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陈国球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朱自清散文的基调是阴柔（feminine）的，他说：〈背影〉固然是满纸的泪光；〈荷塘月色〉中的荷叶「像亭亭的舞女的裙」，荷花「有裊娜地开着，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中的圆月「柔软与和平，如一张睡美人的脸」，海棠花枝「欹斜而腾挪，如少女的一只臂膊」；这些软绵绵的话儿，如果不是「宫体」，起码是「花间」。是的，朱自清前期的散文，确是柔情似水、万般缠绵──篇中经常流露出「意恋」的情绪，尤其是当他在独处的时候，或是面对「月色」、「绿水」、「花朵」、「春色」时，他总是不自觉地把这些景物拟人化，而且是用美女来比喻的。像「舞女的裙」、「出浴的美人」、「少妇拖着的裙幅」、「初恋的处女的心」、「凝妆的少妇」等等，不一而足，而在〈绿〉这篇文章中，就有一段对「绿」的狂恋的描写：「我舍不得你；我怎舍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抚摩着你，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我又掏你入口，便是吻着她了。我送你一个名字，我从此叫你『女儿绿』好么？」是赤裸裸地表现他的「意恋」情结。而这情结使得朱自清在女性面前不能坦荡荡，有时甚至不能自制，这在他的〈桨声灯影的秦淮河〉一文中，即可明显地看出；朱自清毕竟不同于俞平伯，尤其当他们面对秦淮歌妓的时候。学者范培松指出，朱自清有强烈的性渴望，但在传统的束缚下，尤其是自己家庭破败原因直接和女人有关，因此传统道德所制造的框框和他本人设置的种种障碍，又小心翼翼地把这种性渴望封闭在自我天地之中，形成「意恋」，成为他心中的一个「鬼」，从而常常要跳出来作祟的。
朱自清从小受到传统士大夫的教育，家道中落部分原因是由于父亲讨姨太太，因之朱自清常以此要求自己，并告诫弟弟，除妻子外，不要亲近其他女性，更不可娶妾。而他的婚姻亦由母亲一手包办，订婚时朱自清才十四岁。经过五载，朱自清遵父母命回乡和武锺谦完婚。武锺谦原籍杭州，自幼在扬州长大，虽目不识丁，但温婉柔顺。新婚燕尔，年轻的妻子还偷偷地告诉丈夫，当初相亲时自己躲开的祕密（媒人看到的是另一位姑娘）。结婚满月后又过二十天，朱自清在北京大学预科的假期已尽，于是他连元宵节也没法在家过，匆忙地告别新婚妻子，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乘车北上了。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武锺谦因肺病逝于扬州家中，年仅三十二岁，留下了从十余岁到不满周岁的三子三女。三年后，朱自清写了〈给亡妇〉一文，虽然当时他已续弦了，但字里行间对亡妻却依然充满无限的深情与怀念。悼亡之作自古有之，但写得如此令人动容的却不多见。他追忆她的慈爱：四个孩子她都自己喂奶，孩子生病时，她「成天儿忙着，渴呀，药呀，冷呀，暖呀，连觉也没有好好儿睡过。」「只拚命的爱去」，「有多少力量用多少，一直到自己毁灭为止」：他怀念她的贤惠；觉得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真关心他，真同情他，她换了金镯资助丈夫求学，她操持家务「什么都得干一两手」。逃难时，不但带着老人和一群孩子，还不忘丈夫的那一箱箱「捞什子书」；他忆起她的温顺：忍受着婆家和娘家的气，丈夫迁怒于她，「往往抽噎着流眼泪，从不回嘴，也不号啕」；他忆起她的克己：「常生病，却总不开口」，「肺已烂了一个大窟窿」还「丢不下孩子，又舍不得钱」，「也丢不下那份家务」，直到去世。朱自清在文中不厌其详地历数亡妻生前的种种美德，来表达自己对她的彻骨思念。
