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陝西，不論是大學校園裡的教授，還是在習仲勳故居參觀的遊人，說起習仲勳，都會尊稱一聲“習老”。這個稱呼背後，是人們對習仲勳深厚的感情。
“今年5月24日是習老逝世15週年的日子。回看習老的一生，他生於陝西、長在西北，直到上世紀50年代才調往北京工作。可以說，他的青年時代基本上是在西北度過的。在這裡，他深受傳統文化的影響，養成了淳樸善良、嫉惡如仇的性格；也是在這裡，他感受到五四運動前後風起雲湧的時代浪潮，走上革命道路，奮鬥了一生。”陝西省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西安郵電大學教授袁武振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成長：在厚重歷史與大革命風雲中
黃土地的滋養
上世紀80年代中期，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5省區的人民出版社決定聯合出版一套叢書，名為《中國的大西北》。工作人員找到了習仲勳，請他為叢書寫前言，習仲勳欣然提筆：“我出生在陝西，曾長期生活、工作和戰鬥在西北地區，對這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特別是哺育我成長的勤勞勇敢的各族人民懷有無限的深情。”
袁武振用“強悍質樸，崇俠尚義”來形容陝西的民風傳統，在他看來，習仲勳身上的這些特點非常明顯。
1913年10月15日，習仲勳出生在陝西富平的一戶農家。早年，習仲勳的大伯習老虎從軍，給家裡留下些許銀兩，加上習仲勳的爺爺習永盛、父親習宗德的勤勞經營，習家得以維持生計。“習宗德是一個典型的陝西農民，吃苦耐勞，為人寬厚，性格剛直。”袁武振說。
習仲勳的胞妹習冬英幾十年後回憶父親時說：“我伯（陝西關中地區對父親或父親兄長的稱謂）沒上過學，終生為農，在人家水煙鋪子做過工。但他經歷較廣，知書達理。他期望子女們以農為本，織耕傳家，做勤勞正直的人。”在父親的影響下，習仲勳五六歲時就下地，做些簡單農活，從小吃苦耐勞不在話下。
啟蒙時期，習仲勳受到陝西豐富的民間文化滋養。俗話說，八百里秦川埋皇上，這裡每一座山、每一條河都有說不完的故事。當地的歷史傳說，經由長輩之口說出，成了善惡分明的傳奇，深深吸引了年少的習仲勳。他常常擠在大人中間，聽黃巢、苗訓、岳飛等人的故事，小小年紀就對俠肝義膽、精忠報國的英雄人物充滿敬意。這種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了習仲勳一生。
1949年2月，任西北軍區政治委員的習仲勳。
“陝西傳統中另一個特點是重視文化，不論家境如何，人們大都如此。”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姚文琦對《環球人物》記者說。習宗德也不例外，僅從給孩子們取名這件事，就能看出他對文化的重視。
他曾專門找到學校的先生，從《三字經》中為長子習仲勳取小名“相近”。習仲勳回憶起這段往事時說：“父親給我取的相近小名，冠以習姓時，就成了習相近，恰好與《三字經》中性相近、習相遠詞義相反。結果上學時，不少同學都說我怎麼叫了這麼個名字……也許父親當時還有其他更深的寓意。”
提起父親對自己的影響，習仲勳曾說：“我的父親是個心地非常善良的農民，他總是對我們說，‘長大了不要做官，也不要經商。當官的欺壓老百姓；一些商人難免唯利是圖，多重錢財。如果有了學問就做一名教書先生，用自己的本事傳書授道，受人敬重。要不就種莊稼，做個本分的農民’。”
父親崇文重教，習仲勳9歲時被送到離家兩裡地的都村小學讀書。“老實本分的習宗德大概想不到，原本是讓兒子去學校學文化，將來教書育人，卻在客觀上把習仲勳送上了革命的道路。”袁武振說。
不滿13歲就加入共青團
對於習仲勳走上革命之路，姚文琦認為可以從兩個層面分析。“首先，習仲勳從小就愛聽英雄故事，崇敬英雄人物，很早就有遠大的抱負，想做一番大事業；同時，這樣一個少年在當時中國和陝西風雲激盪的社會形勢下，走上革命之路也是一種必然。”
辛亥革命後的中國處在新舊勢力激烈的交鋒、碰撞中。“和很多人印象中的保守、封閉不同，在近現代史上，地處西北的陝西一直在革命中走得很靠前。而且，恰恰是厚重的歷史傳統帶來了這些。”姚文琦說，“因為重視文化教育，大批三秦子弟被送到北京、上海、武漢等地的新式學堂讀書，還有不少人前往海外留學，很早就接觸到了新思想；因為傳統的鄉土觀念濃厚，這些在外求學的子弟很注重把新思想傳回家鄉。在這個過程中，陝西出現了于右任、井勿幕、胡景翼等一批早期就追隨孫中山的革命進步人士。他們反抗暴政，深受群眾敬仰，在民間影響很大，其中胡景翼還是富平人。”
