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磊看市
今天跟大家討論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那就是在美國民主黨拜登即將執政的未來四年裡，美國內部經濟政策到底將會走向何處，中美人才、科技等底層競爭領域會有什麼新的變化的問題。
當然，要把這個問題說清楚，並不是一篇分析就能解決的，我僅僅是有感而發，表達一下當下自己對這個問題的一點點小看法，如果能給大家思考這個問題帶來些許幫助，那已經是心滿意足了。
關於對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的研究和討論，實際上本身就是對美國，以及全球政治、經濟等的研究和討論，因此，我們要從分析美國兩黨政治的運行邏輯，來尋找其戰略和戰術問題。
最近我也一直在想，如何才能非常簡單的將美國兩黨政治跟全球政治經濟的發展，尤其是跟中國的崛起相結合來做一個概括性解釋，以便大家很好的找到自己的關切，但這非常的吃力，因為這牽扯到複雜的歷史演變和龐大的現實國際關係，不過我還是想挑戰一下子，望大家提出批評意見。
接下來我要跟大家討論的問題分為兩個大的層面，一個是，為什麼說民主黨主政的美國，才是中國真正的“對手”？第二個是，中國如何來應對這種變化。
一
首先我們來研究第一個問題，那就是民主黨真正的“威力”到底是什麼。
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比喻來形容一下美國現在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其實民主黨屬於典型的建制派理想主義者，而共和黨屬於實力派現實主義者，請大家先不要急著咬文嚼字來反駁我這個總結，需要大家繼續往下看。
對於建制派理想主義者的民主黨來說，有三個最重要的特點，第一個是人才的全球性，第二個是商業的平臺性，第三個是政治的道德制高點。
這跟共和黨有本質的區別，共和黨在人才方面，有著嚴重的歧視性，因此就變成了白人優先的區域性，而非多種族的全球性；在商業領域，共和黨核心利益在於單一產品的競爭力，屬於產品型思維，而非平臺思維，民主黨則是平臺思維；第三個是共和黨並不在乎是否掌握了道德高地，“美國優先”並不是一句空話，為了達到某些目的，可以幹很多國際社會明顯反對的事情，民主黨這方面要好很多。
那這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一旦民主黨上臺，中國要面對的，將是一個比共和黨更加麻煩的競爭對手，因為如果共和黨是一個站在明處且急功近利的對手，那麼民主黨就是那個站在“暗處”且深謀遠慮的對手。
其實目前我們看到的中美的競爭，實際上都是看得見的競爭，但問題是，中美之間的競爭，未來更取決於那些看不見的競爭。
美國兩黨之爭，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種危險的政治遊戲，但我們要從另一個層面來研究這個問題，我可以這樣說，其實美國兩黨背後，存在一股強大的自發的，且很默契的國家意志。
我這不是說美國社會現在沒有矛盾和問題，而是我們首先要搞清楚美國會從什麼邏輯來解決問題，這就好比任何一個國家，在遇到問題的時候，總需要解決辦法。
因此，可以這樣說，如果把美國比作一隻軍隊的話，民主黨就是負責休養生息和搞後勤建設的，共和黨就是負責衝鋒陷陣的，所以大家會看到這樣一個情況，美國需要休養生息的時候，就讓民主黨上臺，完了再讓共和黨上臺去“衝鋒陷陣”。
所以民主黨上臺後，往往更注重建立盟友，制定長久的經濟策略，籠絡人心等等，而共和黨一上臺，就開始尋找攻擊對象，發起各種極限攻擊，而後民主黨再上臺幫共和黨擦屁股、恢復經濟，然後再等待共和黨上臺繼續發飆。
這種循環目前還在持續，也就是說，美國兩黨對於美國這個建立在“打仗”基礎上的國家，實際上就代表了準備“打仗”和“打仗”兩種模式。並不存在誰更友善的問題。
二
好，接下來我就給大家以最近半個世紀的美國曆史來舉例說明，尤其是我要告訴大家，民主黨是如何屢次“重振”美國經濟的，這有助於我們理解拜登的未來政策。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由於美國陷入越戰，以及跟蘇聯的冷戰也較為被動，美國國內掀起了巨大的反戰浪潮，社會問題開始暴露，吸毒等人數劇增，艾滋病就是那個時候開始傳入美國並流行開來的。
而在同一時期，蘇聯在人造衛星、洲際導彈、空間站建設等等方面都領先美國，給美國帶來了很大的競爭壓力，美國科技水平似乎被蘇聯超越，整個七十年代，美國在美蘇冷戰中都處在防守的位置。
回顧整個七十年代，美國在共和黨總統尼克松和福特執政的這段時間裡，可以說是內外交困，1971年尼克松為了應對美國的“滯漲”，直接向全球違約，宣佈美國不再履行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的承諾（跟今天的特朗普退群毀約類似），以美元大幅貶值來刺激經濟，但這並沒有讓美國經濟好轉，從1973 年到1975 年美國實際GDP 不僅沒有增長，而且還下降了0.7%。
