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匡胤:我本心繫萬民,謀求百代之利,為何到了終端卻變了形?

公元960年,後周大將趙匡胤自導自演了一場“黃袍加身”,一躍成為天子,定都東京,創立宋朝。但登基之後趙匡胤立刻要面對一連串難解的問題。


趙匡胤:我本心繫萬民,謀求百代之利,為何到了終端卻變了形?

首先,他要顧慮四周的處境,因為自後周承襲來的土地只有淮河流域及黃河中下游部分,它的北方是遼國與北漢,西部是党項民族與吐蕃諸部,南邊最為混亂,有荊南、吳越、後蜀、南漢、南唐等政權,宋國實可謂眾敵環伺。


趙匡胤:我本心繫萬民,謀求百代之利,為何到了終端卻變了形?

960年北宋疆域

再來就是社會經濟部分,自前朝廢去租庸調法改行兩稅法以後,徵稅的對象已由人丁稅轉為田產稅,經過接連戰亂,人口流動量大,華北地區很難從事去完全生產,國家的稅收來源成為一大隱憂。

那麼,作為一個開國者,趙匡胤要思考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要如何使趙氏政權穩固,畢竟就連他自己也是以殿前都點檢的軍人之姿“黃袍加身”的,本就得位不正。而當時的掌權者主要分軍權、相權以及地方行政權權三類,所以他做了幾個動作削弱其他掌權者的權力。

杯酒釋兵權就這麼上演了。


趙匡胤:我本心繫萬民,謀求百代之利,為何到了終端卻變了形?


在執政的第二年趙匡胤將禁軍中資深將領,如石守信、王審琦等人的軍職解除,改任節度使的虛銜,騰出的位置則由資歷較淺的人繼任並時而調動,名義上是“習勤苦、均勞逸”,實則使“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兵無常將,將無常兵,使兩者不能合一。

同時,趙匡胤有感晚唐以來州郡長官轄區太廣、權勢太大,許多地方儼然成為不受中央所統的獨立王國。因此,他對此也著手對此進行改革,包括縮小州郡轄區、收奪地方政府財權、削弱其軍事實力、將地方長官改由文官擔任,且在長官之上添置通判,使其能互相牽制,藉此改變地方尾大不掉之勢。

另外,趙匡胤又在宰相之下設置參知政事,並沿襲晚唐五代的三司使與樞密使,參知政事為宰副職,三司使分掌鹽鐵、戶部、度支三權,樞密使負責軍政但不直接統領軍隊。趙匡胤的種種安排都是要使各機構互相制衡以防專權,雖有許多流弊卻也順利讓宋朝國祚延續。


趙匡胤:我本心繫萬民,謀求百代之利,為何到了終端卻變了形?

安內以後則攘外,趙匡胤要解決的第二個問題就是,要如何消滅割據在帝國各地的獨立政權及收復燕雲十六州。當時的各政權中契丹國力最盛,故趙匡胤深知若以當下實力,強收燕雲十六州而與契丹正面相抗實為不智之舉,加上南方各割據政權內部之間不乏內部鬥爭,軍事力量較薄弱,都是些好捏的軟柿子。因此,他對北邊採取的是一種“防禦性”的佈置,反而將矛頭指向南方。又因南方諸政權所佔之地物產富饒,非中原地區所能及,如巴蜀地區為天府之地、南漢首都廣州是對外貿易的主要港口,若能統一南方則對國家財政有極大有裨益,故“先南後北”的政策除了軍事上考量,經濟也是一大因素。


趙匡胤:我本心繫萬民,謀求百代之利,為何到了終端卻變了形?

趙匡胤於是採先取西川,其次對荊廣、江南等地用兵策略。先取得兩湖地區,再滅後蜀,之後兵及兩廣地區,吳越和福建兩地便自動歸附,最後在公元975年滅南唐,正式統一南方各割據勢力。


趙匡胤:我本心繫萬民,謀求百代之利,為何到了終端卻變了形?

975年北宋疆域

至於北邊,趙匡胤也曾於公元968年和969年先後向北漢派兵,但皆因契丹發兵救援而宣告失敗,契丹十分明白,北漢與燕雲十六州其實是一體的問題,一旦趙匡胤徵北漢成功,燕雲十六州必是下一個收復地區,只可惜趙匡胤在976年底不明不白地死於“燭影斧聲”,剩下的只得由趙光義去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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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燭影斧聲”

回顧趙匡胤的“先南後北”政策,從結果來看會發現他是睿智的,因為契丹的實力不容小覷。說遼穆宗昏庸無道在位時政治混亂是北伐的好時機其實不對,968、969年宋廷二度出兵北漢鎩羽皆因契丹阻撓,此期正逢遼穆宗遭“褻御”小哥等人弒殺,契丹政局動盪之際,如果連此時徵北漢都無法成功,又何談收復燕雲十六州?

再者,周世宗柴榮收回的瀛、莫、寧三州,並非與契丹激戰而得,很大的原因是當地漢官舉城降附所致,與宋朝的情況又是大大的不同。


趙匡胤:我本心繫萬民,謀求百代之利,為何到了終端卻變了形?

紅圈為柴榮拿回的瀛、莫、寧三州

更何況趙匡胤未曾忘卻收復燕雲十六州,當初設“封樁庫”的原因就是要以金錢贖回此地,在這種情況下,“先北後南”必定是情勢使然,趙匡胤能夠做出正確的判斷是相當值得肯定的。

然而,趙匡胤在處理社會經濟上究竟還是犯了一些錯誤。從北魏起就實施均田制度授田給百姓,中唐後均田制受到破壞,然宋朝開國以後“不立田制,不抑兼併”,則更加速了土地私有化與土地買賣,可是地主官紳多有免稅免役之特權,如此造成租稅徭役都集中在最下層的農民身上,而宋廷又未授田給農民,遂使得大量受到土地兼併之禍的百姓走上遷徙流亡之路


趙匡胤:我本心繫萬民,謀求百代之利,為何到了終端卻變了形?

面對這些可能起來反抗的流民,趙匡胤採取一種奇特的“養兵”政策。即把失業的人口加以收容豢養使其能夠聽從朝廷的指揮,目的在使“兵”與“民”分離,如此每逢凶年饑歲時,縱有“叛民”而不至有“叛兵”。趙匡胤以為此策為“百代之利”,實則不然,宋廷每年招募大量士兵,遇荒年則更最。而招募來的士兵既不以“寓兵於農”的方式經營,又缺乏訓練,老弱參雜,造成冗兵日增。

其他農民為了躲避苛稅,又千方百計地設法庇廕於大戶豪強之家以隱瞞戶口,最後剩下的那些農民又因走上流亡之途,導致國內人口流失,軍隊人數的急劇上升則連帶的使官僚體系也隨之擴大,冗兵、冗官使國家財政陷入惡性循環之中。只是,趙匡胤還未看到其弊就已撒手人間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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