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後冬季
雖然二人都是滅佛，但如果另知內情的話，我們從中便不難發現，拓跋燾和宇文邕二人滅佛的過程和個人想法則是“相差甚遠”的。自古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雖然這句話多指南梁武帝蕭衍的極力信佛，但是由此也不難表現出南朝（宋、齊、梁、陳）統治者對於佛教本土化的崇高信仰。當然了，普天之下，既有尚佛，那就少不了滅佛。
話說中國歷史上“滅佛浩劫”先後共經四次：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後周世宗柴榮。其中，前三次皇帝的滅佛又被後世史學界簡稱為“三武滅佛”，不過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不是“三武滅佛”，而是“二武滅佛”。這四次滅佛事件之中能夠稱之為“浩劫”的兩次“滅佛事件”就當屬“北朝二武”的兩次滅佛了。佛教起源於古印度，最早傳入中國是在我國的西漢末年。三國時期，佛教雖然初具中國本土化之規模，但是還是有很大限制。轉眼魏晉南北朝時期，天下初穩，佛教這才大規模地發展了起來。那我們今天不妨來談論一下最早“二武滅佛”的不同之處：
其一：拓跋燾兇殘、宇文邕相對柔和
這一點是立足於兩人在面對滅佛時的態度上來說的，太武帝相比起周武帝來說，所執行的力度要大的很多。宇文邕下令滅佛後，便立即招致了許多人的非議。但是決定滅佛的宇文邕最終力排眾議，展開了大規模的滅佛。之所以說宇文邕滅佛程度相對於拓跋燾來說比較柔和，那是因為宇文邕在滅佛過程中只是搗毀、燒滅了一些寺廟，對於當時將近200多萬的佛教神職人員則採取了遣散的政策，只有抗命不從者才會被處以極刑。反觀拓跋燾在滅佛上可謂是“特別之人”了，他的口號是“一境之內，無復沙門”，進而用“消滅肉體”的殘忍手段滅佛，一時之間，百萬沙彌葬身死地。
其二：“二武滅佛”的初心和影響不同
①拓跋燾原本是佛教信徒，而且在其早年登上皇位之時，也並未想過滅佛。但是隨後拓跋燾改信了道教，又因為太子拓跋晃極其極其信奉佛法，於是拓跋燾才開始了大肆滅佛的進程。拓跋燾滅佛此舉，完全只站在了個人利益之上，其滅佛影響，於國、於民，皆遠遠不如後周武帝宇文邕。
②反觀北周武帝宇文邕，他本是一名“儒者”，在對待佛教、道教等宗教態度上，最早是推崇“平等相處，共同發展”的，奈何北周時期的佛教盛行已經嚴重阻滯了社會發展。如不急性整頓，唯恐天下不亂。當時北周面對著這樣的局面“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計之，僧尼大眾，二百萬矣，其寺三萬有餘。”如此存在，已經極度影響了北周的財政收入和士兵來源。無可奈何之下，宇文邕才不得已下達“求兵於僧眾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的滅佛政策。
尚武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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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武菌
我是雪上長留馬行處，見字如同見面。
北魏和北周都屬於北朝，北朝（386——581）是中國南北朝時期存在於北方五個朝代（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的總稱，與南方地區相繼出現的宋、齊、梁、陳四個朝代對峙，合稱為南北朝，我們奉北朝和南朝共為正統。
北魏（386——534）共計148年，是北朝的第一個王朝，佔了整個北朝的近五分之四。北魏是鮮卑族道武帝拓跋珪於386年在盛樂建立的政權，當時北朝還是四分五裂的局面，直到53年後的439年，太武帝拓跋燾才統一了北方。
拓跋燾是446年下“滅佛”詔的，為何要“滅佛”呢。？因為北魏在統一北朝戰爭的過程中，人口急驟下降，後來，雖然統一了北方，但還面臨西邊北涼和南邊南朝宋的威脅，而百姓都厭煩了戰爭，紛紛出家為僧，遁入佛門淨土躲避戰爭，這樣，即招不到足夠的兵源，同時又恢復不了經濟，所以，拓跋燾下了“滅佛”詔，宣佈佛教為邪教，禁止佛教傳播，佛教徒限時還俗，不聽勸阻者，一經發現，悉數坑之。
而北周（557——581）是北朝的最後一個朝代，經歷了北魏分裂，西魏和東魏對抗，最終北周滅北齊，重新統一了北方。周武帝宇文邕於572年誅殺宇文護，掌握了實權，574年下詔“斷佛、道”二教，令僧侶、道士還民，577年滅了北齊後，這一政令繼續執行。宇文邕的時代面臨的問題是寺廟、道觀遍野，社會財富都集中在這些寺廟、道觀裡，宇文邕的“滅佛”，為的是寺廟裡的財，開始是為了集中物力、財產，攻滅北齊。打敗北齊後，為了是剷除北齊貴族的反抗基礎，因為這些寺廟、道觀都是由貴族贊助和控制的，又是善男信女朝拜和求仙的公共場所，容易受到蠱惑發生事變。