到了1977年，民主黨總統卡特上臺，而正是由於卡特的上臺，美國得以休養生息和制定出了更為有遠見的政策，為後來的繼任者，共和黨總統里根，奠定了打贏冷戰和美國經濟浴火重生的基礎。
那卡特總統到底做了什麼呢？
我這裡只舉兩個例子，一個是，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很多人知道1972年共和黨總統尼克松訪華，但其實尼克松訪華並沒有給中美關係帶來更深層次的變化，中美真正的建交和關係升溫，是1979年民主黨卡特總統時代的正式建交，這給美蘇冷戰帶來了決定性變量。由於中美正式建交，同年，蘇聯為了打通南下通道，破除美國封鎖，並給中國施加西北方地緣政治壓力，不得不入侵阿富汗，成為蘇聯最終解體的導火索。
經濟層面，1980年《拜杜法案》在美國國會獲得通過，這一法案給美國，乃至世界帶來的影響，至今還在持續。
在此之前，美國雖然也擁有全球最多的人才和最好的科研環境，但由於更多的科研是政府資助，其科研項目產生的專利權，一直由政府擁有，導致整個科研領域的效率非常低，整個聯邦政府持有的專利，只有不到5%轉移到了市場，產生了很少的商業價值。總體來說，就是政府擁有很多專利，但沒有動力和能力進行商業化，而私人部門有動力和能力實施商業化，但沒有權利。
可以這麼說，卡特任期內通過的《拜杜法案》，使得私人部門享有了聯邦資助科研成果的專利權，從而產生了促進科研成果轉化的強大動力。後來整個里根時代的美國專利科技的爆發，以及對蘇聯競爭當中的經濟持續性優勢，其活力和動力的來源，實際上《拜杜法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們熟悉的人類第一臺個人電腦、第一個手機、第一張光盤、第一套操作系統等等，都是在《拜杜法案》簽署後幾年內誕生的。
那我說這個是什麼意思呢，我的意思是，從中可以看出，儘管在諸多大的國際博弈當中，共和黨往往衝在前面，出盡風頭，但真正背後的後勤功底，或者說基礎，是由民主黨打下的。
三
後來蘇聯解體，共和黨總統里根1989年屆滿卸任，因打贏冷戰獲得了越來越高的評價，因此而後接替里根的依然是共和黨，即老布什總統，而老布什上臺後，就發動了以高科技主導的海灣戰爭，美國在海灣戰爭期間開啟的精確制導和超視距打擊令世界目瞪口呆，從此人類戰爭進入了新紀元。
但問題是，美國在1990年10月至1991年3月，陷入了二戰後第八次經濟危機，老布什以多次降低利率和加速海灣戰爭刺激經濟，但也難以擺脫衰退。
最終，老布什連任失敗，民主黨人克林頓在1993年上臺，其口號是“笨蛋，問題還是在經濟”。於是，克林頓在其競選文件《復興美國的設想》中，宗旨性的提出了：“50年代在全美建立的高速公路網，使美國在以後的20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為了使美國再度繁榮，就要建設21世紀的‘道路’，它將使美國人得到就業機會，將使美國經濟高速增長。”
大家應該知道克林頓所說的21世紀的“道路”是指什麼。克林頓政府經過了詳細的醞釀之後，在其上臺後的 1993年9月15日，發表了一份題為“國家信息基礎設施行動動議”的文件，在文件中他將這一戰略稱之為“國家信息基礎設施”，這就是後來被大家熟知的美國“信息高速公路”計劃。
按照當時的計劃，克林頓政府將通過投資4000億美元，用20年的時間，逐步將電信光纜鋪設到所有家庭用戶。到了1994年，美國政府提出建設全球信息基礎設施的倡議，旨在通過衛星通訊和電信光纜連通全球信息網絡，形成信息共享的競爭機制，全面推動世界經濟的持續發展。
如今被大家熟知的谷歌、亞馬遜等美國的互聯網巨頭，乃至後來諸多美國互聯網巨頭的誕生，其實最重要的一個推手就是當年克林頓的“信息高速公路”計劃。這一計劃同時也給美國在互聯網領域稱霸世界奠定了基礎。
克林頓之後的共和黨總統小布什，能夠耗費數萬億美元去打阿富汗、伊拉克等戰爭，實際上也是由於有當年克林頓時代積攢下來的雄厚“基礎設施”，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互聯網經濟所帶來的聯動和規模效應。發展至今，美國已經擁有了新的霸權，即互聯網霸權。
那很多同學可能要問了，小布什之後的奧巴馬也是民主黨，為美國經濟做了什麼長遠規劃呢，好像沒聽說啥啊，我可以告訴大家，正是由於奧巴馬的上臺，美國內部的協調能力得到了極大的提升，這是美國走出2008年金融危機的最重要支撐。
奧巴馬的說服力和協調各方利益的能力，使得不僅推動了應對金融危機期間，美國各部門之間的通力協作，而且還推動了全民醫保這種在美國很難想象的法案的通過，另外奧巴馬竟然還說服美國國內簽署了伊朗核協議，要知道美國鐵桿盟友以色列、沙特，以及美國國內傳統勢力都是反對這一協議的，但奧巴馬通過一頓眼花繚亂的操作，硬是把協議給簽了。當然，特朗普上臺後立馬就給撕毀了，但這並不能否認奧巴馬政府具有建設性的長遠佈局能力。