1922年春天，習仲勳入學時，于右任、胡景翼領導的陝西靖國軍正活動在富平所在的渭北地區，與盤踞西安的軍閥陳樹藩對峙。因此，渭北地區當時民主進步思想，包括共產主義思想，傳播空間比較寬鬆。“五四運動期間，陝西籍學生就發揮了重要作用，五四之風也吹到了陝西。富平籍的鄒均還被選為全陝學生聯合會副評議長，1922年在北京上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利用暑假在家鄉開展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宣傳活動。”袁武振說。
就在這種背景下，習仲勳開始了學校生活。他天資聰穎而且求知慾強，學習成績很好。他的同學田紹西曾回憶：“老師每天佈置一大堆背書任務，我們一聽就頭腦發漲，許多學生因為背不過書而挨板子。但仲勳好像不很費力氣就熟背如流，考試老是第一。”不僅如此，習仲勳生性活潑，機敏靈活，在課外的“打仗”遊戲中，被夥伴們稱為“習司令”。
“習仲勳的活潑不僅表現在少年的嬉戲中，更重要的是他積極參加了具有政治性的活動。”袁武振說道，“1925年春，孫中山和胡景翼相繼去世，他和老師、同學一起參加了兩人的追悼會，對民主革命思想有了最初的直觀認識。”
1926年，習仲勳進入立誠公學高小部，繼續學業。立誠公學是胡景翼生前在靖國軍陣亡將士子女學校基礎上創辦的一所完全小學，聘用了一大批進步知識分子任教，其中校長嚴木三是一名共青團員。在學校，嚴木三將自己收藏的《中國青年》半月刊送給學生，還引導他們閱讀其他進步書籍。同時，他遵照團組織的指示，在學校成立了團小組。當年5月，剛入學不久、還不滿13歲的習仲勳加入了共青團，從此走上了70多年獻身共產主義事業的革命道路。
在看守所正式入黨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13歲還是一個天真懵懂的年紀。然而，在那個動盪不安的年代，不滿13歲的習仲勳已經做出了第一個重大的人生選擇，這在如今是難以想象的。”袁武振說。
習仲勳加入共青團之後，嚴木三已經成了共青團富平特支書記，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活動更為頻繁。他把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文章背下來，在課堂內外講給學生聽。1926年，在渭南縣渭陽中學擔任訓育主任的共產黨員方仲如帶領幾名學生到立誠公學宣傳馬克思主義，動員學生參加實際革命鬥爭。那段日子令習仲勳印象深刻：“在立誠時，嚴木三先生曾經是我的級任老師，他小心謹慎，在教學中宣傳進步思想，引導許多學生走上了革命道路。方仲如來立誠作報告時神采飛揚，很有鼓動性和感召力，他的講話使人一下子開闊了眼界，深受師生的歡迎。”
在得知學校外面還有更廣闊的世界後，習仲勳心嚮往之。1926年夏天，他參加了清算當地一個惡霸保正（保正即一保之長，當時為了加強民間管理，若干戶編為一保，設保長管理）張積德的鬥爭。他和同學高呼“把張積德抓起來”的口號，砸碎了張家大門上“名重梓里”的金字匾，迫使當局關押了張積德，清算出400大洋的贓款。這是習仲勳第一次參加革命鬥爭的實踐。
幾個月後，由於政治形勢趨緊，也因為嚴木三已經受聘擔任富平縣立第一高小的校長，習仲勳決定轉入縣立第一高小讀書。在那裡，嚴木三繼續聘請共產黨員和進步教師任教，習仲勳除了刻苦讀書之外，繼續參加革命鬥爭實踐。1927年春夏，蔣介石、汪精衛公開背叛革命，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這種巨大的轉折使得習仲勳一度困惑不解。在多番求教於老師，並和同學交流後，他漸漸明白，革命寄希望於國民黨和軍閥是靠不住的，只有在共產黨的旗幟下，革命才能成功。“在第一高小，習仲勳表現突出，組織開始考慮他的入黨問題。不過，由於他還不到14歲，入黨沒有獲得通過。但是我們能看出，習仲勳在實踐中已經逐漸成熟起來了。”袁武振說。
1928年初，高小修業期滿的習仲勳考入位於三原縣的陝西省立第三師範學校。這所學校誕生於五四運動的洪流中，嚴木三也畢業於此，習仲勳選擇這裡，就是選擇了對理想的追求。此時，陝西地區的大革命已經失敗，政治形勢變得十分嚴峻，但習仲勳還是一入學就立刻投入了新的革命活動中。“我們開展校內的學生運動和校外的革命活動，對外主要是每天晚上外出散發標語傳單，採取各種方式對工農兵學商進行宣傳，反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反動統治。”習仲勳幾十年後回憶說。
