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延迟退休这件事，已经从之前的“研究制定政策”，逐渐步入“实施”阶段。
从延迟退休第一次被提出至今，虽然已经过去8年，但当它真的变成现实时，还是让打工人无法坦然接受。
因为，这样的变动，对职场人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无法选择出生的时代
延迟退休，对当代职场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碾压式”的影响。
从工作年限上看，自然不必说，即便是按照十四五的最后一年、也就是2025年实施来计算，所有的80后、90后，甚至一大部分70后，都会被影响。
当然，对于那些还没毕业的00后，就更不用想了。
也就是说，在不远的将来，一个人从本科毕业，到正式退休，至少要工作43年。
除此之外，压在打工人身上的经济压力也会更大，缴纳养老保险的时间更长，领取退休金则更晚。
更现实的问题是，在“市场卖菜都要求45岁以下”的就业形势下，不知道60出头的“打工人”，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
规定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单凭个体的力量，实在难以逾越。
这不禁让我想到了之前看过的一场演讲：
东北作家贾行家，用多年时间，记录下了他所亲历的东北大国企衰落中的点滴。
当曾经辉煌无比的大企业纷纷倒闭后，那些曾以自己的工厂为傲的人们，难以接受生活突然出现的巨大转变，他们有的咒怨这个时代，开始借酒浇愁，生活陷入更大困境；有的接受不了人生的落差，精神出现问题；当然，也有的人快速走出了过去，寻找到新的出路。
在一席上的那场著名的演讲《纸工厂》中，贾行家说到：
每到了转折的时代，总有这样一群失落者。这个时候人们追求的东西，会像雨水一样蒸发到空气里，然后用一种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无法把握的概率，降落下来。
的确，面对时代的变化，任何个体都是渺小的。纵使我们有再多的抱怨和不解，也仍然要接受改变不了的外部环境。
而且，从一个更长的周期来看，我们其实仍然是处于一个很好的时代：没有战争、消灭赤贫、个人可以通过努力，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而对于那些我们无力改变的趋势，我们也同样有权利，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
执着于“计划驱动型”的人生，会变得很难
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王强，在一次谈到东西方的教育理念时，曾指出：
东方人从小受到的教育，会让我们习惯将人生看作一段段的阶段性任务，多少岁之前必须完成大学或研究生的学习，之后人生的学习阶段就彻底结束，开始步入工作阶段。
但在西方不同，学生们会将学习看成一个循环的、持续的过程，他们可能会在学习一段时间后，或者自己感到对未来迷茫时，申请暂停学业，去实习或游历，等到自己稍微想明白些，再回到学校，继续学业。
这样的方式，看似拉长了学习的时间，却更可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
其实，这样的差别，未必只存在于东西方之间，对未来的迷茫，和对过往的遗憾，可能是大部分人共同的困境。
麻省理工学院的哲学教授基兰·塞蒂亚在《重来也不会好过现在》一书中就指出，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扰：
频繁跳槽，却从未找到过真正喜欢的工作；
努力完成目标，却丝毫感受不到成就感；
权衡再三做出人生中的重要抉择，却在事后后悔不已，总觉得如果选了另外一条路，生活会好得多……
但正如这本书的书名一样，无论我们如何选择，甚至是有机会能让我们重来一遍，我们的生活，也不会好过现在。
因为，只要我们执着于“计划驱动型”的人生，就会永远体会不到当下的乐趣，而只是在疲于奔命。
塞蒂亚指出，“计划驱动型”的人生，促使我们把正在做的所有事，都当作“终结性活动”来看待，因此整个人生，就变成了一个个任务的集合。
抱有这样的观点的我们，无法从当下在做的每一件事中体会到乐趣，而只能感受到“完成任务”过程中的痛苦，而我们满脑子想的，也是“尽快完成它，我就能得到什么”。
可实际上，除了下一个“任务”，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待“延迟退休”这件事，就会发现，事情好像具有双重讽刺的意味：
一方面，我们努力奔向的理想生活——退休，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般轻松美好；而另一方面，新政策的出台，让我们连“想象美好未来”，都几乎做不到了。
其实，想要摆脱这种苦闷情绪，也并不难，首先要尝试的，就是放弃对“计划驱动”的执念：
专注在当下的事，争取最好的结果，拥有目标，但不执着于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最重要的是，当人生目标被不可控的外力改变甚至阻拦时，也要有坦然面对、接受变化的勇气和弹性。
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工作和生活
日本人大田正文，是个普通的上班族。2001年，刚结婚的他，和妻子从广岛搬到东京。
2006年的一天，大田突然发现，自己和妻子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五年过去，他还是和刚来东京时一样，每天往返于公司和家之间，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也没能结识一个新朋友。
而妻子则不同，早早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做兼职模特，有了新的社交圈，人生和以前大不同。
大田意识到，再这么下去，情况不太妙。为了跟上妻子的步伐，他决定，从休息日入手，做出改变。
2011年，大田将自己多年利用休息日找到新生活的经验，写成了一本有趣的小册子——《休活》。
在书中，大田指出，在我们以往的观念中，我们在认识“时间”这个概念时，常常将工作和假日分开，觉得工作是工作，放假才是真的生活。
可实际上，无论是工作还是业余，都是我们生命的一段连续时间，改变生活状态，首先要从改变对时间的认识方式开始。
不止是改变对时间的看法，很多事情，当我们站在另外的角度来看，就会有新的发现。
在一次关于当下年轻人生活现状和996现象的演讲中，梁文道曾从代表“工作”的几个不同英语词汇的本源入手，给“工作”这件事，赋予了不同层次的定义：
他指出，我们常说的“Job”，原意是指“有待搬运的木材和煤炭”，“Career”的本意，是指“一段漫长、平坦、连续的道路”。
而“Vocation”，则是指那些对我们发出“召唤”、我们“天命”应该去从事的事。
当我们看待职业时，如果只期望找到一份被称为“Job”的工作，自然就难逃“搬砖”的命运，而如果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些，能将我们当下在做的事，看作是漫漫人生路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能感受到来自命运的召唤，则不但会驱除“搬砖”所产生的疲惫感和无奈感，还会让我们更加专注在工作的本质。
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曾指出：生计和生活二元对立是不对的，工作应该能让我们追求人生的完整。最理想的生活，应该是在工作中寻得的，用工作将生活串联起来。
而当新政策来临，我们不得不用生命中最美好的40年时间来投入工作时，一份工作的职位高低、体面与否，其实远远不如能否让我们从中体会到乐趣、能否与我们的生活融为一体，来得重要。
04写在最后
罗马皇帝奥勒留，是著名的斯多葛学派代表人物，一千多年来，他的智慧影响了无数人。
如今，即便我们身处飞速发展的时代，也依然能从他的思想中，找到当下问题的答案。正如他在著作《沉思录》中所说：
毫无怨言地完成非做不可的事。种种焦虑，只是源自内心的判断。找到内心的安宁，就能有条不紊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