關於具體的科技和經濟層面，奧巴馬政府也並不是沒有建樹，我只舉一個例子，比如奧巴馬推動的發展清潔能源的計劃，對經濟產業的影響，也可以說是歷史性的。
奧巴馬的上臺使得傳統汽車行業和石油行業對新能源汽車的壓制被大幅削弱，特斯拉得以快速發展，比如奧巴馬上臺一年後特斯拉上市，如今特斯拉的市值已經超過了5000億美元，成為又一個美國收割世界的超級品牌，市值已經是全球最大的傳統汽車公司豐田的2.8倍，是德國大眾的5倍。
我還可以這麼說，如果不是中國用政府力量來發展新能源，推動新能源汽車，支持國內新能源汽車行業的發展，恐怕未來新能源汽車領域還將是美國的天下。目前已經有三家中國新能源車企進入了全球汽車企業市值前十。歐洲和日本也都不是美國對手，互聯網行業的歷史將會重演。
當然，很多人可能會說這都是泡沫，由於這不是本文討論的範疇，我就不展開來說了，此時我只想問一句，今天我們還會認為2000年美國互聯網泡沫破裂，以及當時大跌的亞馬遜、谷歌等，就能用一句泡沫可以總結的嗎？
特斯拉這種超級品牌在美國的出現，絕不是偶然，德國和日本傳統汽車企業也很強大，環保意識也都很強，為什麼沒有誕生像特斯拉一樣的新能源汽車品牌呢？美國同樣有著通用、福特等等強大的傳統汽車品牌，石油比德國和日本更加便宜，新能源汽車本應該沒有市場啊，為啥還是出現了特斯拉這樣的品牌，這是需要思考的。
一個公司的市值可以有泡沫，但歷史趨勢滾滾而來，這就好比你依然覺得特斯拉，以及中國的比亞迪、蔚來、小鵬等有泡沫，但電動車是歷史趨勢。
美國民主黨堅持發展清潔能源，除了所謂道德層面關注人類命運，其實最根本的邏輯是它可以刺激新技術和新商業的出現，而新技術和新商業本身就是美國“收割”全球的前提條件。
另外，奧巴馬政府推動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如果特朗普政府很好的協調推動的話，估計剛剛東盟和中日韓澳新等簽署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恐怕也就沒那麼順利了。
說到這裡，你還覺得奧巴馬什麼都沒做嗎？
四
至此，很多同學可能會說，這不是來給美國吹牛的嗎？其實真還不是，因為我們必須要要搞清楚民主黨和共和黨真正的區別，才能知道美國這樣一個依然稱霸世界的國家，歷史以來是如何應對自己身困局的，如何建立新的競爭邏輯，並一次一次反敗為勝的，這樣我們才能知道如何更加深入的調整自己，尊重對手和學習對手，來應對新的挑戰。
當然，如果僅僅回顧過去，看看歷史書就好了，接下來我還要帶著大家，看看拜登這屆民主黨政府會採取何種策略來拯救撕裂的美國，以及陷入衰退的美國經濟，從而找到對其他國家，尤其是對中國的影響。
我可以這樣說，從目前的情況看，全球幾乎都低估了拜登可能採取的非常時期之非常策略。其他的我就不詳細說了，我這裡只說兩個方面。第一個是關於人才的問題，第二個是關於科技發展的問題。因為民主黨擅長此道，而這兩個方面我認為會對未來中美競爭產生根本性的影響。
首先我們來看看關於人才的問題。
按照拜登的承諾，在其上任後的100天時間裡，要向參議院遞交一項移民議案，為美國超過1100萬的無證移民提供取得公民身份的機會。
請注意，這看上去似乎很不切合實際對吧，因為美國共和黨和保守派一直就認為，是非法移民等搶了美國的工作，特朗普要求趕走這些非法移民，收緊簽證，並修建墨西哥牆等，那拜登上臺為什麼要一下子給1100萬的無證移民提供取得公民身份的機會呢？
原因很簡單，因為民主黨並不認為美國工人的工作是被這些非法移民或中國搶走的，而恰恰是因為美國缺少勞動力競爭優勢，致使製造業優勢喪失，企業轉移到了其他國家，很多人也就失業了。
如果給千萬級的無證移民以合法的身份（非法移民可選的工作非常有限），那將增加美國各個領域勞動力的競爭，有利於企業降低成本，並留在美國。
那大家再想想，在底層勞動力市場，拜登政府都會採取如此大膽的策略，那高端人才市場呢？有人在最近的發佈會上問道過這個問題，拜登的回答是：“再堅持一下，我快上任了”。
按照預計，拜登將取消美墨邊境“修牆”計劃，並會通過頒發行政令的方式來促進非法移民的家庭團聚。拜登還表示他將“立即取消”針對於13個穆斯林國家來美國的旅行禁令和移民限制。
拜登還計劃將DACA（童年入境者暫緩行動）永久化，這個行動是什麼意思呢，DACA是2012年由前總統奧巴馬簽署實施的一項移民項目，規定在美居住5年以上且在16歲前首次進入美國的31歲以下非法移民，若無犯罪記錄，可申請有效期為2年的DACA身份。2017年9月5日，特朗普政府宣佈，廢除“童年入境暫緩遣返”(DACA)移民項目。
當然，放開更多移民也存在很多風險，但按照民主黨的邏輯，其實不放開的風險更大，因為美國的活力，以及競爭力，更重要的是美國領導世界的合法性來源，就是“移民社會”這杆大旗。
