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感染科護士長、主管護師胡慧獲得第24屆“中國青年五四獎章”。37歲的胡慧從1月3日開始投身抗疫一線，歷經中南醫院、武漢市第七醫院、雷神山醫院三個戰場，直至雷神山醫院閉艙，打滿了抗疫全場。
雷神山醫院，胡慧（圖中）在護士站檢查工作。受訪者供圖
文 | 新京報記者 張勝坡 實習生 杜萌 張逸凡
編輯 | 胡杰 校對 | 付春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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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感染科護士長、主管護師胡慧獲得第24屆“中國青年五四獎章”。
37歲的胡慧從1月3日開始投身抗疫一線，歷經中南醫院、武漢市第七醫院、雷神山醫院三個戰場，直至雷神山醫院閉艙，打滿了抗疫全場。
結束隔離後，胡慧在醫院工作了幾天，五一假期在家休假。她覺得生活已經開始正常。
對她來說，這種“正常”殊為不易，彌足珍貴。
胡慧生活照。受訪者供圖
轉戰三個醫院，打滿抗疫全場
新京報：獲得了“中國青年五四獎章”，是什麼心情？
胡慧：很高興，也很“驚詫”，當時醫院推薦我申請“中國青年五四獎章”時，我還在雷神山醫院抗疫。一直覺得自己沒有做什麼了不起的工作，所做事情是義不容辭的。加之當時時間緊張，網絡不好，我還一度想放棄申報。最終，是醫院領導幫我完成了申報，評選結果出來時，我確實有點吃驚，覺得我只是一個普通的醫護工作者，不應該得此殊榮。
新京報：簡單介紹下你的抗疫工作，剛開始時是什麼樣的？
胡慧：最開始的時候，我們就是協助醫院開設發熱門診。隨後按照醫院要求，感染科開設了中南醫院的第一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隔離病區。
院領導告訴我們，大家應該 “重視起來”，隨時做好準備，明確該如何收治“不明原因肺炎”患者，會診制度和應急預案該如何制定。
我們其實並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但醫院的氣氛跟平時不太一樣了。但無論如何，一旦發生新發、突發傳染病及其他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感染科肯定會衝到前面。
我的第一反應是去領防護物資。並且，我已經有意識節約使用口罩，建議同事在進普通病房時，只佩戴醫用外科口罩即可，因為怕大家一開始就把N95口罩用完，春節期間將會面臨斷供的風險。我有這樣的擔心，（但）我不知道當時為什麼就有那種警覺。
新京報：那時的工作狀態是什麼樣的？
胡慧：有點手足無措。工作最緊張的時候，平均每個護士要照護8-10名新冠患者。而且防護服一旦穿在身上，每個護士至少要在隔離病房待上4—5個小時才能換崗，全身都會被汗水浸透，護目鏡上也全是汗水。在這種狀態下進行一些醫學操作，人的精力、反應度都會下降，有時會很煩躁，處於一種很焦慮、很崩潰的狀態。
而且疫情初期，由於病人管理還沒有像後期那樣嚴格，一些患者一日三餐都會訂外賣，甚至下午茶，家屬也會來送各種生活用品，除了正常的護理工作，“幫患者取東西”就成了護士的一份額外工作，最多時，所有護士每天累計要跑上100多趟。
新京報：為什麼去了武漢市第七醫院工作？
胡慧：1月22日，我被安排去武漢市第七醫院做一場疫情防護方面的培訓。武漢市第七醫院是一家二級綜合醫院，1月21日被確定為發熱患者定點診療醫院，由中南醫院全面接管。去之前，護理部領導告訴我，這場培訓大概只需要半個小時。因此，我只帶了一個手機就出發了。但是培訓結束以後，領導讓我乾脆留在第七醫院繼續工作。
新京報：對這個安排感到意外嗎?
