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頭談歷史
唐太宗李世民徵遼東也就是現在的朝鮮一帶失利的原因很多，本文接下來就一一和大家分析如下，但問到其歷史意義倒是可以先行回答回答，徵遼東的失敗可以說是意義深遠，至少停滯了大唐東進的步伐，影響了唐帝國擴張的戰略。
一，遼東複雜的地區形勢是李世民東征失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時的遼東實際上正處於群雄逐鹿的時代，高麗，百濟和新羅三國演義，王高建武在加緊攻打百濟和新羅，想把唐朝在朝鮮半島上的盟國全部平定，以免除後患。 為了消除唐朝的戒心，高麗王派人在武德胃二年（公元619年）、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遣使朝貢，並和唐朝相互遣返了俘虜，主動與唐朝建立友好關係。
貞觀四年（公元630年），高麗又獻上封域圖。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高麗在中斷朝貢近十年後，派遣太子高桓權來唐朝貢獻方物。 唐朝對高麗採取安撫政策，於次年派遣職方郎中陳大德回訪高麗。
陳大德此行還肩負著一個重要任務，即偵察其地形地貌，天氣水文，風土人情等情報，為將來用兵做準備。唐太宗對陳大德的彙報十分滿意，形成了從海陸兩路夾擊高麗的計劃。
高麗開始對唐持有強硬立場，上臺之後與百濟結成同盟，全力攻打新羅。新羅在危急之時，遣使入唐求救。唐太宗派使臣出使高麗，勸說其罷兵。這樣的事情在唐朝曾多次發生，每次都是高健武在唐朝使者到來後虛與委蛇，寫個謝罪表了事。
但高麗以東方盟主自居，對唐朝的勸說不理不睬。不僅如此，高麗還派遣使臣前往漠北，用“厚利”挑唆薛延陀汗國與唐朝的關係，以牽制唐朝。
當時，唐朝與周邊許多國家都建立宗藩關係，通過冊封和朝貢來體現政治秩序。高麗的敵對行為不僅給東亞地區的穩定帶來危險因素，動搖了唐帝國宗主國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成為唐朝東北安全的巨大隱患。
二，李世民的唐軍準備不可謂不充分，但仍然低估了東征的困難程度也是失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唐太宗正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決心討伐高麗，以絕後患。唐太宗吸取了隋煬帝東征高麗的教訓，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為了解決後勤問題，唐軍攜帶了大量的食用牛羊，這些牛羊沿途還能揹負輜重，大大減輕了士兵和沿途州府的負擔。
此外，採用募兵法徵兵，即“皆取願行者”，徵兵工作取得了全國上下的大大力支持。詔令下發後，“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從軍者，皆憤嘆鬱邑”，共募得10萬大軍。一切準備就緒後，大軍就踏上了征程。
公元645年，唐太宗親率大兵討伐高麗。在征討高麗的戰爭中，唐太宗不僅親上前線，而且在修築攻城的工事等方面親力親為，極大地激發了將士們的鬥志。 唐軍自太原起兵後，就建立起強大的騎兵，連生活在馬背上的突厥也敗在唐軍的鐵蹄之下。
唐軍還擁有當時最強大的武器，在攻打高昌時就大顯神威的拋石車和撞車。面對唐軍的強大攻勢，高麗軍實行堡壘戰術，依託險要的要塞進行長期堅守，不得不承認，高麗人的守城倒是很有心得。
隨著戰爭的進行，唐軍為了保障後勤而人數過少的弊病在此時暴露無遺。經過艱苦戰鬥而攻下了的城池，均需分兵防守，以防反覆。而唐軍的總兵力只有10萬，其中陸軍6萬，水軍4萬。其中，一部分負責後勤運輸，一部分負責把守已攻下的城池，能夠直接作戰的兵力十分有限，再加上又是在境外作戰，局面日益嚴峻。
實際上，高麗當時為東北第一強國，面對僅僅10萬的唐軍，從軍隊人數來看，反而變成了強的一方。再者高麗國不是草原汗國，只憑軍隊戰鬥力強就可以解決一切。高麗國擁有大量的軍事要塞，當戰爭進入後期往往就演變成攻城戰，而對於攻城戰而言軍隊人數要遠比戰鬥力更為重要。
三，缺乏名將和未充分考慮到遼東惡劣的氣候因素是最後的原因。
