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新冠疫情防控取得了階段性成效，各地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階段。堅持在常態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進生產生活秩序全面恢復，確保實現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目標任務，成為當前指導各項工作的中心思想。隨著工作重心轉步轉向經濟，疫情造成的問題和困難也逐步暴露出來。其中，穩就業的形勢尤為嚴峻，問題多、燃點低、影響大，需提前研判、及早應對。
一、新冠疫情加大了當前穩就業工作的複雜性
2018年以來，受中美貿易摩擦影響，我國經濟下行壓力明顯加大，就業形勢也隨之不斷惡化。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原本困難重重的穩就業任務變得更加複雜難控。
一是用工崗位大幅下降。新冠疫情爆發後，人群聚集為主要場景的服務行業首先遭受衝擊，文化娛樂、住宿餐飲、批發零售等行業大量企業被迫關門歇業。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CHFS）2月份調查顯示，僅批發零售企業預計今年將減少用工750萬人。隨著疫情進一步蔓延歐美，最終演變成全球性大流行病，外貿訂單被大量推遲或取消，出口依存度高的紡織服裝等行業遭受了疫情的第二波打擊。據國泰君安分析，次輪衝擊將導致外向型製造業用工減少1300萬人。如果疫情下半年能夠消退，各國可以逐步取消防控措施，我國GDP增速如IMF預計的那樣下降5個百分點，全年新增用工需求將減少約1000萬人。
二是就業需求將創新高。據CHFS調查結果顯示，47.7%的城鎮家庭所持現金和銀行儲蓄只夠維持最多三個月的生活開支。疫情爆發迄今已有3個月，即使上述家庭中無就業家庭佔比按10%計算，也有1400萬個家庭需要通過借貸度日。這意味著，新增崗位至少需比上年多增700萬個，才能保證城鎮居民消費水平不下降。加上農村勞動力向外轉移需求，全年新增崗位需求較上年至少多增1000萬個。綜合就業市場供給和需求量方面的因素，預計今年新增崗位缺口將超過2000萬個。如果不及時推出有效的就業促進政策，三、四季度城鎮失業率將可能超過10%。
三是勞資糾紛增多。新冠疫情爆發導致社會生產生活陷入停滯，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這些損失如何在社會、企業和員工之間進行分擔，已成為各方關注的熱點。3月20日至今，人民網每日領導留言簡報有兩期涉及勞資糾紛。從投訴內容來看，反應最多的是用人單位欠薪、降薪、裁員等涉及員工切身利益的問題。從投訴對象來看，多數屬於受疫情影響較大的各類服務行業和外向型製造行業。從投訴主體來看，抗風險能力較差的低收入靈活就業群體佔大多數。如果問題得不到妥善處理，不僅將影響企業復工復產，還影響勞資關係穩定，甚至引發群體性勞動爭議。
二、疫情應對凸顯了靈活就業模式的優勢
靈活就業在此次新冠疫情應對中表現令人矚目。受管控隔離措施影響，就業市場一度出現嚴重的結構錯配。在疫情最嚴重的二、三月份，住宿餐飲、文化娛樂、旅遊等行業全面停業，員工大規模閒置，許多企業陷入困境。與此同時，電商、快遞等行業訂單大幅攀升，短期用工極度短缺，甚至影響到抗疫物流的通暢。在此情況下，市場顯示出驚人的自我調節能力。一些企業特別是快遞、電商等新業態企業及時引入“共享員工”、“跨界員工”模式，通過靈活就業方式實現了“抗疫復工”兩不誤。雲海餚、青年餐廳與盒馬鮮生聯合推出共享員工計劃，將400名餐廳休假員工就近派往盒馬鮮生門店工作，既解決了盒馬鮮生因訂單暴增而人手短缺的難題，又幫助雲海餚、青年餐廳節省了穩定員工隊伍的成本支出，還為餐廳員工在疫情期間提供了可靠的收入保障，是靈活就業帶來多方共贏的典型案例。
客觀來講，靈活就業並非疫情爆發後才出現的新鮮事物，在疫情爆發前已就被許多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所採用，已經成長為重要的就業吸納新渠道。CHFS隨機電話調查顯示，城鎮就業人口中約有40%屬於靈活就業者。據此推算，我國靈活就業人數已超過1.8億人。過去，靈活就業以單位是否為勞動者辦理養老保險為界定依據，整體規模約1.25億人，主要集中居民服務、批發零售、住宿餐飲等行業。如今，靈活就業人員中既有自營勞動者、家庭幫工、自由職業者、兼職人員、臨時工等傳統群體，也有在互聯網平臺的非標準就業人員。目前，有0.43億人從事經營個體（私營）企業、自主創業、網上開店，0.12億人選擇自由職業。2058萬互聯網平臺靈活就業者中，包括796萬網約車司機，455萬快遞和外賣員，114萬網絡主播，80萬微信公眾號等自媒體。
