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要
第一，內循環框架將深刻影響“十四五”期間的宏觀經濟。
第二，在理解內循環之前，我們可以先梳理一下之前的中國經濟是怎麼“外循環”的：世界工廠模式與中國經濟的起飛。
第三，這一模式可能存在的缺點：外貿依存度和波動性偏高；處於分工和專業化下游容易被卡；空間受要素成本和外需成長性約束；成果又融入在美元體系中。
第四，改變現有模式的機會：2011年以來全球貿易持續不振，中國對外依存度已經被動下降。
第五，改變現有模式的觸發因素：2018年以來外部發展環境的變化以及“持久戰”的判斷。
第六，內循環是怎麼樣的思路？我們理解可能包括以下四個方面：順趨勢逐步降低“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比重；利用龐大的內需市場和消費升級的趨勢，出口過剩產能轉內銷；推動優勢互補的區域經濟格局，形成一個內部分工和專業化的雁行模式；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和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進一步強化全產業鏈特徵，推動產業基礎高級化和產業鏈現代化，以更高的附加值參與全球分工。
第七，內循環的實質變化是從“出口-外匯-資本積累-城市化”變為“內需-國內統一市場-分配-擴大消費”和“產業鏈高級化-高附加值-全球分工”。
第八，內循環的關鍵攻堅點：一是消費量級的激發；二是產業鏈升級關鍵環節的突破。
第九，理解內循環的產業鏈影響，可以從劉鶴副總理“供給體系要優化”、“需求體系要升級”、“金融體系要適配”三個角度，更詳細的分析詳見正文。
正文
內循環框架將深刻影響“十四五”期間的宏觀經濟。2015年11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去產能、環保、農業供給側改革，到金融去槓桿、金融供給側，這一政策思路深刻影響了“十三五”期間（2016-2020年）的中國經濟。
同樣，2020年7月年中政治局會議提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內循環框架將深度影響“十四五”期間的中國經濟。
在理解內循環之前，我們可以先梳理一下之前的中國經濟是怎麼“外循環”的：世界工廠模式與中國經濟的起飛。80年代後的20年，隨著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利用勞動力數量和勞動力成本的優勢，建立起了有競爭力的出口產業鏈；2000年加入WTO又使中國進一步融入到全球分工和專業化的體系中，逐漸成為“世界工廠”。
1980-1990、1990-2000、2000-2010年出口年均複合增長率分別為13%、15%、20%，這也很大程度上帶動了中國經濟的“起飛”（羅斯托框架的第三階段），中國實際GDP增速三個階段的均值分別為9.2%、9.9%、10.4%。
簡單總結一下世界工廠模式就是：中國經濟的原發需求之一就是外需，外需帶動上下游產業鏈、勞動力遷移和城市化，創造順差（淨出口），順差對應國內資本積累及貨幣投放，形成再投資，從而帶動更大的外向型產業鏈規模。
這個過程也是伴隨著產業升級的，中國出口逐漸從90年代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變為近年機電產品佔比60%左右。
這一模式可能存在的缺點：外貿依存度和波動性偏高；處於分工和專業化下游容易被卡；空間受要素成本和外需空間約束；成果又融入在美元體系中。 任何增長模式都會存在優勢和缺點，上述模式的主要缺點表現為四點：
第一，這一模式下對外依存度偏高，從而導致經濟波動會深度同步於全球經濟波動。從外貿依存度（進出口總額/名義GDP）看，中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最高的時候（2006年Q3）曾達68%，近年逐步下臺階，但也在30%以上。順差佔GDP比重最高的階段（2008年底）達9%，近年在3-4%。而且，由於外需產業鏈吸納就業比例更高，因此它對經濟波動的實際影響要比基於外貿依存度看起來更大。
第二，從分工和專業化鏈條來說，外部是需求，國內是供給；而從全球供給鏈來說，最上端是技術和知識產權，往下是製造，再往下是原材料。兩輪貿易摩擦（關稅、技術及知識產權）顯示經濟在這這一個分工體系下會存在一些脆弱點，容易被卡脖子。
第三，從發展空間來看，一個硬傷是全球其他區域的經濟增長速度低於中國，這意味著如果把中國經濟的外向產業鏈視為一個整體，它面臨的需求的增速會持續低於供給增速，從而漸漸形成供給天花板；此外，這一模式的成功會帶來經濟上臺階和勞動力成本的抬升，從而也會逐漸淡化傳統的比較優勢。
第四，順差帶來外匯儲備，並變成持有美債的上升，它會導致我們的增長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是融入到美元計價體系中的。這一內生機制從長期來看可能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金融安全等。
改變現有模式的機會：全球貿易持續不振，中國對外依存度已經被動下降。2011年之後，全球貿易縮水比較明顯，2012-2019年全球出口平均增速只有1.5%，其中的高增長年份只有2017-2018年。2020年疫情影響下，全球貿易又將是一個低迷年份。