北魏太武帝“滅佛”為的是人，北周武帝“滅佛”為的是財，這是兩者的最大不同。太武帝是隻“滅佛”不“滅道”，而武帝是“滅佛、滅道”一起滅。太武帝的目的，是為了西伐北涼，南抗南朝。武帝的目的是，集中力量統一北朝，繼而穩固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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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班長
佛教傳入中國後，在中國分南北兩個不同的方式發展：南方寺廟雖也發達，但由於南方有北方帶去的魏晉老莊思想的傳統，所以南人窮研佛經，探索其經義，使佛教成為“三玄”之一。南方僧尼雖多，但地廣人稀，並未引起嚴重的經濟問題。北方則不然。佛教在北方所傳為“大乘”，偏重因果報應輪迴之說。“五胡亂華”初期的匈奴人如劉淵等人，雖染中華文化，但陶冶不深，而士卒則不然，一旦得勢，野性難馴，兇殘淫虐之性，恣意發揮無餘。佛教的因果報應輪迴之說，使這批暴戾嗜殺的蠻族恐怕死後入地獄受酷刑而對自己的行為有所節制，因而成為約束無法無天暴行的一種無形的法律。西域僧圖澄即以此告誡石虎、石勒的兇殘性行。石虎更加上民族的色彩，認為佛是“戎神”，自己是胡人，“應兼從本俗”。在這種形勢下，北方佛教大盛，廟宇營建，出家者眾。這些人的出家動機複雜，有的只是求佛庇護，有的則是求溫飽，一些公卿們則因君主篤信佛教，逢迎上意而已。來自西域的鳩摩羅什宣揚大乘，學行優異，深得眾信，聲勢浩大，後秦主姚興（394—416在位）復大力倡導。在這種情況下，佛教徒自是良莠不齊，奸宄混匿。與此同時，五斗米教亦彷彿教脫胎換骨，而另成一個爭取顯貴與群眾的集團。所謂“道教”，雖奉老子為教主，但並不闡發老莊哲理，而以煉丹求藥致長生不老以取信於人，也能迎合半開化的君主及一般人的胃口，於是在中原遂有了佛道之爭，與南方的佛道哲理交相激盪融通不同。
第一次佛、道的衝突發生在北魏太武帝二十三年（446）。太武帝篤信道教寇謙之的“仙化”之說，寵臣崔浩亦信道。是年太武帝到長安，知一座寺廟中的和尚飲酒，搜索之下，發現寺廟和尚私藏大批釀酒用具，又有“密窟與貴室女私行淫亂”，並藏有武器及官吏富室寄存之財富數以萬計。崔浩進言毀佛，於是太武帝下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敢有隱匿沙門者，誅滿門；又通令全國（時已統一中原），“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銅人者，門誅。……沙門無少長悉坑之”。有少數和尚逃到江南。這道禁令厲行了六年，太武帝死後（452）才被廢除。經此浩劫之後，中原的佛教教徒公然組織民眾武裝叛亂，見於記載的有四次。孝文帝曾詔令：“比丘不在寺舍，遊涉村落，交通姦猾，經歷年歲。”政府令民間不得收容這類遊方和尚，蓋恐怕釀成赤眉、黃巾之禍。
北周武帝的禁佛與上述的原因不同。他本人信儒，想用理說服釋、道兩教。北周武帝八年（568），他曾在大德殿召集百官、和尚、道士等於一堂，親自為眾人講解《禮記》；次年又在同一地方兩次召集同樣的兩千餘人“討論釋、老義”，親評三教優劣存廢；四年後再集眾辯三教先後，結論是儒、佛、道的次序。數次辯論之後，北周武帝乃於574年下詔“普滅佛、道二宗”。他要消滅的不只是佛教，道教也在內，與北魏太武帝主要站在道教的立場上有別。
北周武帝普滅佛、道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原因。孝文帝時中原的僧尼總數約為八萬人。五十年後，僧尼總數增加到二百萬人左右，差不多佔全國人口的十五分之一，很顯然是“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的貧農太多之故。中原分裂為兩國之後，北齊僧尼的人數在二百萬左右，北周約為一百萬，但北周總人口少於北齊，物產也遠不能與北齊比擬，相形之下，社會因僧尼逃避役調而加重了很多負擔。北周如欲征服北齊，必先充實國力，強迫僧尼還俗是增加勞力投入生產的最佳辦法。當時即有人認為有德的窮人要納調賦，無行的富僧卻免一切賦役，實在是不公平。有人建議僧侶必須服兵役，否則納免役費，但未提到寺產繳賦調的問題。所以幾經在學理上的辯論後，北周武帝下令將全國寺廟的資產全部沒收，近百萬的僧侶全部納入均田戶，投入生產，壯丁編入軍隊。他未如北魏太武帝“悉坑之”那樣恨沙門，因為動機不同。道教的命運也是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