如果讓大家越來越覺得，美國僅僅是白人的美國，恐怕其口號就不得不變成“美國優先”，還如何領導世界？民主黨的目的，就是要讓世界覺得，美國依然是世界的美國，這看上去是簡單的自圓其說式理論論證，但如果忽略了這些論證邏輯，美國故事就講不通了，就會動搖美國的世界地位，美國曆史的循環和延續都會被打破，所以這是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那民主黨就不擔心種族撕裂的問題嗎？其實也非常擔心，但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在於，讓美國時刻處在全球的領先位置，只要美國依然是全球科技最發達，經濟活力最高的經濟體，那麼種族問題就是小問題，因為大家都離不開美國，都在享受美國的經濟發展紅利，所以鬧一鬧也就過去了。
所以，移民，以及對全球人才的吸納，能夠保持美國在人才和研發方面的優勢，同時也帶來了足夠的房地產、教育、資本和市場流動性，這是經濟競爭力的重要體現，有了這樣的優勢，就可以在全球獲得更大的超額利潤，這些超額利潤流入美國，美國就有足夠的經濟和財政來解決內部問題，比如這次新冠引發的問題，就可以用足夠的財政資源去補貼，但美國的財政資源是哪裡來的呢？很簡單，就是由一個又一個的人才，一個又一個優秀的企業，來維繫著美國的美元霸權、國債（財政）霸權、科技霸權和軍事霸權。
因此，吸引全球人才和豐富勞動力市場，本身就是解決美國內部矛盾，並持續擁有競爭力的終極戰略。
五
除了移民，拜登在解決內部經濟長遠發展問題方面，還將採取一個比較隱晦，但未來可能會非常重要的措施。
我在前文中提到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卡特政府期間推出的《拜杜法案》，這一法案給美國科技領域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其實拜登最近任命了一個人，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其真實的意圖。
根據最新的消息，美國加州聖克拉拉大學法學教授錢為德受拜登團隊委任，加入美國商務部過渡團隊，成為該團隊唯一的華裔女性。
其實我關注的並不是錢為德的華裔身份，而是作為美國知名的知識產權法專家，被邀請加入拜登團隊其實揭示了拜登團隊更加宏大的政策意圖，拜登政府更為真實的戰略是要顛覆和重塑美國現有科技創新市場環境。
我給大家說一下錢為德是做什麼的估計大家就明白了，其實錢為德作為一個專利法專家，其態度非常明確，那就是她認為，目前美國的專利法系統過於嚴格，導致許多在原有技術上創新的發明家，因無法支付高昂的專利費而喪失創新動力。另一方面，目前的專利法也讓生產商不得不支付高昂的專利費用，從而使專利科技的量產化和實用化面臨挑戰。
其實翻譯過來就是，降低基於二次創新的成本，不能讓那些一旦握有專利，就漫天要價和限制基於該專利的二次創新的行為。另外就是，不能惡意的發起對生產商的專利訴訟，說白了就是生產商可以適當的“抄襲”，迅速生產並投放市場。
當然，我解釋的也並不精準，但大家可以自己去體會一下，我個人認為一旦在這個領域美國有所突破，而制定出一系列的法案或策略，那意味著美國將再次獲得了類似當年《拜杜法案》一樣的創新和生產力量。
尤其是第二條，這意味著，如果美國的技術不夠先進，美國的生產商就可以“抄襲”其他國家的專利來搞生產，而且在專利訴訟的時候，是要偏袒生產商的，關於這一點，我個人認為是戰略上應對中國科技力量的崛起，美國已經為未來中國可能的超越做好了應對的準備。
也就是說，如果中國的技術先進，美國的生產企業可以直接“抄襲”（大概意思），而法律更偏向於生產者。請注意，美國是國內法大於國際法，也就是說，一旦美國國內法有這樣的傾向，意味著給美國企業“抄襲”生產帶來了合法性。
說到這裡，我可以做個總結，從我提到的關於移民和科技專利這兩個方面來看，拜登從根本上已經扭轉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邏輯，特朗普政府認為是中國等搶了美國人的工作，但拜登政府認為這是美國勞動力競爭缺失所致；特朗普政府認為中國“盜竊”美國技術等等，而拜登政府認為這樣指責沒有什麼意義，美國應該做的是制定更好的創新環境，繼續引領創新，並且還考慮到了如果對手在創新領域超過美國，應該如何應對的問題。
大家應該能看明白什麼意思了，如果說特朗普政府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於對手，那拜登政府就是把所有的問題，自己扛了下來，然後去想解決問題的辦法。那大家再想想，目前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把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這個時候誰對中國的戰略“威脅”更大？我認為恰恰是向內尋找答案，“深謀遠慮”的民主黨。
那中國如何應對呢？
六
