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当代世界军事情况，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强军思想，并回应社会上关于“中国应否增加核弹至千枚”等国家安全形势问题，现围绕所立题目，就以下六个问题，谈谈自己的学习、认识和理解，供参考。
一、当代军事革命
军事革命的含义是：人类社会军事领域划时代的重大变化，是军队战斗力质的飞跃；它以武器装备科技含量的大幅提升为主要标志，也包括军队组织结构指挥体制和作战方式的重大变化。
国内多数学者认为，人类社会自有武装冲突和战争以来，已发生了三次军事革命。第一次是由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转变，它发生于16-17世纪的欧洲，以滑堂枪炮的产生并装备军队为标志。第二次是由热兵器向机械化的转变，它发生于20世纪上半页，以欧洲军队使用装甲车、坦克车为主要标志。第三次是由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变，它以信息技术运用于武器装备和作战指挥为主要标志，1991年的海湾战争，由美国拉开了信息化作战的大幕。
严格地说，人类社会的军事革命，应当不止于三次。如由徒手搏斗向刀剑刺杀的转变就是一次，它以生产力的石器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转变为基础，与冷兵器的产生相一致。再如，近代铁甲军舰的产生，作战飞机的产生，核武器的产生，不仅使战斗力大为提升，而且相继产生了海军、空军、火箭军这三大新的军种，使军力结构发生了几次革命性变化。三次革命的划分，是一种大陆军思维。谈及这个问题，不为学术之争，而是为了进一步确立人民军队的海权思想和立体作战思维，深刻领会中国新时代关于“军种主建、战区主战”的军事改革。
当代军事领域的信息化革命，是以信息技术为龙头的大变革，它涉及到许多新的科学技术，是一种大的技术群。概括来说，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信息技术，包括计算机、微电子、光电子；二是材料技术，包括复合材料、纳米材料、隐身材料；三是能源技术，包括核能、光能、生物能；四是空间技术，包括航空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
军事科技的变革，也必然引起军队编成体制和作战方式的重大变革。我们用三句话来概括这种变革：一是由单一陆军的多兵种协同作战，向陆海空天电立体化联合作战转变；二是由人海战术向精兵合成转变，军队建设由数量规模型转入质量效能型；三是作战指挥由层次多、纵深长，向减层次、扁平化转变，师以下单位独立作战能力增强。自海湾战争以来，这些特征已逐步成为全球军事变革的基本趋势。
1991年的海湾战争，由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当时伊拉克有兵力95万人，飞机、大炮、坦克一应俱全，机械化程度很高，军队官兵又经过“两伊”战争的锤炼，在中东地区实力最强，萨达姆信心十足。但是，美国联合多国部队，动用兵力10万人，出动了6艘航母和上万架次飞机，运用卫星传输导航和精确制导打击，仅用42天时间，便瘫痪和击垮伊拉克。战争结束时，伊拉克死伤10万人，美国才死伤350人。这是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高技术局部战争，它使全球军事界感到震惊，也引发了新的军事改革和军备竞赛。
海湾战争使中国开始关注武器装备的高科技和信息化，但直到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国大使馆被美军“误炸”，中国军费才有了较大增长，武器装备的到逐步改善。
二、大国军力比较
2019年，全球有230多个国家和分治地区，人口约78亿，生产总值约为86万亿美元，常备军1300多万人，2019年全球军费开支19170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2%，相当于每人约249美元。其中，美国军费开支达732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开支的38%以上，超过其后9家军费支出的总和。
近年来，如同世界高校排名一样，国际社会也有多家机构开展军力排名和评估。其中，可信度较高的是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和全球火力网站。全球火力网站最近发布的全球军力排名前十位依次是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法国、英国、埃及、巴西。
注：表中的总兵力包括军内文职人员、武装警察部队、实编预备役部队。
目前所有的军力评估方法中，都为将军队的战斗意志和指挥艺术纳入评估要素之中。我们对军力和战争的认识，既应高度重视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也不应陷入唯武器论。军力对比的关键，是不应出现武器装备的时代差，防止“非对称作战”。其中，江泽民主席在任时，提出制约美国航母的“杀手锏”问题，已得到落实。近几年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海空军作战能力又有较大提升。可以有把握地说，目前，我军的武器装备，总体上仍不如美国，但已不存在军事革命意义上的时代差，综合军事实力可与俄罗斯并称世界第二。
从核武器来看，综合多家机构分析，在核弹数量上，俄罗斯为6850枚，美国为6450枚，中国为280枚。就最远射程看，俄罗斯的“撒旦18”为1.6万公里，美国的“民兵3”为1.3万公里，中国的“东风41”为1.2万公里(“东风5B为1.4万公里”，减少载荷时可达1.5万公里)。对这种毁灭性武器，数量不在多，主要是看当量、射程和突防能力。
注：依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美、中、俄、英、法五国合法拥有核武器。弃核国家有：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西、前苏联遗留(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南非。
三、国际战略格局