第三師範的學生運動很快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1928年春天，習仲勳因為參加學生運動被捕入獄。被關押在三原縣看守所期間，由於表現堅定，他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員。袁武振說，當時入黨不意味著榮譽和權力，而是代表了一個人為理想奮鬥到底的決心，習仲勳就是如此。
隨後，習仲勳等人被押解到省城西安的軍事裁判處關押。由於時任國民黨陝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的寬容態度，1928年8月，在被關押5個月後，習仲勳終於獲釋。出獄那天，習仲勳的叔父專門從富平趕到西安，接侄子回家。此時的習仲勳還想不到，他的人生之路很快就面臨著一次重大的轉變。
革命：縱橫西北，相忍為黨
17歲淚別故鄉，19歲領導兩當起義
如今，在富平縣淡村鎮中合村的習仲勳故居附近，有一尊塑像：年輕的習仲勳揹著行囊，背對故居，邁步向前，彷彿正準備離開故鄉，走向外面的廣闊世界。“如果以此來理解這尊塑像的含義，習仲勳的這一步邁得並不容易。”袁武振說。
父親習宗德看見習仲勳從獄中歸來，得知兒子是為了讓勞苦大眾過上好日子，他沒有責怪習仲勳。父親的寬容令習仲勳終生難忘：“他不但沒有怪怨我，還對我說，你還小呢，等你長大了再當共產黨的代表，為廣大窮人辦事就好了。一個農民當時能說出這樣的話，已經很不簡單了。”
1929年，陝西關中地區發生了大災荒，被稱為“民國十八年年饉”。習家本就是辛苦維持著生計，加上災荒，日子過得更艱難。在此前後，習仲勳的父母相繼去世。家中連遭橫禍，習仲勳又聯繫不上黨組織，十分苦悶。他在抑鬱中想起了上學時愛讀的小說《少年漂泊者》。書中主人公曆盡艱辛，最終走向革命的故事，堅定了他外出幹革命的決心。
恰在此時，相鄰的三原縣傳來了黨的消息，習仲勳精神一振，很快聯繫上了黨組織。經過幾番心理鬥爭，也因為病倒的叔父身體見好，習仲勳終於決定，離開家庭，幹革命去。臨走時，他不忘叮囑兩個年齡稍大的妹妹：“我們沒有了父母，你們要相互照顧，還要管好弟妹，不能讓叔父作難。” 1930年春節期間，年僅17歲的習仲勳淚別故鄉，投身到了更廣闊的革命事業中。
離家之前，習仲勳已經得到黨組織的指示，派他到陝西長武縣，在一支國民黨雜牌部隊從事兵運工作。“到了1930年，中共已確定了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裝，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方針。具體到陝西，劉志丹提出了紅白灰‘三色建軍’路線。所謂‘紅色’，就是發動組織工農群眾，建立黨獨立領導的人民軍隊；所謂‘白色’，就是派共產黨人到白軍中開展兵運工作，發展革命武裝；所謂‘灰色’就是爭取、教育和改造綠林武裝，為創建人民軍隊準備群眾基礎和武裝力量。”
袁武振說，“當時我們的力量弱小，紅色路線不好走，幾次大的武裝起義都失敗了，灰色路線畢竟難成主流，因此白色路線就成了突破口。習仲勳這次的任務，就是走白色的建軍路線。”
習仲勳到部隊後就團結、爭取士兵，他所在的一營很快發展了二三十名黨員，並建立了營黨委，習仲勳任書記。1932年4月，一營要開往甘肅換防，黨組織認為時機已到，便在隊伍行進到甘肅兩當時發動起義，準備將起義部隊拉回陝西，與劉志丹的部隊會合。但是由於寡不敵眾，起義最終失敗。“兩當起義是習仲勳革命生涯的一個重要節點，這不僅是他第一次領導軍事鬥爭，也是我們黨在甘肅境內領導的第一次革命武裝鬥爭。”袁武振說。
主持“西北的遵義會議”
兩當起義時，習仲勳還不滿19歲，起義的失敗讓他著實苦悶了一段時間。加上為了躲避國民黨的追捕，他翻山越嶺、長途跋涉，最終病倒了。就在習仲勳發動兩當起義前夕，劉志丹、謝子長領導的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病榻上的習仲勳聽到這個消息，很快向黨組織表示，希望儘快到陝甘游擊隊工作。
習仲勳幾經輾轉，找到了陝甘游擊隊，並且見到了仰慕已久的劉志丹、謝子長。看到比自己年長十幾歲的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勳很激動，但是想到起義的失敗，又一時語塞。劉志丹看出了習仲勳的複雜心情，拉著他的手說：“幹革命還能有不失敗的時候？失敗了再幹嘛！失敗是成功之母。我失敗的次數比你多得多。”
