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无论中外，总喜欢拿儒家说事，其言论不出“成也，儒家；败耶，儒家！”。当近代中国乃至东亚走向衰落而饱受列强欺凌之时，多少人归罪于儒家，尤其是那些外国人更是说儒家的东亚社会与现代市场经济精神格格不入。而当日本兴起，继而四小龙，中国乃至东亚上演“经济奇迹”的时刻，恩，一群所谓专家学者们又研究来研究去得出一个结论：儒家教导下的东亚社会节俭而又勤劳所产生的高的劳动生产率是东亚奇迹的主要原因。何也？借用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的一句话：经济学家是被人利用的。同理，儒家学说也是被人利用的，尤其是被统治者拿来利用，统治者总是把那些对他有用的拿来用，对其他则弃之不用。所以，统治者所用之儒家学说只是其一隅罢了。就像“无为”，非不为也，是有所不为方能有所为也。推而广之，像什么亚当斯密之无形之手，凯恩斯之国家干预，都存在曲解其本意。那些主义来主义去的却根本违背人类客观规律与人性本身的，不过是打着各种主义的幌子罢了。对于那个开篇的偏见，我们只要去探究一下就知道了，儒家并非那么迂腐，那么理想化。它对很多东西是有承认的，就像义利观，儒家并不绝对反对利的，它承认普通人对利的需要，但它还是认为义先于利。大公无私，是它对圣人的一种要求，并未要求人人都成如此圣人，但后世把它过度化罢了。就像西方之哲学是各科学之母体，什么物理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等几乎都是从哲学里面分化出来的一样，儒家学说在后来的演化中更呈现出一种“杂学”的态势，只不过更注重其本家罢了。《孟子·滕文公上》详论了孟子的分工论思想。我古人孟子几千年前就有如此思想，对于分工认识如此深刻。与其说儒家什么理想化什么不合时宜，那你看看《孟子•滕文公上》，就知道儒家并不反对社会客观规律，也不绝对反对人性（趋利避害）。但只是儒家有一个大同社会的理想，即使不可能实现，也非要无限接近之。这一点倒是东西方哲人如出一辙，写作《理想国》的柏拉图也是这样一角。你又能怎么说呢？哲人总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