国际战略格局的含义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在国际社会起重大作用的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及其结构形式；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大国和强国，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战结束至苏联解体的45年中，被称为两极格局。它表现为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开展持续的对抗和冷战。其间，由于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希望与美国缓和关系，以利自身发展，美国也有意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利增加一个遏制苏联的砝码。但中美建交后，中国不可能完全听美国指挥，美国也不可能把中国视为真正的朋友。这就形成了著名的“大三角”关系。
两极格局结束后，由于失去了强手制约，美国“一超”独大，想打谁就打谁。两次海湾战争和一次科索沃战争，都是国际关系严重失衡的表现。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积极倡导和推进国际格局多极化。我们所说的“多极化”，主要是指：美国为“一超”；俄罗斯、欧盟、中国、日本、印度、东盟、澳大利亚等各为一极。由于多极中有几个实际上是美国的盟友，真正的多极化，需要一个历史过程，需要各种势力的此消彼长和重新组合。
在美国一家独大的格局中，研究美国的国家战略及其基本走势，对我们正确分析和认识国际形势十分重要。美国的国家战略与中国不同：中国的国家战略主要研究本国如何发展，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美国的国家战略，实际上是全球战略。美国的军事战略服务于这种国家战略，因此，美国同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订有多边和双边军事条约，海外基地与设施共800余个，控制了全球海域的16个咽喉要道，向40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军事援助，与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订有援外军事训练计划，海外驻军主要集中于欧洲、中东和日韩地区。其军事战略方针是，以北美为安全后院，以中东为能源基地，时刻准备在东西两线，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其中，西线军力部署主要是推进“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东线主要是利用日本力量和台湾等问题，不断打压中国。中美之间有合作，但遏制中国的崛起和挑战其霸权地位，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走向。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我们希望和平崛起，但和平崛起最有效的力量仍然是强军备战、“导弹竖起”。
四、中国安全环境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强音和主流，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我们仍处在一个较长时段的战略机遇期。但中国也面临着多种安全隐患。其中，主要是领土领海权益与经济安全问题。
一是台湾前途问题，台湾问题的隐患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退民进”，政治生态中分离倾向在加大，民心思统的份量在降低；另一方面，美国始终在干预台湾问题，并促进了“台独”势力逐步坐大。由于美国把台湾问题作为遏制中国的一张王牌，台湾问题已上升为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要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就必须做好与美国打一场局部战争的充分准备。
二是南海岛礁问题。中国南海共350万平方公里，其中九段线以内的主权海域为210万平方公里。在主权海域内，包括中沙、东沙、西沙、南沙四大群岛，海洋资源丰富，油气储藏高。其中，南沙群岛中多数岛礁在20世纪70年代后相继被越南、菲律宾等国侵占，权益争端涉及到“六国七方”。邓小平曾提出过“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应当明确“主权归我”。为干预争端，美国又高调宣布，要“在南海自由航行”。三年前，我国成立了“三沙市”(辖西沙、中沙和南沙的地级市，市政府驻地在西沙区永兴岛)，隶属海南省，加强了对我方权益管理，但彻底解决亦有很大难度。
三是东海权益问题。东海之争源于中日甲午战争，表面上看主要是钓鱼岛主权归属之争，实质上是涉及20多万平方公里海权划界和油气资源开发利用之争，也是中日两国的历史国运和未来发展之争。对日本来说，作为一个力图扩张的岛国，涉及它能否打破“雅尔塔”法定条款给予的挫败，争取生存空间和向政治大国迈进。对中国来说，这涉及到能否洗刷被日本侵略的历史耻辱，努力推进民族伟大复兴的早日实现。
四是中印边界问题。中印边界习惯线在清代处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双方没有争议。印度曾是英国的殖民地，1914年，英国驻印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以秘密交换文件的方式，对中印边界重新划线，即“麦克马洪(驻印陆军上校、外交官)线”。这条线与原有线相比，中国领土被划入印度达12.55万平方公里，对此，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1962年，双方曾为此交战。目前在争议区内，我方实际控制3万多平方公里，印度却控制了9万多平方公里。2017年6月发生的“洞朗”事件，就与中印边界锡金段的划分争议有关。边界划线争端，始终是中印关系的一个不定时炸弹，一遇风吹草动，就可能擦枪走火。
