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人对一座城市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有时候真很难说。
如果把问题放在一个有权人对一座城市的影响尺度上，答案就不可以跟普通人同日而语了。
一个贪官的能量可以毁掉一座城市，或使其落后几十年几百年；而一个清官并有着远思近虑的勤官，却可以开一代风气，可以造就一座城市，为它奠定坚实的基础，以使它的强大和繁荣延续千百年。
“应该正确承认，张之洞并不是懦弱的偏心者。即使他不是中国人物中最伟大的，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国家没有正直的爱国者和有才干的政治家是不会前进的。张之洞在中国官吏中是一个少有的人才。他若爱财，他可能成为一个大富翁，但事实上他却是一个穷人。财富进了他的衙门，都用在了公共事业和公共福利上。”
——英国传教士杨格非
1837年秋天出生在河北南皮的张之洞，到武昌府做总督时业已52岁。这是一个人的人生最成熟的岁月。历经了清流党的高谈阔论，历经了山西巡抚的兴革岁月，历经了两广总督的对法作战，
阅历早已促使张之洞由一个空谈者成为一个实干家。武汉，这片潜力无限的热土便成为他的收功之地。张之洞督鄂19年，他成就了武汉，而武汉也成就了张之洞。
张之洞在武汉开办了炼铁厂，为武汉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张之洞在武汉主持修建了芦汉铁路，即后来的京汉铁路，使武汉成为“九省通衢”之城；张之洞在武汉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兵工厂，“汉阳造”曾经是中国最为著名的现代武器；张之洞在武汉大修堤防，使武汉成为今天这样的城市规模；张之洞在武汉大办教育，使得武昌的办学之风一时兴起，今天的武昌因当年的雄厚的根基而成为大学林立之地。教育带动着文化科技的发达，文化科技则给这座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莫大的动力。
张之洞所做的这一切，用两个字来形容，就叫作“开放”。在一个人存政兴、人亡政熄的年代，张之洞全然以他个人的能量，使得地处内地、经济封闭保守的武汉，拥有它生平最大的一次飞跃。
可以说，张之洞当年的政绩至今仍影响着武汉，而时间却已经过去了百余年。
光绪三十年，也就是1904年，来汉已经5年的张之洞在修好武昌南北两条长堤之后，决定修建汉口的后湖长堤。那时的汉口，始终受后湖水患威胁。汉口堡之外的大片土地，夏天汛期来时白浪滔天，冬季水退之后泥泞没胫，让汉口人十分头疼。张之洞为修此堤成立了工程处。当时的德国领事馆心血来潮，想让德国商人来承包修堤工程，张之洞断然拒绝。他大笔一挥道：“此项堤工，极关重要，湖北当自行筹办，毋庸德商干预。”张之洞派江汉关道员桑宝为总办，又请了曾经留学日本的监利人张学溪为负责人。
据说，他们在后湖中搭了一个高台，张之洞站在台上，用望远镜四下一望，扬手指定，上到哪里，下达哪里，中间经由何处。大堤的走向就这样确定了下来。根据张之洞手指之处，规划和测量路线。整个工程从开始到结束，只写了四个呈文：一是请款，二是申报开工，三是送决算，四是报告结束。干净利索得让人有些讶异。
后湖大堤实际上是两道，一道长堤，一道横堤。长堤由牛湖广佛寺即现在的堤角为起点，向西北越过岱家山，在此转一个九十度大弯，折向西南，经姑嫂树，至禁口止，共27华里。横堤则以皇经堂为起点，由南而北，经长丰垸旧堤至禁口与长堤相连，长7华里。全堤长34华里，高以铁路路基为标准，堤面宽二至三丈，堤根宽六至八丈。除了民众分段承包外，当时驻在汉口的军人也参加了这一工程。
有意思的是，因修长堤，张之洞觉得汉口堡再留下已然无用，既不挡水，且无利交通。于是便将汉口堡拆除，拿了当年修堡的砖作修堤之用，实在是有经济头脑。这道堤，共花银子80万两，法商立兴洋行买办刘歆生捐出50万两。堤修好后，涸出大片土地，刘歆生几乎购买了其中四分之一的土地。他因此而发了财，成为武汉最大的地皮大王。后湖大堤不仅挡住了威胁汉口的水患，同时也将汉口的面积扩大了几十倍，它将汉口真正变成了一个大汉口。人们后来为了纪念张之洞，在堤边修过一座张公祠，又将长堤称为张公堤，将横堤称为张公横堤。1931年大水将张公祠冲得无影无踪，但张公堤却一直屹立到今天，历经百年，张公堤现在依然是汉口一道重要的堤防。
现在的张公堤上行车方便，是一条很好的马路。人们站在张公堤上，心里充满对张之洞的感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