应是战国时期，而非乾隆皇帝认为的汉代。
青铜壶始见于商代，流行的时间非常长，直到汉代还依然盛行。历代铜壶造型丰富，或长颈，或短颈，直口或侈口，或贯耳，或铺首衔环，兽耳衔环，或圈足，或方足，或圆腹，方腹，椭方腹，或扁鼓腹形，瓠形等。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的青铜壶流行圆腹形壶，壶身常以綯纹等纹饰划分为多个纹饰带，两侧多有兽首衔环耳。汉代铜壶则多素面，铺首衔环耳。
青铜壶即是祭祀时的礼器，也是重要的酒器。《周礼．秋官．掌客》：「凡诸侯之礼，……壶四十，鼎簋十有二……」。《诗经．大雅．韩奕》云：「显父饯之，清酒百壶。」《孟子·梁惠王下》：「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可见壶在日常使用时主要功能是盛酒器。河北中山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铜质圆壶和扁壶内均盛有酒，也是迄今为止我国保存最古老的酒。
乾隆帝收藏的青铜凫鱼壶，后来编入了《西清古鉴》，此书由梁诗正等奉敕纂修，乾隆十四年（1749年）始纂，乾隆二十年（1755年）完书。其仿北宋《宣和博古图》，收录了内府所藏商周至唐代的铜器一千五百余件，而以商周古鼎彝器为多，书中因图系说，详尽尺寸，轻重，并钩勒款识，摹绘精审，毫厘不失，非以往图谱所能及，代表了当时国家成书的最高水平。《西清古鉴》中的许多青铜器，后来也成为乾隆仿古玉器的常用样稿，所以在乾隆五十六年所写的御制诗和造办处活计档中，都讲到玉凫鱼壶的样稿来自于《西清古鉴》，书中一件标明汉凫鱼壶的铜壶，图样和目前所见玉凫鱼壶的造型，纹样基本一致。铜壶高九寸四分，合现在尺寸约30公分余，「两耳连环，又环鼻一」，和玉凫鱼壶颈部两兽耳衔环与腹部一兽耳衔环造型一致，器身纹饰也基本一致。考察目前所见的这几件凫鱼壶，纹饰造型分布基本一致，仅在细节上，除衔环的兽首、颈部几何夔龙及漩涡纹饰带、水鸟、鱼、龟姿态稍有不同外，其它均大致相同，故来源于同一母本是没有问题的。惟可惜的是，《西清古鉴》所载的那件青铜凫鱼壶，目前已不知所踪。博物馆藏品中，类似有凫鱼题材者仅见青铜盘，故宫博物院及上海博物馆均有收藏。
乾隆帝的慕古情怀由来已久，但是大力倡导并推动社会制作仿古玉则是在乾隆中晚期以后，这和社会上玉器制作中出现一些让乾隆深恶痛绝的时新样式有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乾隆初次在诗文中批评「新样残瑶瑛」，以后在诗文中多次对当时出现的一些时新玉样进行了种种批评，如「多加刻镂，技巧之样」、「裁花镂叶，繁缛之样」，「量质就形，惜材之样」，均认为俗鄙不堪，这种玉器的盛行是一种「玉厄」，玉雕的灾难。且不管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这些时新玉式样的出现是否真是玉雕的灾难，还是某种程度的创新，但是就乾隆帝来说，这是难以忍受的。
因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且对古代器物深深的热爱，玉痴皇帝以帝王身份开始对玉器制作进行了强力干预。乾隆帝提出了解决这种玉厄的可行性办法，就是大力提倡仿古之道，提倡玉器制作以古代器物为样稿，尤其仿效商周至汉时的青铜器及玉器，提倡「渐欲引之古，庶其返以初」。鼓励玉工「琢器频翻博古图」，「摹古器型」。乾隆三十八年以后，御制诗中开始大量出现吟咏仿古玉器的内容。这里凫鱼壶样式被乾隆帝评价为：「旁两耳连环，正面下又环鼻一，中层周刻凫鱼之属，制最精雅。」
造型的大气端庄，形制精雅，纹饰的生动活泼，龟游雁泳，鱼跃龙飞，以及集礼器与酒器为一身的丰富内涵，凫鱼壶成为乾隆帝一贯喜爱的仿古玉器。从活计档看，乾隆帝在玉料来源充足以后，从乾隆二十七年至六十年，制作玉凫鱼壶的次数达八次以上，且主要集中在乾隆批评玉厄现象，大力倡导仿古以后。
更有甚者，乾隆四十一年正月，长芦盐政西宁送到玉豆木样一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乾隆帝不满意以前的纹样，特意要求照凫鱼壶上花纹画样呈览，并嘱咐：做阳文。可见乾隆喜爱凫鱼纹样之程度。
不过有一点要说明的是，乾隆仿古而不泥古，虽仿周汉器物的造型、纹饰，但也加入了自己本朝的雕琢特色，不染色、不做旧，和市场上流行的伪古玉截然不同。有时在具体纹饰细节上还处理的相当生动活泼。如目前看到的这几件玉凫鱼壶，其衔环的兽首就各不相同，或饱满、或扁平，或阴刻浅浮雕，或高浮雕近于圆雕，风格各异，也悄然体现了乾隆仿古玉的时尚性。
乾隆本人好古的基础是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和崇尚。从宋代金石学兴起以来，历代文人对古物几乎都有一种近乎崇敬的心情。如宋人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中所言：「摩挲钟鼎，如亲见商周。……不知身居人世，所谓受用清福，……熟有逾此者乎？」明人董其昌在其《骨董十三说》中，进一步将古物定位为今人与先贤交往、学习之媒介，尤其是鉴赏古代象征礼、乐的铜器、玉器，更可以修养德行，所谓「先王之盛德在于礼乐；文士之精神存于翰墨，玩礼乐之器可以进德；玩墨迹旧刻可以精艺，居今之世，可与古人相见。」 如果我们现在的收藏家，收藏文物的心态是基于此，而非仅限于投资、保值，我想，文物的收藏就真正回归到了其本身应有的价值和高度。
中国艺术珍品 香港 2018年4月3日
成交价：HK$21,72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