關於中國如何應對的問題，我說一下微觀層面，那就是必須要做出異曲同工的策略應對，我首先來說一下關於拜登政府移民政策的中國方式。
如果說美國勞動力市場的關鍵在於移民問題，那麼中國勞動力市場的結症就在於戶籍問題，中國目前按照常住人口算，城鎮化率是60%，但如果按照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中國的城鎮化率只有44%，也就是說，中國有超過2.3億人長期居住和工作在城市，但並沒有獲得城市居民的身份。
請注意，我說的這2.3億人，是城市常住人口，並不包括2.8億來回遷徙的農民工，而是實實在在的城市長期工作居住者，而這些人大部分都接受過良好的教育。
由於2.3億人沒有“合法”的城市身份，中國勞動力市場非常不穩定，充滿各種不確定性，直接影響到產業鏈的競爭和經濟運行的可持續性問題。很多城市建設和工廠企業，往往每隔一段時間，就得重新換一批新的工人，有時候工人多到隨便挑，但有時候加價一倍都招不到人。
尤其是很多城市白領和藍領，也往往因為無法獲得相應的身份，在事業發展最好的時候，正是給國家和社會經濟做貢獻的時候，不得不因為戶籍主導的孩子上學考試等等問題，離開原來工作的地方，甚至回到老家，這對國家人才資源來說，是巨大的浪費。
我舉個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比如在北上廣深這樣的地方，一個程序員所做出的貢獻，不是用簡單的工資就能衡量的，因為這些程序員表面看上去是在某個企業打工，但其實參與的是中國跟國際社會的競爭，具體說是跟美國、印度這樣的國家競爭，正是由於這樣成千上萬的程序員，才使得中國有了跟印度IT產業，以及美國互聯網巨頭競爭的互聯網等產業。
但在北上廣深，能獲得城市身份的程序員其實是很少的，大部分幹上幾年，使勁加班，攢夠了錢，在老家買個房子，就離開一線城市結婚生孩子去了，或者轉行幹別的工作了。
程序員僅僅是一個例子，中國還有大量的工商學、社會學、歷史學、哲學、工學等等數以萬計的人才，很多學科回到老家基本上是用不上的，但最終還是不得不因為戶籍和孩子教育等問題，在工作上妥協。這種勞動力的浪費無法用金錢來估量。
當然，你可以說，這些大學生回到老家或三四線城市，可以振興鄉村，但我要告訴大家的是，鄉村振興只能依靠兩個邏輯，而不應該是一種因戶籍政策等限制下的無奈之舉。
鄉村振興第一個要靠國家意志，因為國家有巨大的財政能力，可以吸納大學生公務員群體，然後委派到農村，由於公務員體系，本身的工作方向就是服務於國家政策，所以以公務員的形式進入農村的大學生，就不是人才的浪費，而是人盡其用，很多大學生以公務員的身份進入農村服務，本身就是一種公共服務理想，而不是無奈之舉。
縱觀世界上每個發展良好的國家，都會出現致力於公共服務的有志青年，這些青年才是中國鄉村振興的最基本人才構成。
另一個是，鄉村振興需要城市的外溢效應，也就是說，如果放棄城市化帶來的紅利，尋求單純的鄉村振興，這是非常不現實的。我們現在的戶籍城鎮化率只有44%，美國是85%，日本是93%，要知道一百年前美國的城鎮化率就已經超過了50%，日本二戰後的城鎮化率也已經超過50%了。
日本、美國，以及歐洲等農村非常發達的原因，並不是人家有多麼好的鄉村振興政策，而是人家有超級發達的城市，以及城市與農村之間非常發達的公路、電信、管道等等互聯互通基礎設施，然後城市裡面外溢出來的資本、人才可以高效進入到了農村，鄉村得以振興。
所以，未來如何讓這常住在城市的2.3億人獲得真正的確定性身份，以及提供相應住房和教育等資源供給，將是中國勞動力市場變革，應對美國新一輪移民狂潮活力的關鍵，畢竟中美之間人才和勞動力的競爭是最基礎的變量。
七
那除了戶籍制度改革，為了應對民主黨可能發起的科技創新變革，中國該怎麼辦呢？
最近關於螞蟻金服暫停上市的問題，鬧得沸沸揚揚，我覺得看待這個問題，不能就事論事，因為一旦就事論事，就變成了選邊站隊的問題，屬於放大內部矛盾。而我認為這個問題，實際上本身牽扯到中國未來的科技創新活力和國家政策執行力的問題。
在歷史上，中國出現過貴族社會，同時也出現過平民社會，很多時候，平民社會的進取心會更大，而貴族社會會顯得更寬容一些，但中國很多時候出問題，往往既不是貴族社會，也不是平民社會，而是當平民成長為貴族，跟傳統貴族互相勾結，削弱了中央，對中央權力形成很大的挑戰，整個大統一市場就會被摧毀了，陷入割據和內耗，外敵就有了可乘之機。
因此，我個人說點可能敏感的話，支付寶和螞蟻金融實際上是不同的概念，一個是技術問題，另一個實際上是政治問題，我認為螞蟻金服的崛起，實際上跟傳統國有金融企業的配合也有很大的關係，目前已經互相交織在一起了，也就是說，比如騰訊和阿里巴巴等互聯網巨頭背後，實際上都有國有企業的各種影子，這意味著什麼呢？