幾十年後，習仲勳回憶了那次見面：“我很早就聽說過劉志丹的名字，也聽說過他進行革命活動的許多傳說。在傳說中，常常把劉志丹描繪成一個神奇的人物，但是初次見面，我得到的印象，他卻完全像一個普通戰士……志丹的談話，給了我很大啟發。我感到他有很高的理論水平，這不僅僅是從書本上學來的，也是從實際鬥爭中總結出來的……雖是初次見面，但他那種堅韌不拔的信念，為真理獻身的精神，給我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
不久，國民黨調集部隊，向陝甘游擊隊逼近，劉志丹、謝子長隨即指揮部隊轉移，準備向北發展，建立革命根據地。臨行前，謝子長給習仲勳交代了任務——留下來做農村工作。然而，大部隊出發後不久，留在習仲勳身邊的部隊中就發生了中隊長陳克敏叛變的事情，給部隊帶來嚴重損失。不得已，習仲勳帶著剩餘部隊，輾轉渭北地區。
正當習仲勳在渭北浴血奮戰時，百里之外，陝甘游擊隊在照金地區建立起根據地。為了加強領導，中共陝西省委選派了一批幹部到照金工作，習仲勳便是其中之一。
20世紀30年代初，從事兵運工作期間的習仲勳。
1933年3月，習仲勳被任命為中共陝甘邊區特委委員、特委軍委書記、團特委書記等職，成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人之一。當時“左”的思想在黨內蔓延，紅二十六軍政委杜衡不顧劉志丹等人的強烈反對，命令部隊離開照金根據地南下，結果幾乎全軍覆沒。7月，杜衡被捕後很快叛變，陝西的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陝甘邊根據地幾乎陷入絕境。
此時，有3支部隊在國民黨的進攻下轉移到照金地區，壯大了根據地的力量，但這也帶來了問題：下一步怎麼走，誰來統一指揮？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33年8月14日，陝甘邊區特委在陝西耀縣陳家坡召開了黨政軍聯席會議，由習仲勳主持。
就在會議前一天，紅四團團長黃子祥找到習仲勳，表達了希望各支部隊分散活動的意見，問習仲勳是否支持。習仲勳內心並不同意，但為了會議能順利召開，他說：“情況我不曉得，究竟怎樣決定，開會再商量。”會上，大家果然就各部隊統一指揮還是分散活動發生了激烈爭論。作為會議的主持人，習仲勳很好地把握著會議節奏，並表態贊同大多數同志的意見——幾支部隊要統一行動。
“習仲勳成功主持陳家坡會議，對於西北的革命意義重大。當時敵強我弱，如果按有些人的意見分散活動，很容易被敵人各個擊破。如果那樣，西北的革命前景就很危險。可以說，陳家坡會議就是西北的遵義會議。”袁武振評價道。“習仲勳出生在陝西，從事過學運、農運、兵運等各項工作，對於當地的實際情況非常瞭解。這是他年紀輕輕就能在複雜的局面下，做出正確判斷的原因。也只有腳踏實地的人才能看到更遠的未來。”姚文琦說。
“娃娃主席”樹立廉政風氣
陳家坡會議前後，國民黨地方部隊和民團多次進犯照金，都被擊退。蔣介石聞訊非常惱怒，多次電令西安綏靖公署繼續“圍剿”蘇區，還給出了最後期限。
在敵人重兵壓境的陰雲下，1933年中秋節，習仲勳得到了一個好消息——在“左”傾壓力下率兵南下、陷入困境的劉志丹，歷盡艱辛後終於回到了根據地。習仲勳來到寨子外迎接劉志丹，看到他雖然消瘦但依然精神抖擻，沒有一點灰心喪氣的樣子。劉志丹對習仲勳說：“這次我們又上了機會主義的大當，又吃了一次大虧。”聽習仲勳講完陳家坡會議的情況，劉志丹興奮地說：“這下就好了，陳家坡會議總算排除了錯誤的主張，回到正確的路線上了。”然而他們這次團聚時間很短，幾天後，劉志丹就帶領部隊踏上了新的征程。
劉志丹離開不久，國民黨部隊包圍了照金。由於敵我力量懸殊，習仲勳當即建議“部隊全部撤退，來個空城計，我們不能死守根據地”。特委採納了習仲勳的建議，要他在附近農村隱蔽下來，見機開展工作。那段時間，習仲勳病了，一位姓王的農民大娘悉心照顧了他。“她半夜裡把我從山林中叫回來，在她家裡給我吃米飯，做豬耳朵肉，有時還把白糖也給我送來。”幾十年後，習仲勳回憶起這段往事時感動依舊。
1948年5月，習仲勳在西北野戰軍前委第二次擴大會議上講話。
就在習仲勳患病的日子裡，以甘肅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發展起來。1934年初，習仲勳來到了南梁。“這片根據地是在黨內‘左’傾錯誤發展到頂點的情況下建立起來的，殊為不易。習仲勳深知這一點，一到南梁就投入了工作。”袁武振說道。