妻子的去世，六个孩子要照顾，他又不能北平、扬州两头跑，重新组织家庭，给孩子们再找一个妈妈？北平的朋友会为此热心张罗，但当时朱自清尚未从丧妻的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根本无心于此，因此他曾写了一首诗回答顾颉刚的热心，说：「此生应寂寞，随分弄丹铅」。
一九三一年四月的某一天，由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叶公超的介绍，朱自清认议比自己小五岁的陈竹隐。阵竹隐原籍广东，但祖上早已迁居四川成都。她家本为世代书香门第，不过到她父亲这一辈，家道早已败落，仅靠父亲教些散馆及在估衣铺工作的菲薄收入维持全家的生计，日子过得相当艰难。陈竹隐生于一九○三年五月，是十二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幺。幼时读过私塾，但困窘的家境不允许她继续上学，只能从哥哥姐姐那里学点东西。好在她聪明伶俐，青少年时光倒也没有荒废。十六岁那年，百日之内，父母双双离开人世，这对她是个沉重打击，也使她意识到，今后的路必须靠自己去走。于是她离家考入四川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开始了独立生活。从女师毕业，她和同学廖书筠等考入青岛电话局当接线生。工作了一年多，她又想继续读书，于是又和廖书筠等相偕来到北平，考入北平艺术学院（北平艺术专门学校的前身），受教于艺术大师齐白石、萧子泉、寿石工等人，专攻工笔昼，同时兼学崑曲。从艺术学院毕业后，陈竹隐在北平第二救济院谋了份工作，但她无法忍受救济院长克扣孤儿口粮的卑劣行径，又愤而辞职。此后，她一边当家庭教师教人作画，一逞随浦熙元学习崑曲。
陈竹隐在〈追忆朱自清〉一文中说：「我与佩弦（案：朱自清字佩弦）的相识是在一九三一年。那时，因为我常到浦熙元老师那儿去参加『曲会』。老师看到我一天天长大了，北京也没亲人，便很关心我的婚事。他就与当时清华大学中文系导师叶公超谈起我，并请他帮忙。这一年四月的一天，浦老师带我们几个女同学到一个馆子去吃饭，安排了我与佩弦的见面。陪坐的还有两位清华大学教授。那天佩弦穿一件米黄色的绸大褂，他身材不高，白白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显得挺文雅正派，但脚上却穿着一双老式的『双梁鞋』，又显得有些土气。席间我们很少讲话。回到宿舍，我的同学廖书筠就笑着说：『哎呀，穿一双「双梁鞋」，土气得很，要我才不要呢！』当时我却不以为然。我认为在那纷乱的旧社会，一个女子要想保持住自己的人格尊严，建立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并不容易，我不仰慕俊美的外表、华丽的服饰，更不追求金钱及生活的享受，我要找一个朴实、正派、可靠的人。为这我曾坚决拒绝了一个气味不投而家中很有钱的人的追求。佩弦是个做学问的人，他写的文章我读过一些，我很喜欢。他的诗歌与散文所表现的深沉细腻的感情，所描绘的一幅幅恬静、色彩柔和的画面，以及那甜美的语言，都使我很受感动，我很敬佩他，以后他给我来信，我也回信，于是我们便交往了。」「那时我正住在中南海，佩弦常常进城来看我，我们共同游览瀛台、居仁堂、怀仁堂；有时共同漫步在波光潋灧的中南海边，有时清晨去钓鱼。一次我居然钓到一条半尺长的鱼，还请佩弦喝了鱼汤。