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愛德華·W·薩義德《知識分子論》，單德興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2005
本書簡介
本書為薩義德總結文學、文化、政治批評的經驗，對 “知識分子”這一重要議題所作的系列反思。
他尖銳地指出，在當今媒體發達、政治與學術利益交融的時代，所謂的知識分子已經是一種特殊專業，集編輯、記者、政客及學術中間人於一身。
他（她）們身不由己，往往成為備種權力結構中的一員。反而在去國離鄉的移民逐客中，在甘居異端的 “業餘者”、“圈外人”中，我們方能得見知識分子不屈不移、卓然特立的風骨典型。
西奧多·阿多諾 （1903－1969），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音樂理論家，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社會批判理論的理論奠基者。生於德國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晚年在瑞士維斯普度假時猝死於心臟病。
比奈保爾更嚴苛、意志更堅定的流亡者則是阿多諾(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他是個令人生畏卻又極具魅力的人物，對我來說，他是20世紀中葉具有主宰地位的知識分子的良心，終其一生都在與各種危險周旋、奮戰一一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西方大眾消費主義。奈保爾出入於第三世界的故鄉；阿多諾則不同，他是徹頭徹尾的歐洲人，完全由高等文化中最高等的成分塑造而成，包含了哲學、音樂「他是伯格(Alban Berg，1885-1935)和勳伯格(Arnold Schoenberg，1874-1951)的學生和崇拜者」、社會學、文學、歷史、文化分析方面驚人的專業能力。
阿多諾有部分猶太背景，在1930年代中期納粹掌權之後不久便離開了祖國德國，起先到牛津研讀哲學寫出了一本有關胡塞爾(Edmund Husserl，1859-1938)的極深奧難懂的書。他在那裡的生活似乎抑鬱不樂，因為周圍都是些日常語言哲學家和實證主義哲學家，而他自己則是具有斯賓格勒式的憂鬱和最典型黑格爾式的形而上辯證法的哲學家。後來返回德國一段時間，成為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the University of Frankfurt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的一員，但為了安全之故心不甘情不願地逃往美國，起先住在紐約(1938-1941)，之後住在南加州。
雖然阿多諾於1949年返回法蘭克福，重任教授，但在美國的歲月永遠為他蓋上了流亡者的戳記。他厭惡爵士樂和所有的通俗文化，一點也不喜歡當地風景，似乎在生活方式上刻意維持他的保守風格；由於他所接受的教養是馬克思-黑格爾的哲學傳統，所以美國的電影、工業、日常生活習慣、以事實為根據的學習方式、實用主義，這些具有世界性影響力中的每一項都觸怒了他。
自然，阿多諾在來美國之前就很有成為形而上流亡者(metaphysical exile)的傾向：已經極端批判在歐洲被當成是布爾喬亞的品味，例如他的音樂標準根據的是勳伯格出奇艱深的作品，並斷言這些作品註定曲高和寡，知音難覓。阿多諾所表現出的悖論、反諷、無情的批判顯示他是典型的知識分子，他同樣地厭惡、痛恨所有的系統一一不管是我們這一邊的系統，或是他們那一邊的系統。對他而言，人生最虛假的莫過於集體一一他有次說，整體總是虛假的一他接著說，這種情況更增加了下列事物的重要性：主觀、個人意識、在全面受到掌理的社會中無法嚴密管制的事物。
但就在流亡美國時，阿多諾寫出了他的偉大傑作《道德的最低限度》(Minima Moralia)，此書由153個片段組成，於1953年出版，副標題為“殘生省思＂(“ 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e)。這本書的形式是片段式的、古怪得幾近神秘，既不是前後連續的自傳，也不是主題式的沉思，甚至也不是有系統的鋪陳作者的世界觀，使我們再次聯想到屠格涅夫描寫1860年代中期俄國生活的長篇小說《父與子》中所呈現的巴扎洛夫的人生之奇特怪異。
《父與子》是俄國作家屠格涅夫創作的長篇小說，也是其代表作。該作發表於1862年。小說反映了農奴制改革前夕民主主義陣營和自由主義陣營之間的尖銳的思想鬥爭。
居格涅夫在描寫巴扎洛夫這位現代虛無主義的知識分子的原型時，並未交待敘事上的來龍去脈：他短暫地出現，然後就消失了。我們看到他短暫地與年邁的雙親共處，但顯然有意與父母割離。我們依此可以推斷，知識分子由於按照不同的準則生活，所以並沒有故事，有的只是種招致不安穩的效應(destabilizing effect)；他掀天動地，震撼人們，卻無法以他的背景或交友來完全解釋清楚。
這是典型的憂鬱和不屈。流亡的知識分子阿多諾對下述觀念大加諷刺：自己的作品能提供某種滿足式，可能使人從全無“居所“的焦慮和邊緣感中得到些許短暫的舒緩。阿多諾所未言及的則是流亡的樂趣，流亡有時可以提供的不同生活安排，以及觀看事物的奇異角度；這些使得知識分子的行業有生氣，但未必減輕每一種焦慮或苦澀的孤寂感。
流亡這種狀態把知識分子刻畫成處於特權、權力、如歸感這種安適自在之外的邊緣人物——這種說法是真確的。然而，也有必要強調那種狀態帶有某種報償，是的，甚至帶有特權。因此，雖然知識分子並未獲獎，也沒被歡迎進入自吹自擂的精英聯誼會(這些團體的慣例就是排除不守行規、令人尷尬的惹是生非者)，卻同時從流亡與邊緣性中得到一些正面的事物。
選自 | [美] 愛德華·W·薩義德《知識分子論》
圖片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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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黃嘉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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