他挨家挨戶給老百姓講怎麼打土豪，如何分田地，怎麼保護自己的土地。當時的老赤衛隊員蔣成英說：“這個地方的大多數人都是陝北逃難下來的窮難戶，習仲勳和群眾的關係是，走到誰家，都是大人娃娃往跟前攆。”
隨著根據地的擴大，193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紀念日當天，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成立大會舉行，習仲勳被選為蘇維埃政府主席。由於他年僅21歲，被邊區百姓親切地稱為“娃娃主席”。
雖然當了主席，習仲勳對百姓的態度依然謙和。當時，百姓有了困難第一反應就是找“娃娃主席”，而且不管是誰、因為多小的事來，習仲勳馬上就見。在擔任蘇維埃政府主席期間，習仲勳制定了一系列發展邊區的措施。上到土地政策，下到邊區集市，他事必躬親。
更為難得的是，習仲勳當時就注意到樹立廉潔政治風氣的重要性。他帶頭執行政府工作人員的供給制，從吃飯穿衣到辦公用品，全部統一籌辦，每個人按最低標準發放。邊區政府還制定了一條法令：凡一切黨政軍幹部，如有貪汙十元以上者執行槍斃。對於領導幹部，邊區政府要求更為嚴格，一旦犯了錯誤都要處分，作為邊區領導人之一的高崗當時違反過紀律，就曾被撤職處分。
為了推動廉潔風氣的形成，習仲勳在後來的革命生涯中還曾認真制定自己的生產節約計劃：和勤務員合作種棉花、白菜，每天捻毛線1小時，一年內衣服被褥不要公家補充，冬天睡冷床，只燒爐子不燒炕，提前停火半個月，鍛鍊身體爭取不用公家醫藥費……在南梁的那段日子裡，劉志丹多次誇讚習仲勳：“你做得好啊。有你這樣的作風，咱們就會立於不敗之地。”
毛澤東給他寫下
“黨的利益在第一位”
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在延安舉行。休會期間，毛澤東回到窯洞，準備給獲獎幹部題詞，周恩來、任弼時站在一旁觀看。毛澤東先寫下“有創造精神”，打算送給王震，接著又給華池縣縣長李培福寫了“面向群眾”。突然，毛澤東停筆問道：“給習仲勳寫個什麼好呢？”眼看一時沒人說話，毛澤東沉思片刻，揮筆寫下“黨的利益在第一位”。習仲勳後來說，這幅字是“鼓勵我努力改造世界觀的一面鏡子”。姚文琦認為，這也是毛澤東對習仲勳多年來，相忍為黨，從不計較個人得失的肯定。
習仲勳出任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後，1935年7月，蔣介石調集15萬大軍再次進犯西北革命根據地。此時，根據地的“左”傾錯誤已經相當嚴重。對此，習仲勳一直是抵制態度，曾經在陝甘邊區特委會上提出糾正土地分配中“左”的傾向。然而，“左”傾錯誤的勢頭越來越強，到了9月很多人因為錯誤的“肅反”被捕了，習仲勳很憂心。不久，他身邊的一些人，包括警衛員也被關押。有人對習仲勳說，你暫時離開一下，避避風頭。習仲勳聽罷就說：“不能走！我落一個法西斯分子，把我殺了，我也不能走。這些同志都是以我的名義叫回來的，我怎麼能走呢？”
沒過多久，習仲勳被誣以“罵群眾是土匪”“不搞土地革命”等罪名，被關押在瓦窯堡。在那裡，“左”傾主義者要習仲勳“自首”，習仲勳說：“這有什麼自首的？我是革命的，你們說我不是革命，我也豁出去了，說我什麼也不要緊。”
就在習仲勳和劉志丹等西北革命根據地領導人深陷囹圄，有生命危險之際，長征途中的中央紅軍抵達甘南。毛澤東從一張國民黨地方報紙上看到蔣介石派兵“圍剿陝北共匪”的消息，得知當地仍有紅軍和根據地，當即決定前往陝北。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西北根據地的吳起鎮，毛澤東派人打聽根據地領導人的下落。聽說他們在“肅反”中被抓，關押在瓦窯堡時，中央當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接著，中央派出調查組，查明真相，很快給習仲勳等人平反。
1947年，習仲勳（左三）與彭德懷等在青化砭指揮作戰。
解除關押後，習仲勳進入中央黨校學習。在一次會議上，他見到了景仰已久的毛澤東和周恩來。雖然無暇交談，但習仲勳對當時的情形印象很深。他說，毛主席的報告完全合乎實際，令他迷霧頓散，周恩來兩眼炯炯，“好像可以洞察一切”。
1936年初，中央決定派習仲勳前往靠近西安的關中特區任蘇維埃副主席。“細細品味這個決定，就能發現習仲勳是真的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本是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現在卻要去一個重要但並不穩定的蘇區做副主席，換作他人難免會有意見。但習仲勳欣然前往，一如既往兢兢業業地工作。西征期間，他為了工作需要還短暫出任過環縣縣委書記，這個職位更低，但他毫無怨言。”姚文琦評價道。