貿易低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和作為主要進口方的發達經濟體去槓桿、貿易單邊主義抬頭，以及“新經濟”業態的影響等因素均有關係。實際上，過去十年全球FDI也處於明顯的低迷期（可以參照我們前期報告《外商直接撤出中國市場了嗎》）。
這一過程帶來中國經濟對外依存度也存在一個被動下降，即外貿部門的增長速度慢於其他部門。外貿依存度從06年Q3高峰時候的65%，下降到2010-2013年的45-50%，以及2016年之後的30%左右。
改變現有模式的觸發因素：2018年以來外部發展環境的變化以及“持久戰”的判斷。2018年3月底，特朗普簽署對華貿易備忘錄；隨著2008年4月、2008年9月、2009年5月關稅的幾輪升級，中美貿易摩擦深化。2020年，傳統貿易領域的摩擦沒有進一步升溫，但美國出口管制“實體清單”仍在繼續擴大。對此，商務部發言人7月28日明確指出“對國際經貿秩序造成嚴重破壞，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造成嚴重威脅”。
年中政治局會議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同時國際環境日趨複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強”；“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正是在“持久戰”這一判斷基礎上，會議提出“加快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內循環是怎麼樣的思路？我們理解可能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順趨勢逐步降低“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比重。加工貿易目前受需求端和供給端雙向積壓，而這一貿易形式附加值又低，中國成本優勢又在逐步下降，從長期趨勢看應會逐步萎縮。
第二，利用龐大的內需市場和消費升級的趨勢，出口過剩產能轉內銷。在外部需求不振的背景下，外向型企業訂單下降；通過激活內需市場，可以實現對部分過剩產能的承接，一則可以降低出口、就業等領域的陣痛；二則也可以對接度過消費“S曲線”之後國內正在升級的消費需求，做大做優消費市場。
第三，推動優勢互補的區域經濟格局，形成一個內部分工和專業化的雁行模式。雁行模式理論是指對全球經濟或者貿易圈經濟來說，各個發展階段的經濟體可以形成產業鏈上的分工，並且能按梯隊特徵逐步升級。我國經濟總量龐大，不同省市經濟發展階段和比較優勢不同，未來藉助各城市群不同的定位和分工，以及各城市群對三四線市場的輻射，可以形成一個統一的內部大市場。
第四，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和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進一步強化全產業鏈特徵，突破關鍵技術，推動產業基礎現代化和產業鏈高級化，以更高的附加值參與全球分工。
內循環的實質變化是從“出口-外匯-資本積累-城市化”變為“內需-國內統一市場-分配-擴大消費”和“產業鏈高級化-高附加值-全球分工”。 這裡需要著重解釋下的是，在轉為“以內循環為主體”的背景下，國內需求要有一個等量級的擴張，資本品和消費品都必須有增量需求以實現產業鏈承接，前者預計將通過“新基建”（新產業以及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傳統基建（“推動城市群、都市圈一體化”）實現；後者則需要擴大消費實現；而擴大消費的前提則是分配環節更多偏於居民部門。但如果做這樣一個轉型，經濟在有些階段又可能會存在短期增長的失衡，所以政治局會議在內循環相關的論述部分特別指出“完善宏觀調控跨週期設計和調節”。
內循環的關鍵攻堅點：一是消費量級的激發；二是產業鏈升級關鍵環節的突破。實現經濟內循環，兩個關鍵難點需要突破，一是如何在傳統的消費特徵之外（比如地產繫帶來的週期特徵及約束），進一步打開消費量級，實現消費進一步替代出口和FAI，更多承擔經濟原發驅動力的功能；二是科技行業，它的特殊性是技術標準、專利等，即突破關鍵點才能成立，這需要實現關鍵環節的突破。這兩點將是未來內循環驅動雙循環的攻堅點。
理解內循環的產業鏈影響，可以從劉鶴副總理“供給體系要優化”、“需求體系要升級”、“金融體系要適配”三個角度。 2019年6月13日劉鶴副總理在陸家嘴論壇演講時曾提出上述框架。那麼，從“供給體系要優化”的角度，我們需要關注補短板（國產替代）和鍛長板（中國優勢）、製造業升級、出口產業轉內銷；從“需求體系要升級”這個角度，關注區域功能定位及城市群建設、民族品牌、國內流通體系、新興消費業態；從“金融體系要適配”的角度，關注直接金融的快速發展所帶來的影響，以及政策對傳統金融行業變革的引導。
核心假設風險：宏觀經濟變化超預期，外部環境變化超預期。
本文作者：廣發證券郭磊，來源：郭磊宏觀茶座，原文標題《【廣發宏觀郭磊】如何理解內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