五是经济安全问题。经济安全关系民生，既是传统安全，也是新兴安全。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了三重困难：一是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面临着更大的就业困难；二是房地产已失去支柱产业功能，替代性或新的支柱产业尚未形成，面临着增长下降的压力；三是特朗普发起对华贸易大战，中方面临着资本外流和出口困难的趋势。尽管我国经济具有较大弹性和韧性，但这三重矛盾叠加和全球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却增大了顺利渡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对此，我们必须深入研究，积极谋划和应对。
五、中国强军方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军队和国防建设。他围绕强军兴军，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理论，进行了多项改革决策部署，形成了新时代中国强军方略。这一强军方略以“听党指挥、作风优良、能打胜仗”为统领，以军队改革为重点，以“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目标，是当代中国军队和国防建设的科学指南。
一是强军的进程——三大阶段划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对实现强军目标问题，首次明确了阶段划分和时间表。这就是：确保到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军事战略能力有较大提升；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全面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到2035年基本实现军队和国防建设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使中国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什么是世界一流军队？我的理解，就是能与美国平起平坐。目前，我们还只是二流且尚有明显不足的军队。美国近两年时常在中国南海航道耀武扬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问题。因此，加强军备、提升军力，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至于核弹问题，中国有氢弹威力和射程优势，保持必要数量和有效反击能力即可，沒有必要做数量竞赛。其实，美国庞大的军费开支和核武库，只是其多家军工集团坑民误国的"摇钱树”，已成为美国财政赤字不断上升的罪魁祸首。
二是强军的困难——富强辩证统一。富国与强军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两大基石。历史表明：只富不强，被人窥视，屡遭入侵；只强不富，缺乏根基，滑入二流，苏俄为例。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习近平强调，要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推动军费开支与经济发展按比例同步增长，实现两者之间的互相协调和辩证统一。1999年，我军军费仅有不足100亿美元，与台湾地区相当；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2019年，我军军费已达2610亿美元。
三是强军的灵魄——思想政治建设。习近平十分重视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突出强调“传承红色基因”。红色基因是指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理想信念和优良传统；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自人民军队创建以来的成长壮大之因，是由弱向强和立于不败之因，依然是新时代我军建设的灵魂。
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和保家卫国的武装集团，必须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灵魂。新时代我军的思想政治建设主要包括：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守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坚定惩治军中腐败，保持人民军队本色；加强官兵思想政治工作，密切军政军民关系，严明军纪和以法治军。
四是强军的根本——加快应战准备。强军的根本问题是提高作战能力。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开展实战化训练。军事斗争准备是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基本军事术语和常态工作，为防止“和平建军”思想状况的发生，必须强调实战化训练，做到“练为战”，杜绝“练为看”，达成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五是强军的关键——军事改革。为适应现代化作战要求，必须深化军队组织结构和指挥体制的改革。十八大以来的军事改革或叫军队改革，有一个从调研论证到高层决策的过程。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指挥体制，即撤销四总部，设立军委15个直属机构；二是重新设置战略方向和战区布局，将原来的七大军区调整为五大战区，强化海军和空军建设，陆军裁撤30万人。基本实现了“军委抓总、军种主建、战区主战”的总体设想。