如果按照歷史範例來看，這意味著新興的平民資本，跟傳統的貴族（國有）資本已經結合到了一起，馬雲之所以敢炮轟銀行，就是因為他非常清楚，螞蟻金服跟銀行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那我要表達一個什麼意思呢，我的意思是，儘管國有企業是國家的，但國有企業具體是人來操作的，其業務等已經非常市場化了，因此以市場的理由來決策國家也沒話說，也就是“以市場的名義”可以做到跟新興平民資本的聯合，但作為中央來說，平民資本的崛起，實際上是可以制衡和刺激國有資本的，這樣效率會更高，但現在的問題是，平民資本崛起後，跟傳統資本就結合到一起了，這將削弱中央的權威。
中國經濟要保持高效的運轉，實現真正的復興，首先要保證中國是一個平民社會，而不是貴族社會，因為我們還處在需要論功行賞的創業階段，而不是論資排輩、你爭我奪的分蛋糕階段。
平民社會就是要給底層晉升的通道，要有平民為主的官僚和施政主體，要維護中央的絕對領導權威，要維護大統一市場，要關注弱勢群體，要不斷的用發達地區的財政收入去補貼和開發邊遠落後地區，這樣才能跟已經超級發達的美國這隻資本帝國野獸抗衡，否則中國很難擺脫類似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一樣的命運。
當然，我這裡並沒有反對國有企業改革，也沒有說混合所有制有問題，而是要提醒大家，我們每一種選擇的最終目的到底是什麼？我這種觀點肯定會得罪很多人，但我說這個的目的，真不是有意去要得罪誰，而是這關係到接下來我要說的問題，那就是我們如何應對拜登政府即將開啟的新的社會創新模式。
中國要建立更大的創新空間，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能讓中國內部市場進入到互相“勾結”的內耗，我說的內耗，並不是說減少競爭和不搞混合，而是關於最終目的的問題，由於這種內耗把目的完全放在了國內，變成了你死我活的對存量市場的爭奪，這會影響到中國的對外戰略和長遠發展，這就好比說，當企業主體把眼光都放在國內的時候，不管如何實施改革、創新和競爭，其實對於整個國家經濟來說，其實就是從你口袋轉移到他口袋裡的內耗。
我舉個例子大家就明白了，阿里巴巴和騰訊的海外收入佔比，還不到5%，要知道這兩個企業，可是中國互聯網發展的名片。我可以這樣說，中國第一批興起的互聯網巨頭，一直在搞內耗，但如果大家去看看最近幾年興起的幾個巨頭，比如抖音、小米等，在海外迅速就發展起來了，抖音海外版TikTok之所以被美國打壓，原因本身就是其佔領了國際市場，而小米今年三季度的營收裡面，海外收入已經佔比過半。
再比如最近發展比較火爆的新能源汽車，中國幾個新能源汽車品牌，一出來就是國際定位。大家可以仔細思考一下我應該要表達的意思，其實越是離當下越近的創新，其國際化視野和程度就越高，同時中國科技的國際競爭力就越強，我們就能去賺別人的錢。
而恰恰傳統科技企業，以及早就發展起來的互聯網巨頭，依然萎縮在國內市場。比如我們很早就發展起來的微博、門戶視頻等，海外用戶僅僅就是偶爾用來做一下宣傳，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計的，現在新浪微博市值還不到100億美元，優酷視頻好像已經退市，愛奇藝也不過160億美元的市值，而美國的Facebook、奈飛、推特加起來的市值超過1萬億美元，騰訊很厲害吧，但騰訊包括微信和視頻等所有業務都體現在其股價上，也不過7000億美元的市值，而且美國這些巨頭的市盈率，都低於中國互聯網企業，也就是說人家的泡沫更小。
當然，中國企業和品牌內耗的案例，不僅僅體現在互聯網領域，銀行業我就不說了，再比如中國的超級品牌茅臺，2019年海外銷售額還不到4億美元，只佔總銷售額的3%，請注意，茅臺海外銷售額裡面，其實很大的一部分，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海外銷售，而是靠政府倡議的“一帶一路”等沿線，本身因中國企業和中國消費者走出去之後，帶出去的銷量，也就是說，很大一部分依然是中國人自己消費的。
對比來看，英國的帝亞吉歐（全球最大的洋酒公司）去年的銷售額是1126億人民幣（同期茅臺的收入是854億元），整個歐洲和土耳其的銷售額加起來，也只佔到整個銷售額的16%，英國本土的佔比就更低了。也就是說人家賺的是全世界的錢。
那我舉這些例子，跟創新有什麼關係呢，其實關係可大了，我本身並不反對企業在國內市場的拓展，這是企業穩定根基的前提，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如果企業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內部市場，將意味著這些企業將持續擠壓新生的創新空間，並帶來很大的社會問題。
現在很多人說美國貧富差距很大，但美國的貧富差距，跟中國的貧富差距是不同的，美國的富人賺取的超額利潤來自全球，而中國的富豪賺取的利潤來自中國人自己，這種貧富差距的邏輯存在天壤之別。如果中國各類企業大部分利潤都來自海外，因此而帶來的貧富差距應該被樂意的接受。
八
因此，我個人認為如何理解中國新興平民資本和傳統資本互相“勾結”，擠壓內部創新市場空間，降低經濟活力的問題，將是未來中國在創新領域政策的重要研究方向。