作為新興就業和用工模式，靈活就業的發展是就業觀念和需求結構變化的必然結果。新一代勞動者沒有經歷過物質匱乏，擇業時更重視工作環境及個人發展，普遍不願在流水線上就業，不願忍受底薪少、加班多、單調枯燥的工作。靈活就業不受辦公場所、用人單位、工作時段限制，連工作方式也可選擇，為實現自我價值提供了新的途徑，自然受到新一代勞動者的熱捧。據中國青年報報道，某大學2018年3645名應屆畢業生中，只有300人選擇協議就業方式。與此同時，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新平臺技術的廣泛應用對靈活就業發展也提供了支撐。一方面，傳統就業崗位減少趨勢已不可逆轉。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數據顯示，2018年末，我國工業從業人數1.15億人，比2013年末下降了17.9%。另一方面，新產業、新業態不斷湧現，提供了大量新型就業崗位。這些新崗位用工季節性波動大，臨時性、零散性用工多，具有典型的靈活就業特性。譬如，校園快遞開學季的騎士需求相當於寒暑假的兩倍。
三、幾點建議
從疫苗和藥物開發進程來看，新冠肺炎疫情有較大概率持續到2021年，疫情防控將是常態化的長期工作。新的穩就業政策既要考慮當前疫情應對需要，也要考慮未來經濟發展需要。發展靈活就業不僅有助於疫情防控常態化階段推進企業復產復工，更是經濟結構轉型加快推進過程中重要的新就業渠道。短期內，要切實保障低收入靈活就業群體的基本生活，建議每人一次性發放1500元的疫情補貼，併為公積金貸款和首套住房商貸提供3-6個月的財政貼息。長期來看，發展靈活就業應從穩就業和提高群眾獲得感的全局出發予以支持和保障，在制度和政策層面做好就業促進與勞動者權益保障之間的平衡。
一方面，要切實提高靈活就業者權益保護和社會保障水平。靈活就業者缺乏單位支持，抵抗傷、病等意外風險能力弱，理應給予更高水平的社會保障，但現行制度下連平均水平都難達到。CHFS數據顯示，與正式就業人員相比，靈活就業者享有失業保險的比例低50.5個百分點，享有養老保險的比例低27.1個百分點，享有醫療保險的比例低5.1個百分點。應針對靈活就業的特性，儘快出臺配套的勞動用工、就業服務、權益保障辦法，理順勞資雙方的勞動關係，增強社保制度的包容性。進一步完善人戶分離人員社保繳納和轉移辦法，探討建立專門的靈活就業者補充養老和補充醫療保障制度。對沒有自行購買社保能力的低收入靈活就業群體，可根據勞動所得按一定比例發放社會保障金，存入社保賬戶，不僅可以鼓勵他們通過勞動提高家庭收入，而且可以提高社會保障水平。
另一方面，及時清理對企業擴大彈性用工不合理的過時限制。現行法律法規鼓勵企業長期用工，鼓勵與員工簽訂無固定期限合同，反對用工短期化，對勞務派遣、非全日制用工極度審慎。如，《勞動合同法》第66條規定勞務派遣只能在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實施，且被派遣勞動者數量不得超過用工總量的10%。這樣的立法思路有助於保障勞動者權益，但不利於發展靈活就業。要在做好勞動者保護和就業促進平衡前提下，支持企業積極創新用工模式。適當提高簽署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要求標準，可考慮將連續簽訂二次固定期限合同改為三次，且同時要求累計工作時間超過5年。在進一步規範勞務派遣市場的基礎上，逐步放鬆勞務派遣政策要求，提高企業臨時用工比例上限。適當調整非全日制用工界定標準，允許用工單位在員工自願基礎上安排非全日制員工加班。
與此同時，還要為小微企業和小型平臺經濟成長提供更為寬鬆的生存環境。 靈活創業不僅能夠創造靈活就業機會，本身也是靈活就業的重要形式。要貫徹落實好鼓勵創新創業的各項政策，儘快制定專門的靈活創業支持政策。研究出臺有利於中小企業，特別是中小服務企業發展的優惠措施，從城市管理、街面規劃以及減免房租等方面出臺新舉措，讓小企業容易生存、容易發展，擴大靈活用工的產業基礎。
轉載自：新浪專欄 · 意見領袖
文 / 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機構
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歐陽俊、秦芳
編輯 / 湯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