就在赴關中任職途中，習仲勳遇到了準備率部東征山西的劉志丹。兩位一起戰鬥，又一起經歷磨難的戰友話別時，劉志丹說：“仲勳，向受過整的同志都說說，過去了的事，就不要放在心上，這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是路線問題。要相信黨中央、毛主席會解決好。要聽從中央分配，到各自崗位上去，積極工作。”這番話是劉志丹的想法，同樣也是習仲勳的想法。“這兩個人的思想境界，用‘相忍為黨’來形容，再合適不過了。只不過，習仲勳沒想到劉志丹會犧牲在東征戰場上，這一別竟成了永別。” 袁武振說。
一切為了勝利，黨叫幹啥就幹啥
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習仲勳傳（上卷）》第十六章，以“一切為了勝利”為題，講述了習仲勳在解放戰爭後期的工作。“這個題目也可以說是習仲勳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的高度概括和真實寫照。”袁武振說。
1936年9月，結束了西征任務的習仲勳又回到關中特區，任特委書記。短短3個月後，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逐漸形成。原本習仲勳這次赴關中，中央希望他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反擊國民黨的進攻。但是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身為關中特委書記的習仲勳開始了自己的思考。他對同志說：“我們大部分區鄉幹部，對統一戰線政策瞭解得不正確，一方面是認識不足，以為革命成功了，忽視統一戰線中的鬥爭一面；另一方面則對統戰對象仍懷著階級仇恨，不願做統戰工作，不與友方聯合。”習仲勳調整了工作方向，將“蘇區與友區的區域談判”“爭取民團”“加強對友區的群眾工作”等作為重點。
值得一提的是，他還很重視關中特區的少數民族，尤其是回民的工作。他主張民族平等，尊重回民的民族、宗教習慣，爭取回民支持抗日。“看到這裡你不難理解，習仲勳為什麼能在解放後主政西北時，對民族宗教問題拿捏得非常好，還和十世班禪成了忘年交。處理民族問題時相互尊重，平等以待，他早有經驗。”袁武振說道。
習仲勳（右三）與關中特區部分領導幹部的合影。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國共兩黨一致對外。但樹欲靜而風不止，隨著抗日戰爭形勢的變化，國民黨部隊常向八路軍挑釁。關中特區地處陝甘寧邊區最南端，這個現象更為突出，習仲勳曾以“山雨欲來風滿樓”形容當時的情況。面對國民黨軍隊的不時進攻，習仲勳領導關中軍民進行了長期的反摩擦鬥爭，最終的結果是“我們基本勝利了，邊區更加擴大了”。
1942年7月，習仲勳調任西北中央局黨校校長，第二年初又擔任綏德地委書記。“綏德是當時陝甘寧邊區的北大門，人口和麵積佔整個邊區近1/3，地位非常重要。習仲勳在關中6年的出色工作，說明他足以擔此大任，而這時他也才30歲。”袁武振說。在綏德，他響應中央“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號召，提出機關幹部不僅要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而且要深入農村，推動大生產。“為52萬群眾服務”，是習仲勳在綏德工作期間經常掛在嘴邊的話。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很快發動了內戰。回顧習仲勳在解放戰爭中的工作，還是那句話，一切為了勝利，黨叫幹啥就幹啥。”姚文琦說道。從在戰場上和彭德懷一起指揮青化砭、羊馬河、蟠龍戰役，三戰三捷，到後來與賀龍一起領導西北地方武裝、做後方工作，習仲勳一直是那個任勞任怨的年輕人。他在青年時期如此，在此後一生的跌宕起伏中也是如此。只要是為了黨、為了人民，他從無怨言。
愛情：在革命中一步步靠近
因為一條標語記住一個名字
習仲勳曾說，自己是一個“好丈夫”。他與夫人齊心相識於亂世，相伴相依近一個甲子。支撐他們攜手走過風雨歷程的，是相互的理解關愛，更是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處世準則。而這些基礎，正是兩人在艱苦的革命鬥爭中建立起來的。