按照我的思考，可以向兩個方向拓展，一個是，不要把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分開來看，他們都是市場主體，都不能以任何理由阻礙創新市場，更不能達成某種威脅整個市場公平競爭的交易。
另外，嚴格懲罰大企業對小微創新企業產品的抄襲，以及阻止對其戰略性的收購；繼續做大註冊制科創板等中央親自部署的直接融資渠道，讓小微創新企業在缺乏資本支持的時候，直接面向公眾市場，而不是面向巨頭。
同時，學習美國可能的模式，那就是小企業可以低成本獲取，甚至“抄襲”大企業的技術，而大企業絕對不能抄襲小企業的技術，在專利訴訟方面，應該理直氣壯的偏袒小企業。至於法律層面如何論證和做出解釋，這就需要很多智慧，這也是為什麼拜登政府要專門組建錢為德等為首的專利創新法律團隊的原因，按照我的預測，最終美國這些法律專家會搞出一套冠冕堂皇的，為中小企業或個人，以及生產商的創新法律空間，來對抗大企業對科技領域的壟斷。
其實大家去看，諸多巨頭都在拼命的申請專利，最後形成了專利霸權，但這些專利真的有多少進行了商業開拓，真不好說，反而由於擁有了巨量資源優勢，霸佔了很多專利之後，對於那些不利於當下自己獲得壟斷利潤的技術，就會一直捂在口袋裡不會市場化，變成了對創新的極大阻礙者。
這就好比說，賣蠟燭的商人，就算髮明瞭電燈泡，也是不會願意讓電燈泡普及的，甚至希望這個世界永遠沒有太陽，這樣蠟燭的需求就更大了。
另外，對牛哄哄的傳統互聯網巨頭和傳統金融等國企巨頭，可以按照國際市場佔比的考核方式，來評估其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從而在各類牌照、政策和稅收、反壟斷等方面採取不同的措施。對那些國際市場佔比越來越高的中國企業，應該加以支持，而對於那些在國內市場呼風喚雨，在國際市場毫無競爭力的企業，要十分警惕，千萬不要聽這些企業高談闊論。
最近一年多來，我依然天天能聽到這些巨頭們吹牛，但我至今沒有看到他們聯合起來去想辦法，如何應對美國高科技平臺給中國帶來的挑戰，可以說只有中國政府在努力想辦法，以及像華為這樣的企業在單槍匹馬的苦苦支撐。更搞笑的是，其他幾個手機生產商還高喊，華為不行了沒關係，華為喪失的份額我們給補上了，但問題是，你們就沒有跟華為一樣的風險了？你們的芯片國產了？你們可以不用谷歌安卓系統了？
要知道當年美國企業發現日本半導體產業給自己形成競爭威脅的時候，立馬就聯合起來了，在打擊日本的半導體產業的時候，美國基本上是傾巢出動，從政府部門到企業聯合，而我們的企業還在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甚至還在互相拆臺競爭。
如今美國對中國高科技領域的絞殺，大家真覺得是隻針對華為中興等少部分企業嗎？真覺得只是由於特朗普和蓬佩奧嗎？那就大錯特錯了，美國企業界只不過是躲在背後借刀殺人而已。還沒輪到你那是因為你還不夠格做人家的對手。
另外我想說的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成長起來的平民資本群體，實際上是十分需要社會認可的，社會應該給他們一個自我實現的出口，這樣會降低跟傳統資本的“勾結”（不攀附國有資本就沒有足夠的信用），培養民間信用的力量（中國目前國家信用太強，而民間信用太弱，這導致缺乏緩衝機制），這樣民營資本就不會過度的攀附權貴資本，整個國內市場的內耗度反而就降低了。
同時，引導新興富豪把更多的個人資產投資在學校和醫院等，要知道中國的協和醫院，就是當年美國平民資本洛克菲勒家族資助建立的，美國也經歷過中國這樣的時期，富豪們錢多得沒地方花，社會對其非常不滿，於是後來美國推動了由鋼鐵大王卡耐基所推崇的“財富的福音”（擁鉅富而死者恥辱）的宗教倫理邏輯，引導富豪們把更多的錢投向了學校和醫院等，最終完成了美國富豪階層的聲譽蛻變，也給美國軟實力的爆炸性增長帶來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中國的一帶一路，缺少的正是中國民間慈善力量的介入，一帶一路不僅僅是產業、信息等的互聯互通，還應該成為中國富豪們走出家門，展現中國企業家情懷的地方，中國的企業、產品和基礎設施建設走到哪裡，中國富豪的慈善和各類資助也應該走到那裡，資助建立學校和醫院是可以溫暖數代人心的，這有助於中國真正成為世界的中國，而不僅僅是中國人的中國，這對於那些想把企業做幾百年，並期望世界接納的企業家來說，本身也是戰略性的解決方案。
九
好，最後我再給大家來一個小總結，由於我上一篇付費文章，寫的是世界進入了“三國時代”，很多同學也在問這個問題，這裡也做個回應，我當時提出的是，世界將進入到以歐盟經濟圈、美國經濟圈和中國經濟圈為主導的“三國時代”。有興趣的可以去詳細看我的上一篇文章“美國大選已給世界帶來不可逆的衝擊，全球將進入“三國”時代”，我這裡就不做更多解釋了。