胡慧：並沒有感到特別意外，因為此前已得知第七醫院很快就要作為定點醫院收治新冠肺炎患者，而這個醫院還根本不具備收治呼吸道傳染性疾病患者的條件，病房連一些基本要求都難符合規範.醫護人員對通道如何設置、病房應該佈置哪些儀器設施都不太清楚，完全一抹黑的狀態。
而按照院領導的要求，1月22日晚上，第七醫院就要開始收治病人。時間緊迫，我只能帶著第七醫院的幾個護士長，挨個對病區進行改造。
新京報：支援雷神山醫院時的情況是什麼樣的？
胡慧：2月11日，武漢市第七醫院正常運轉後，我接到了支援雷神山醫院的任務。當時的雷神山醫院還是一片未完工的工地，重型工程車、泥巴碎石隨處可見，我當時做的是帶領工程師和工人驗收各個病區，所有病房的水電都要一個個去試用，紫外線燈、電源線、地漏……無一不要檢查。
我當時發現一個病區的地漏存在倒流現象，病人洗澡時，水如果流不出去，很可能會摔倒，隨即反饋給了工程師。工程師跟我開玩笑說，你們家的裝修一定是你做的。
新京報：支援雷神山時，在專業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胡慧：醫院改造完成後，我的大部分精力都在培訓醫護上。為了保證醫療隊到達雷神山醫院的第二天就可以收治病人，我每天要給幾百人開展幾十場培訓。
因為醫療隊員來自全國不同級別醫院的不同科室，大家的防護知識掌握程度也各不相同。“如何穿戴防護用品”、“在不同區域該如何選擇防護用品”…等都要講到，有時候也有爭論，比如隔離衣是應穿在防護服外面還是應穿在裡面？我只能通過專業知識和經驗說服他們。
我也恐懼焦慮，但在同事面前只能樂觀
新京報：抗疫過程中，你的心態發生過什麼樣的變化？
胡慧：疫情初期，大家對這個病不太清楚，未知會讓大家有壓力。一些醫護人員當時還沒有做好心理準備，面對病人時心存恐懼。有一個護士在進病區之前就失聲痛哭，這種情況一度讓我感到擔憂——恐懼之下，他們能不能正常照護病人？病人是不是安全的？
雷神山醫院，胡慧正在給醫療隊進行培訓。（中間講話者為胡慧）受訪者供圖
隨著抗疫難度的增加，在高強度工作與巨大精神壓力下，很多護士也會找我哭訴工作中的種種困難，還有同事告訴我，恨不得躺在隔離病房裡的患者是自己。
其實從始至終我也在擔心自己會在某個環節感染新冠病毒，因勞累帶來的身體不適更會加重這種擔心，但我從沒把這種情緒傳遞給身邊的戰友，我一直告訴他們，只要嚴格執行防護措施，就不會有危險。
在生活我就是個樂觀開朗的人，大家都說和我在一起很開心。抗疫過程中，我也盡力讓這種性格影響身邊的同事。我理解大家的痛苦，只能開導大家調整好自己的心態，有什麼需求和困難就找我。即使是離院支援期間，我也會每天和本院的同事通話，瞭解大家的心理動態。
新京報：離開雷神山時，你是什麼心情？
胡慧：那時我跟我的同伴對雷神山已經有很深厚的感情了。雖然早就和同伴約定好，最後的時候，我們一定要開開心心、歡欣鼓舞地離開，但最後我跟一個護士在艙內就哭起來了，防護口罩上面都是眼淚，就像一位護士長說的，“雷神山醫院所有病區就像我們自己的一個孩子，我把他養大了，然後我就要離開了，就是這種感覺。”
最後一天封艙的時候，我們馮主任代表我們團隊上去領抗疫勳章，她的先生那天也過來看她，給她獻了一束花，當時我也一下子就哭了。其他人可能沒有這種感受，因為我待的時間最長，感覺也最深刻。
