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沒有用屬於他那個時代最流行的書寫方式揚名立萬，但他繼承了上古遺風，通六藝，胸懷天下。陶澍很重要，不僅僅對安化重要，對湖南重要，對整個中國都很重要。
湖南歷史上的著名人物有很多，但唐朝以前，大多數是客籍人士，例如：屈原、賈誼、張機、陶侃、杜甫、柳宗元等。
近代以前的湖南，也只是斷斷續續出過個別傑出人才，例如：蔡倫、周敦頤、王夫之等。到了近代以後，從鴉片戰爭、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湖南的人才瞬間湧現，在這段時間發揮著中堅作用。
南京大學歷史系編撰的《中國曆代名人辭典》中收錄了鴉片戰爭以前的3332個名人，湖南僅有22人，佔全國的0.66%。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中，共收錄名人714人，其中湖南籍人士51人，佔全國的7.28%。這51人中，嘉慶以前僅有3人，道光以後陸續出現48人，形成了近代在全國名列前茅的人才群體。
這些史料數據顯示，其實與陶澍有莫大的關係。陶澍重視人才，提攜人才。他在《甄別並酌量調補摺子》裡說“為政首在得人。”
他特別注重湖南人才的培養，他在任國史館編修的時候給湖南朋友寫的信中就曾感嘆，道光以前，湖南人才的匱乏。現如今的湖南人喜歡說自己是“霸得蠻”，“蠻”是一種氣質、態度以及行動力，未經馴化，就成了“匪氣”，一經馴化，就經世致用起來了。
很幸運，中國文化史出了像陶澍這樣的人，他不像陶淵明李白一樣在空想裡醉生夢死，也沒有像王維那樣活得佛系。他眼裡看到的是真實的世界，是淮河發大水之後如何救災，如何安置，如何興修水利工程抗旱減災；
如何整頓鹽政，完善制度，增加財稅又杜絕腐敗；如何改善漕運，疏浚運河，保障商貿大動脈的運轉；如何處理和邊疆少數民族的關係，軍事政治兩手抓，都能擊中要害並且對得起歷史；如何面對來自海上的威脅，如何面對鴉片問題，如何面對英國的商貿請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