那麼問題就來了，很多同學就開始較真，說那誰是魏國，誰是蜀國，誰是吳國呢？我本來不想回答這個問題，因為這種類比本身只是為了讓大家更好的理解當下的世界局勢，並不是說真的就是類似“三國”一樣的競合模式。
但大家一定要問，我就做個簡單的回答，至於中國和歐盟，我真還想不到應該對標誰，今天主要說一下美國。如果說一定要在“三國”裡面找一個跟美國可以做比較的，我認為是蜀國。
因為這裡面就牽扯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對美國曆史和性質，以及未來國家策略的判斷。
蜀國有什麼特點呢，我告訴大家，蜀國實際上是一個由“移民”來統治的國家，存在天然的土著和移民的矛盾，劉關張和諸葛亮都不是蜀地人，他們入川，實際上一方面是迫不得已，另一方面也是想把川蜀地區作為基地，來圖謀天下。
問題是，川蜀地區儘管易守難攻，土地肥沃，但整體人口規模和經濟規模跟魏國和吳國無法比，吳國人口是蜀國的接近三倍，佔據長江中下游平原，魏國人口是蜀國的五倍，佔據華北平原，實力確實是不對稱的。
另外，魏國人家本身就是華北地區的土著，吳國也是江南當地士族根基，只有蜀國是劉關張和諸葛亮“遷徙”後建立的國家。這就預示著，如果蜀國不去攻打吳國和魏國，就失去了正當性，既然劉皇叔要以匡扶漢室為己任，蜀地就是暫居之地，就得不斷的攻打中原，才好向蜀地人民解釋自己呆在蜀地的正當性。
這導致了一個什麼結果呢，就是蜀國不管是劉備時代，還是諸葛亮，又或者是姜維時代，都必須得不斷的向比自己資源等強大得多的對手發起進攻，最終的結果可想而知。
我這裡不是跟大家來解讀三國的，所以大家不用過於糾結我這種解釋，請大家繼續往下看。
其實現在的美國，跟當年的蜀國非常像，易守難攻，跟歐洲大陸和亞洲大陸隔著浩瀚的大西洋和印度洋，從軍事國防角度來說，亞歐大陸國家想攻擊美國本土，跟蜀道難難於上青天類似。更重要的是，美國是一個典型的由移民“統治”的國家。
無論是特朗普代表的白人政府，還是拜登上臺後組建的多種族政府，實際上都是“移民”政府。北美這塊土地本身不屬於當下的美國統治階級，而美國曆史又十分短暫，不足以用歷史來詮釋其統治的正當性。
因此，美國只有不斷的在軍事和商業上征服世界，證明自己“移民”建立的國家比別的國家都強，然後樹立為全人類“普世價值”的普及而奮鬥終生的榜樣（類似於蜀國匡扶漢室），佔領道德制高點，不斷的對其他說自己壞話和不認同自己的國家發起攻擊，才能讓國內民眾感覺到優越性，這是美國移民統治合法性的真正來源。
現在好像大家覺得美國政府的合法性來源在於選舉，其實那只是美國內部協調各種不同群體訴求和利益的一種組織方式，就像股份制公司如何產生董事長一樣，不是由“民主”決定的，而是由股東出資比例決定的。
作為一個永久的“移民”政府，佔領了人家的地方，統治著人家，如果再“不思進取”，不去宣揚別人都比自己差，然後去攻擊其他國家，完成“普世”理想，那就說不過去了，就得走人。
因此，我們決不能小看美國把中國定義為競爭對手，因為我們理解的競爭，只不過是如何做蛋糕和切蛋糕的問題，而美國理解的競爭，是你死我活的問題。就像蜀國，只要吳國和魏國一天不被攻下，蜀國的統治者就一天不會停止對外戰爭，除非還政於蜀人。這就好比說，要讓美國停止對外的攻擊性，除非是美國現在的統治階級把印第安人或墨西哥人給請回來統治自己（這可能嗎？）。
十
那最後我想說的是，基於對美國曆史和現狀的理解，就像蜀國一樣，縱然擁有像諸葛亮等一樣的人才，也很難改變歷史的進程。此前美國之所以玩得遊刃有餘，原因就是美國的攻擊對象沒有一個是能夠超過美國的，這裡面也包括蘇聯。
蘇聯人口最多的時候，也就比當時的美國多出4000萬，經濟體量最大的時候，也只佔到美國的不到70%左右，而中國人口是美國4倍，經濟體量已經接近美國70%。更主要的是，中國是在擁有數千年華夏文明，以及14億人口、多民族和龐大的陸海國土的背景下做到這一點的，這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中國經濟規模的爆發，只是一個開始。
也就是說，中國僅僅是完成了基礎的民眾脫貧，以及基礎的工業改造和市場化改革之後，其經濟規模就已經是世界第二，達到美國70%了。
然而，由於我前面提到的，關於“移民”統治的邏輯，美國在面對完成歷史性整合，並逐步走入現代化，未來經濟體量將遠超美國的中國，也不得不發起持續的“攻擊”。其後果可想而知。
所以，美國面臨的歷史性難題，既不是新冠疫情，也不是種族撕裂，更不是簡單的經濟週期，拜登政府儘管可以用協調機制、人才戰略、技術創新等解決這些問題，但從歷史的眼光來看，民主黨越是強調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其面臨的危機就越跟蜀國一樣。
我本人還不好判斷這將意味著什麼，但對於中國來說，將是更大的挑戰，同時也是刺激我們必須要保持強大的動力來源。
文/肖磊（如果擔心錯過重要分析，請關注肖磊看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