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無論中外，總喜歡拿儒家說事，其言論不出“成也，儒家；敗耶，儒家！”。當近代中國乃至東亞走向衰落而飽受列強欺凌之時，多少人歸罪於儒家，尤其是那些外國人更是說儒家的東亞社會與現代市場經濟精神格格不入。而當日本興起，繼而四小龍，中國乃至東亞上演“經濟奇蹟”的時刻，恩，一群所謂專家學者們又研究來研究去得出一個結論：儒家教導下的東亞社會節儉而又勤勞所產生的高的勞動生產率是東亞奇蹟的主要原因。何也？借用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的一句話：經濟學家是被人利用的。同理，儒家學說也是被人利用的，尤其是被統治者拿來利用，統治者總是把那些對他有用的拿來用，對其他則棄之不用。所以，統治者所用之儒家學說只是其一隅罷了。就像“無為”，非不為也，是有所不為方能有所為也。推而廣之，像什麼亞當斯密之無形之手，凱恩斯之國家干預，都存在曲解其本意。那些主義來主義去的卻根本違揹人類客觀規律與人性本身的，不過是打著各種主義的幌子罷了。對於那個開篇的偏見，我們只要去探究一下就知道了，儒家並非那麼迂腐，那麼理想化。它對很多東西是有承認的，就像義利觀，儒家並不絕對反對利的，它承認普通人對利的需要，但它還是認為義先於利。大公無私，是它對聖人的一種要求，並未要求人人都成如此聖人，但後世把它過度化罷了。就像西方之哲學是各科學之母體，什麼物理學心理學經濟學等等幾乎都是從哲學裡面分化出來的一樣，儒家學說在後來的演化中更呈現出一種“雜學”的態勢，只不過更注重其本家罷了。《孟子·滕文公上》詳論了孟子的分工論思想。我古人孟子幾千年前就有如此思想，對於分工認識如此深刻。與其說儒傢什麼理想化什麼不合時宜，那你看看《孟子•滕文公上》，就知道儒家並不反對社會客觀規律，也不絕對反對人性（趨利避害）。但只是儒家有一個大同社會的理想，即使不可能實現，也非要無限接近之。這一點倒是東西方哲人如出一轍，寫作《理想國》的柏拉圖也是這樣一角。你又能怎麼說呢？哲人總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