1943年2月中旬，陝西綏德迎來了不滿30歲的習仲勳。他是從延安來主持工作的。當時地委機關駐在縣城西門一座明清時代的道觀——九貞觀裡。九貞觀分前後院，習仲勳住進了後院一孔朝南的窯洞。當地同志很歡迎他，在九貞觀大院的牆上貼了標語——歡迎習仲勳同志來綏德地委主持工作。
一個多月後，一個年輕姑娘來地委轉黨組織關係，一抬眼看見牆上還未褪色的標語，便記住了習仲勳這個名字。年輕姑娘就是齊心，彼時不過19歲出頭。她是作為延安大學中學部的骨幹力量之一，被中共中央西北局抽調到綏德師範開展工作的。
1947年，習仲勳和齊心在延安。
別看她年紀不大，革命經歷卻很豐富。七七事變爆發時，齊心剛剛考入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學，正在高興之時，卻聽到盧溝橋的隆隆炮聲。她親眼見到北平市民在街口堆滿沙袋，準備巷戰的義舉，以及日軍坦克在街頭開過，日本兵趾高氣揚騎馬而過的場景，便立志抗日救國。15歲時，齊心去抗日軍政大學第一分校女生隊學習，成了一名八路軍女戰士，還參加了反日寇“大掃蕩”戰鬥，雖然不到入黨年齡，但她表現優秀，被特批入黨。後來，她又歷經40多天艱苦行軍，通過敵人封鎖，前往延安學習、工作，再由延安來到綏德。
在綏德，齊心和習仲勳很快見面了。當時陝甘寧邊區正在開展鋤奸運動，而綏師接連發生貼匿名恐嚇信、教員被石頭打傷的案件。地委便以綏師為重點，開展防奸整風審幹運動，習仲勳也去學校做動員報告，講解黨的方針政策。一次他做報告，正是齊心做記錄，兩人坐得很近。齊心舉止文雅，記得很認真，字也很好，都被習仲勳看在眼裡。這也是齊心第一次見到習仲勳。但在她心裡，這一次只是“遠遠見到”。
讓齊心至今難忘的第一次相遇，發生在那一年夏天。那是一個星期天，齊心從集體宿舍出來，經過教室時，突然看到習仲勳迎面而來。習仲勳剛和綏師黨總支委員楊濱談完話，正從山坡上往下走。“突然見到習書記，我趕緊給他行了一個軍禮。”齊心如此回憶，“他看到了我，親切地向我微笑著，點了點頭。雖然只是匆匆而過，那一瞬間卻給我留下了一個很深的印象。”
婚前讓她寫自傳
齊心和習仲勳的相互瞭解是在工作中加深的。那時，時任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在延安大搞搶救“失足者”運動，綏師正常的整風審幹也因而偏離了方向，逼供信、“假坦白”的陰雲籠罩著學校。為了查案，甚至搞起了不讓數百名十幾歲學生回家的“搶救運動”，一時間人人自危，家長的意見也很大。這些情況引起了習仲勳的注意。他去綏師的大會上做指導，而齊心工作幹練，經常作為學生代表擔任大會主席團成員，兩人的接觸自然多起來。
有一次，習仲勳把齊心等學生代表叫到地委談話。一進他的窯洞，齊心就看到牆上掛著毛主席親筆寫給習仲勳的題詞——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齊心彙報了綏師的混亂局面，習仲勳提醒他們，應該對“搶救運動”中的偏差進行抵制，要有清醒的認識，否則照這樣下去，連學生代表自己也會被懷疑。習仲勳還引導他們總結經驗，實事求是地做學生思想工作，幫助地委扭轉“假坦白”造成的混亂局面。
這次談話給齊心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話雖然不多，就那麼幾句，但非常通俗易懂，深入淺出，擊中要害。這次談話對我簡直是一服清醒劑。而且他和藹可親，平易近人。我對他簡潔的語言魅力和他的群眾作風有了好感，非常敬服。”齊心後來回憶道。
習仲勳那時說過的話，齊心至今銘記在心。她說：“習仲勳常講，什麼是共產黨員的黨性？實事求是就是最大的黨性。習仲勳在堅持實事求是的黨性原則下，保護了大批外來的知識分子幹部。在整風班，複查平反了‘假坦白’的人，只短期外掛了一位幹部，不久也被黨中央平反。我親身參加過地委召開的擴大積極分子會議，聽了習仲勳給西北局發電報要求制止逼供信錯誤等建議的傳達，更令我對他崇敬不已。”
齊心還曾回憶，綏德分區是1940年才成立的，因為長期受國民黨軍閥統治，留下不少反共遺毒。抗戰初期，綏師又受到黨內機會主義的干擾，學生對國共兩黨認識不清。經過整風審幹運動，學校的風氣才為之一變，成為陝甘寧邊區培養幹部的學校。齊心說：“有過這段經歷的綏師同學，都會自然地回憶起整風前後綏師發生的根本變化，以及習仲勳和綏德地委採取有力措施糾正偏差，領導運動健康發展的歷史。”在這個過程中，齊心一步步走近習仲勳，瞭解習仲勳。
兩人在工作中接觸的機會多了，不見面時，習仲勳常給齊心寫信。他們之間的愛情，就凝結在了一封封鴻雁傳書中。