太宗此次出兵，因為體恤名將李靖年邁而沒有帶他出徵。歷史證明，這顯然是個重大的失誤。李靖不僅是唐朝，而且也是我國曆史上少有的全能將才，對高原戰、平原戰、沙漠戰、攻城戰、守城戰、水戰都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並且百戰百勝，戰績驕人。
對於攻打高麗這樣的國家，李靖的適應力要遠勝於其他的將領，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隨著戰爭的進行，高麗地區惡劣的氣候條件也給唐軍帶來了極大的困難。在攻打安市城時，高麗軍堅守不出。
沒帶冬衣的唐軍在寒風中被凍得瑟瑟發抖，這和很多年後德軍入侵蘇聯的情形真地很相似，強大的入侵部隊水土不服陷入了困境，遼東基地的存糧也很有限，繼續屯兵攻城只能陷入更加被動的局面，唐太宗不得不下令班師回國。再者，在外交方面，太宗對於東北局勢的複雜性認識不足，對百濟防範不足。
最壞事的是百濟表面上雖對唐朝畢恭畢敬，但實踐上則暗藏鬼胎，在戰爭後期百濟嚴重阻礙了太宗親征的總體戰略，甚至起到了絆腳石的作用。
但最後，功敗垂成不能不讓人扼腕嘆息。此後，高麗的越發無禮，不僅即系侵犯新羅，還對唐朝的使節甚為無禮。 兩國的關係日益惡化，公元646年，唐太宗下令與高麗斷絕了外交關係。之後，唐太宗消滅了薛延陀後，解除了後顧之憂，開始謀劃第二次東征高麗。
唐太宗總結了第一次東征的經驗，在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之前先派遣小股部隊不斷侵擾，使其士兵無法解散務農，只能龜縮在城中，幾年下來國力必定衰退。 公元647年，唐太宗就派出兩路小股隊伍，深人敵境進行襲擾戰，使高麗疲於奔命。
同時，唐太宗還進行各方面的準備，計劃在公元649年以30萬大軍東征高麗。只可惜，這看似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的再次征討卻又因唐太宗突然去世，使東征計劃胎死腹中。
所以，高麗這個地方自隋朝以後再一次成為了唐帝國的心病，這也使得大唐東進的戰略戛然而止。
萬事問唐郎
疆域遼闊，導致兵力分散
唐朝在李世民的統治下國力蒸蒸日上，對內以文治天下，對外開疆拓土，攻滅漠北東突厥與薛延陀，在西域攻滅高昌設立安西四鎮，為唐朝盛世奠定基礎。使得唐朝兵力分散，而遇到氣候轉冷，草枯水凍，糧草不繼，兵馬難以久留，只得下詔班師。
高句麗自身實力
高句麗立國至唐朝已歷400餘年，乘著中原政局混亂不堪，無暇顧及遼東以及漢武帝在朝鮮設置的四郡，被高句麗不斷侵蝕，到唐朝時，高句麗已過渡到二元政治制度（遊牧，農業）的地方性大國，因而滅亡高句麗拼的是國力。
隋朝煬帝三徵高句麗
前隋之鑑，隋文帝以及隋煬帝都曾遠征高句麗，尤其是隋煬帝煬帝時期，高句麗王高元不遵籓禮，決意征討高句麗。隋煬帝下詔集結天下的軍隊，都要匯合於涿郡。除了軍隊以外，另外長期來往在路上的有數十萬人，擠滿了道路，晝夜不停，死者相枕，臭穢盈路，天下騷動。導致百姓困窮，百姓的物資與民力都衰竭了，使得隋朝在農民起義以及貴族的征討中走向滅亡。
總結
唐太宗在 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以高句麗攝政弒主虐民為由，親率六軍，從洛陽北進，率兵攻打高句麗，雖未取得成功，但也嚴重打擊了高句麗，使得高句麗國力大損，為其子李治滅高句麗，設置安東都護府奠定了基礎
景粼玖序
遼東這一地區，漢魏時期就是中國的郡縣。自從晉朝分崩離亂之後，我國北方各地出現了很多割據政權，遼東地區也便從此失去，被高麗佔據。後來，隋煬帝雖曾多次征討，但均以失敗告終。大唐建立後也欲早日將這一地區收復，怎奈時機不夠成熟，只得暫時擱置。
到了大唐貞觀十八年，李世民認為唐王朝已經具備了奪回遼東的條件，於是計劃“徵東”。而且，李世民決定御駕親征。自李世民即位以來，掃漠北、平西壤，但從未親自出徵過。此次親征，不僅表示了他不勝不休的決心，也有為隋朝的“徵東”失利挽回面子之意。 
李世民御駕親征 （劇照）
一、徵東之役的主要過程
出征以前，李世民向曾追隨楊廣出征遼東的鄭元譸徵詢作戰意見。鄭元譸說：“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顯然，這是鄭元譸征戰遼東的親身體會。然而，李世民卻認為當時的大唐國力之盛、甲兵之強，都是隋朝所不能比的，自料必勝，根本沒有把鄭元譸的話放在心上。