我覺得終於把這個事情好好完成，可以回家過以前的生活了，是一種完全把重擔卸下來的感覺。
兒子寫作文說：媽媽是英雄
新京報：直到抗疫結束，你有多久沒回過家了？
胡慧：其實我自從開始援助第七醫院的第二天起，就沒有回過家，當天我回家去拿了幾件衣服，後面就一直在酒店裡面住著。如果是平常，我每次回去，我的雙胞胎兒子都會抱抱我，親親我。那天回家取衣服的時候，我媽就跟我兒子說不要靠近你媽媽，我兩個兒子就只能遠遠地站著，我離他們遠遠的，飛快地收了一些衣服就走了。我媽那個時候眼淚都要出來了，她也知道那個時候已經很危險了。
雷神山醫院，胡慧在隔離病房內進行護理質量檢查。（左2為胡慧）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面臨高強度工作和照顧家庭之間的兩難局面，你是怎麼處理的？
胡慧：說來慚愧，我對工作付出的時間比對家人付出的時間要更多一些。其實不是我照顧父母，是他們在照顧我們一家的生活。疫情期間，我先生和我婆婆管孩子的學習，我爸媽在家做飯。他們一起生活了幾個月。我婆婆是中南醫院的中醫科醫生，丈夫從小就在醫生家屬院裡長大，因此很理解我的難處，也很支持我的工作。
我爸媽其實每天都很擔心我，每次打電話，我覺得我媽都要哭了，我也說不出什麼安慰的話，有時候不知道怎麼說，因為我自己對於接下來的情況也是不能確定的，未知的。如果把自己的辛苦和疲憊說給他們，也是對他們的負擔。
抗疫最累的時候，我就在心裡想著儘快恢復以前的生活，回到雙胞胎兒子身邊，和家人團聚，然後跟閨蜜好好吃個飯，喝杯咖啡，迴歸正常工作崗位。
新京報：抗疫期間怎麼和家人保持聯繫？
胡慧：我每天都會和丈夫還有孩子視頻。兩個八歲兒子每次都會問我，什麼時候回來、武漢什麼時候解禁。兒子可能還不知道具體發生了什麼，在他們的概念裡，“解禁”或許就是媽媽可以回家，自己在家被關了幾個月後可以出門了。
不能見面的日子裡，二兒子還寫了一篇作文，“很多人都在外面戰鬥，我媽媽也是其中的一員”，他認為媽媽是“英雄”。
與兒子視頻時，我會擔心孩子居家隔離太久，會不會出現心理方面的問題。此外，我很掛念二兒子的飲食問題，雖然兩個兒子是雙胞胎，但哥哥體型偏胖，弟弟卻很瘦，胃口也差，我在視頻中會督促兒子好好吃飯。
新京報：再次見到家人之後是什麼心情？
胡慧：4月23日，在酒店結束集中隔離後，我跟著同事的車回了家。像以前一樣，我一進家門，兩個兒子就撲到了我的懷裡，高喊著，“媽媽，你終於回來了”！我發現老大又長高了，已經快到我的下巴了；老二雖然也長高了些，但還是很瘦。
幾個月來的孤獨、恐懼、擔心、疲憊在那一瞬間，見到了家人之後就完全釋放了。
因為平時工作很忙，每天回家都是很晚，我平時在家很少做飯，只有母親偶爾回老家時，我才會下廚。回來後，我給兒子做了一次牛肉炒飯，兒子很驚奇地跟我說，“媽媽，原來你還有這種功能。”
五一期間，我有三天的假期。這幾天我基本沒有出門，每天都是在家陪孩子或處理一些手頭工作。
因為自己的工作性質，我其實很難有時間陪孩子出去玩兒，也專門和丈夫商量過這個問題，我希望有時間多帶孩子出去走走，“哪怕跑一下都好些。”
新京報：經歷了這次疫情之後，有什麼感悟？
胡慧：應該更珍惜自己的生活，珍惜自己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