“第一次收到他的信，很突然。他向我介紹了他的情況。”齊心回憶，“在以後接連的信中，他談當前的工作，運動中的一些部署，今後的學習打算等等，對我很有吸引力。我感到很榮幸，但也隱隱約約感到我們之間的感情已超出一般同志關係。”
於是齊心給習仲勳回了一封信，問他，你為什麼老給我寫信？沒想到習仲勳很直接，回信說“一件大事來到了，我一定解決好”。齊心意識到“這是讓我考慮我們的婚姻問題了”。
習仲勳為了進一步瞭解齊心，還特地讓她寫了一份自傳。那時的齊心用她姐姐的話說，就是“一張白紙，染成什麼顏色就是什麼顏色”，所以自傳寫得非常簡單。但習仲勳還是從中看到，齊心當年為了早日參加革命，曾兩次從家裡偷跑，而且兩次都被父親追了回去。習仲勳笑著對齊心說：“我年輕的時候也和你一樣。”習仲勳還給齊心看了抗大一分校校長何長工寫給他的介紹齊心的信。何長工說自己認識齊心的姐姐，還見過她的父親，說她是到延安後才長大的。“這促使習仲勳下了決心，他的決心也使我打消了顧慮。”齊心說。
聚少離多的另類浪漫
不久之後，經過組織批准，習仲勳和齊心結婚了。
婚禮的地點就是九貞觀的後院。那天，窯洞裡一片歡聲笑語，前來祝賀的黨政軍領導幹部和同事戰友齊聚一堂，證婚人是何長工。大家圍在一起吃了一頓飯。在當時的條件下，這算得上是很隆重的婚禮了。綏德分區保安處幹部、被稱為“紅色福爾摩斯”的布魯給兩位新人拍了兩張照片。大家送來的字畫貼滿了牆，還有的送來牙膏牙刷。“那時我們奇缺這種日用品。牙膏牙刷我就分了，因為我過慣了軍事共產主義的生活了。有東西就大家分。”齊心回憶道。
那一天是1944年的一個春日，距齊心在標語上第一次看到習仲勳的名字，剛好一年時間。
婚後，習仲勳對齊心說：“從此以後，我們就休慼相關了，但是我不願陷在小圈子裡，今後我可能在很多方面照顧不了你。”齊心很理解。當“小家”與“大家”衝突時，“大家”優先是兩人的共同選擇。
1944年，齊心從綏師畢業，之後5年基本都在綏德縣和延安的農村做基層工作，而擔任中共西北中央局書記的習仲勳常在延安。在這段聚少離多的日子裡，兩人的感情只能通過書信維繫。“雖說我們經常相距幾百裡之遙，但我們的感情卻日益深厚。”齊心後來回憶，“那時候習老支持我鍛鍊，支持我到基層去，說這是培養青年幹部的必經之路。”
在給齊心的信中，習仲勳寫道：“農村是一個大學校，是學之不盡的知識寶庫，用之不竭的知識源泉。”他還以自己過去開闢陝甘蘇區時一村一村做調查研究、一家一戶做群眾工作的切身體會，指導妻子重視實踐和基層經驗。“如果能做好一個鄉的工作，就能做好一個區的工作。”齊心的一個好友偶然看到這些內容，不禁感嘆：“這哪裡是夫妻通信？簡直是革命的兩地書呀！”
1949年夏，習仲勳（前排右）與賀龍（前排中）等人在西安合影。
1947年春，胡宗南部隊大舉進攻延安，習仲勳協同彭德懷指揮作戰，三戰三捷。5月，習仲勳去安塞縣參加西北野戰軍祝捷大會。組織上為了讓齊心見見丈夫，便派她隨慰問團前往安塞。誰知一見面，習仲勳就當眾批評了齊心：“這麼艱苦，你來幹什麼！”齊心明白，習仲勳不是不想見他，而是戰爭形勢艱鉅，不容他分心。祝捷大會結束後，她便回去工作了。“現在的年輕人或許覺得，兩個人長期分居兩地，不夠浪漫。但是換個角度想一想，為了共同的事業和理想，相互支持，即便不能常相聚，又何妨兩人的感情。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才是真正的浪漫。”袁武振說道。
習仲勳和齊心的第一個孩子出生於1949年3月。因為是在延安橋兒溝中央醫院生的，齊心的母親便給孩子起名橋橋。當時習仲勳正在西柏坡參加七屆二中全會，得知女兒出生的消息，非常高興。回到延安，他把女兒抱在懷裡看不夠，望著女兒笑個不停。
1950年，習仲勳、齊心和齊橋橋在西安。
在“小家”圓滿的同時，“大家”也迎來輝煌。幾個月後，共和國就將成立，一幅嶄新的圖景正在青年習仲勳面前展開。
“習仲勳的青年時代基本上是在解放前、在大西北度過的。不論是早期在陝甘邊區，還是後來的延安時期，習仲勳在黨的幹部裡，都是個年輕人，卻幹出了一番實實在在的事業。從這個角度說，他是當時革命青年的優秀代表之一，甚至可以說是一位傑出的青年領袖。”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對《環球人物》記者說。在姚文琦看來，青年習仲勳最值得當今青年學習的地方是：“第一，胸懷大志，但永遠腳踏實地；第二，為了黨的事業，從來不計較個人得失，是一個真正為理想而奮鬥的人。”
作者：《環球人物》記者 李靜濤 朱東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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