貞觀十九年，李世民親率大軍進至遼東後，一邊派兵攻取遼東城鎮；一邊分兵阻隔高麗增援遼東之路。
進軍中的大唐軍兵（劇照）
戰爭之初，唐軍先後攻取了蓋牟城、卑沙城、遼東城、白巖城，可謂勢如破竹。六月二十日，唐軍到達安市城，高麗出動十五萬大軍救安市。六月二十三日後，遼東大部被唐軍攻克，只有安市城還在頑強據守。
七月五日，當唐軍圍攻安市城時，安市人登城辱罵李世民。李世民聞聽大怒，決定：安市城破之日，將所有民眾盡數坑殺。安市人聽到這個消息後，為了保住身家性命，反而豁出去，拼死守城。
高麗軍兵堅守安市城（劇照）
李世民見安市一時間難以攻取，就問計諸將。李道宗、高延壽均認為應派兵遠襲平壤，以斷高麗軍隊的後路，然後予以夾擊。
李道宗獻策（劇照）
李世民欲採用此計，可是長孫無忌卻說：“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繳幸。今建安、新城之虜，眾猶十萬，若向烏骨，皆躡我後，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後長驅而進，此萬全之策也。”隨之，李世民聽取了長孫無忌的意見，繼續圍攻安市，但仍無法攻取。
長孫無忌諫言（劇照）
東北地區無霜期短，十月前後草木已經枯黃，河水已經結冰，加之糧草耗盡，軍隊難以久留。無奈之下，李世民只得於9月18日下令放棄安市城，班師回國。這樣，李世民親征的遼東之役草草收場。
回國後，李世民曾慚愧地對李靖說：“吾以天下之眾，困於小夷，奈何。”李道宗聽聞後，坦率地對李世民說，當時若採用自己與高延壽的“遠襲平壤之策”，一定不會有此結果。李世民聽後悵然，追悔莫及。
二、徵東之役功失利的主要原因。
其一，李世民對遼東戰場的形勢不明，沒有做全面深入地瞭解和研究，忽視鄭元譸的經驗之談，低估了高麗的軍事力量，未能做到知己知彼。
其二，自恃強大，犯了“驕兵”大忌。
其三，圍攻安市成，以硬碰硬，缺乏變通，不夠靈活。
其四，他臨陣擬定的軍事策略，雖然為遼東戰役的局部勝利起了軍事指導作用，但是在重大決策上卻狐疑不決，沒有以前那種“死則死耳”的魄力，以致貽誤戰機，不能“出奇致勝”。
三、徵東之役的不良影響和積極意義。
1、不良影響： 當時有很多人反對李世民的征伐遼東之舉，認為征伐遼東勞民傷財。譬如，有的朝臣就認為李世民此舉是“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危，肆情縱慾”。房玄齡、魏徵等名臣，也都認為不應該。
魏徵勸諫（劇照）
遼東之役中唐軍死傷甚多，國家財力損耗極大。這不但給人民帶來了沉重的徭役負擔，影響了國內政局的穩定，而且引發了西北個別少數民族的再次背叛。
2、積極意義：
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攻取遼東應該說是一個正確的決策。這是因為，對於任何一個封建統治者來說，奪取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的地域，是無可非議的。因此說，徵東戰爭是為奪回本國固有領土的主權而發動的正義之戰。
為此，國內百姓對徵東戰爭引發的勞民傷財、軍兵傷亡的情況也表示了特有的寬容和諒解。回國後，李世民“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在祭禮上，李世民表達了對死亡將士的哀悼和對戰爭失利的痛悔。陣亡將士的父母聞知後深受感動，說：“我兒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 應該說是對國土統一的責任感促使李世民發動了徵東之戰。他雄心勃勃，想收復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的領土，值得讚許。況且，當時的高麗野心極大，已成為足以威脅唐王朝的勢力。從這一方面來說，徵東也是勢在必行。
另外，李世民的徵東之戰雖無功而返，但他此後所採取的系列騷擾戰術和軍事準備，都為唐高宗李治成功平定遼東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