六是强军的潜力——深化军民融合。军民融合的含义是：将军队和国防建设的物质文化生产部门，有机地融入到国民经济建设的体系之中，形成投资成本的兼容和双赢，这是实现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的优化路径。例如：军队的被装厂，可以军转民，既能生产军装，也可生产民服；对某些军队人才的培养，凡是地方院校可以培养且缺乏规模需求的专业技术人才，军队就不必再专办军校，地方院校的国防生教育，即属教育类军民兼容的高等教育。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如飞机场、飞机制造厂，由于投资较大，可以军民结合、平战结合。
六、台海局势分析
(一)台湾现实情况
台湾是中国第一大岛，陆地面积3.6万平方公里，现有人口2300万人。台湾经济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处于世界中等发达水平。台湾经济于1950-60年代起飞，得益出口导向和社会稳定，也得益于蒋介石从大陆运走的56000箱黄金(按当时汇价约合100亿美元)。1999年时，台湾GDP总量相当于大陆的约三分之一，现在仅相当于大陆一个发达的省份。这说明两个方面问题：一方面，大陆近20年发展较快，把台湾比下去了；另一方面，民进党上台后，台湾乱象丛生，人才和资金外流，经济增速下降。
台湾问题作为中国安全的隐患，主要是政治生态恶化。台湾有四个族群(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有五个主要政党(国民党、民进党、新党、亲民党、台联党)，主张两岸统一的人数日益减少，这与国民党地位下降，原来随蒋介石退守台湾(50余万人)的“外省人”数量急剧下降有直接关系。人口结构的变化，直接导致文化和思想结构的变化，新生代与大陆的亲情感渐行渐远。据台湾一家媒体的民意调查显示，主张独立的占28%，主张维持现状的占55%，主张统一的仅占13%，其余4%拒绝对“统独”问题表态。
(二)中央的对台方针
台湾问题是解放战争的历史遗留问题。三大战役结束和海南岛解放后，毛泽东曾筹划和布局解放台湾，后因朝鲜战争爆发，为避免南北两线作战，台湾问题被搁置。1950年代末，毛泽东曾设想过“和平解放”，甚至让蒋介石保留军权(可视为一国三制)。周恩来将其中的具体内容，概括为“一纲四目”。
一纲是必须回归和统一。四目是：台方同意后除外交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蒋介石；台湾军政及经济建设费用不足之处，悉由中央政府拨付(台每年均有财政赤字)；台湾的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后协商决定；双方互相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邓小平主政中央后，明确提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为了不让美国人钻空子，也防止单纯和平统一观念的产生，他又明确指出：主张和平统一，但决不作放弃武力解决的承诺。我理解，承诺放弃武力解决，会导致长期拖延以及“和平分裂”。邓小平为及早商谈解决，曾把它列为1980年代的三件大事之一，故有“叶九条”的产生。
(三)美国的对台政策
美国对台政策是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棋子。它干预中国内政的原因和企图有三：一是从政治上遏制共产主义，这既表现为新中国成立前的“扶蒋反共”，也表现为为解放后的“亲台反华”；二是台湾地理位置重要，被美国视为“不沉的航母”，控制了台湾，就可以向北控制日本，向南控制震慑东南亚各国；三是作为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控制了台湾，就控制了西太平洋的贸易通道，为美国占领这一区域的贸易市场提供有利条件。
在对待“统独”问题上，美国是既反对统一，也反对独立。因为，统一有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而独立，又会引发大陆武力攻台，使美国陷入对华交战，可能会导致得不偿失。这就形成中美台之间非常微妙和奇特的互动型“小三角”关系。就美国来说，它一方面持续对台军售，抵御大陆动武，另一方面也时而敲打一下“台独”，美国对台的基本策略是：反对“急独”，培植“缓独”，实现“不统不独”。因为，维持两岸分治和不统不独的现状，对美国遏制中国总目标最有利。
(四)对台湾走势分析
台湾问题的走势，取决于“小三角”关系的互动，从根本来说，取决于大陆的军事实力或综合国力。美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中国文化是义大于利，穷也要有志气，死也要站着死；美国文化是利大于义，奉行丛林法则、欺软怕硬，打败了就投降。历史上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特别是我军炮击金门，都一再证明了美国人奉行“大炮的射程之内是真理”。
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看，两岸和平统一的希望在不断降低，武统的趋势在不断加大。我们曾希望以“大三通”(通商、通邮、通航)增进两岸“情近”、“心通”。看来，善意的对台优惠，反倒事与愿违；因为统一将失去分治的好处，谁还乐意争取统一呢。我曾参加过两岸关系问题的学术交流，深感对方(蓝营)心态的复杂性。
据一项研究推算，到2028年之前，中国GDP总量将超越美国，美国认为这是对它的最大挑战。美国秉持“零和思维”，相信“修昔底德(古希腊史学家)陷阱”，必将在经贸、金融、知识产权领域，对中国不断施压。但我们也应看到，由于美国四处树敌、军费开支过高、财政赤字超重，国际形象和国家治理能力下降，若不改弦更张，必将自食恶果。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2019-7-24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10-18
[3] 刘亚洲.《当代世界军事与中国国防》.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03
[4] https://www.fmprc.gov.cn
[5] https://www.sipri.org
[6] https://www.globalfirepower.com
(作者：王保庆，河南理工大学客座教授，军事科学院原战略部正师职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