佩弦是个不苟言笑，做文章非常认真的人，他常常把他的文章读给我听，有时为了一个字仔细推敲，征求我的意见。我逐渐体味到他写文章真是严谨认真呀！一次佩弦拿了一篇清华学生考试的词句古奥的文章让我读，我还真读准了句读呢。我心里很得意，佩弦也很高兴。我们的恋爱生活没有卿卿我我的缠绵，但都是倾心相待。佩弦话虽不多，却使我感到诚恳，实实在在地关心我。」「当我知道佩弦在扬州老家还有六个孩子的时候，心里也有过矛盾和斗争。我那时才二十四岁；一下子要成为六个孩子的妈妈，真不可想象！一时我很苦恼。要好的朋友劝我说：『佩弦是个正派人，文章又写得好，就是交个朋友也是有益的。』是的，我与他的感情已经很深了。像他这样一个专心做学问又很有才华的人，应该有个人帮助他，和他在一起会和睦与幸福的。而六个孩子又怎么办呢？想到六个失去母爱的孩子多么不幸而又可怜！谁来照顾他们呢？我怎能嫌弃这无辜的孩子们呢？于是我觉得作些牺牲是值得的。一九三一年我便与佩弦订婚了。」「一九三二年七月，佩弦由威尼斯回国，我到上海去接他。那时的北京人结婚流行坐花车，穿披纱礼服，礼节很多，而上海比较开明，于是我们就决定在上海结婚。我们用当时上海最新式的简便方法举行了结婚典礼；事先发个结婚帖子。八月四日那天，请了文艺界的一些人士，我记得有茅盾、叶圣陶、丰子恺等人，在一个广东饭馆聚了一次。饭罢，我与佩弦便回到了旅馆。我们没有那罗曼蒂克的浪漫史，我们就是这样朴素而又真诚地相爱并结婚了。」
婚后，也许陈竹隐与前妻武锺谦的个性差异太大，也许朱自清在潜意识中用前妻的标准去衡量陈竹隐，因而对陈竹隐经常进城找朋友玩，不以他为念，不耐烦清华的寂寞生活颇为不满。我们看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的〈朱自清日记〉这么记载：「早已过午刻，隐仍欲留，不得已许之，然实痛苦。隐好动与余异，又其待金宅五女儿大娃娃等太严厉，亦令余悚息。余实爱隐，不欲相离；隐似亦相当地爱我，但不以相离为苦。两两相比，隐实视余为摩登。然摩登之男女，实不宜于不摩登之婚姻。我是计较的人，当时与隐结婚，盼其能为终身不离之伴侣；因我既要女人，而又不能浪漫及新写实，故取此旧路；若隐兴味不能集中，老实说，我何苦来？结婚以来，隐对清华孤寂之生活终觉不习，口虽不言，心实如此；甚至同是饭菜，亦觉人多同吃时有味多多。如此情形而仍勉力维持，她亦煞费苦心，但为长久计，便颇不妙；现在办法，只有想法使她在清华园也能有些快乐；天气渐暖，动的机会也许多些。但我们皆是三十左右的人，各人性情改变不易；暂时隐忍，若能彼此迁就，自然好极，万一不能，结果也许是悲剧。自问平素对事尚冷静，但隐不知如何耳。说起来隐的情形，我一向似乎并未看清楚，可是不觉得如此，现在却觉得了解太少；一向总以自己打比方来想象她的反应，现在渐觉不然，此或许是四川人与江浙人不同处。……每遇隐有欲离我之意，余即作种种梦，梦到将来种种恶果，到平以来，连此已第三次或第四次。此种幻想，足以扰乱神经，予心中感情，可以gloomy一字表之。出洋前时有此感，出洋后渐好；结婚后亦无此感，至最近萌孽复生，彷彿亡妻病笃时或妊娠时光景。嗟！我近来极反对『生的闷笃儿』，但因隐事，『生的闷笃儿』的厉害；我没有全告诉隐，我不能全告诉她，──也许还未到时候？──但我自己因此更受苦。处此情形，我总觉得要哭出来。但真哭出来，是补写今天日记的时候。就是写上一段末句的时候。今日上车时，看见别人皆一对一对的，人都问我太太，心中非常gloomy，此层当令隐知之。」
尽管如此，朱自清并没有一味责怪陈竹隐，他在日记上又说：「隐的好处不少，如知甘苦，能节俭等，非常令人感念。又非常大方，说话亦有条理。她唱戏的身段也非常美妙灵活，画虽非上上，工力也还可观。」因此朱自清极力地调整两人的生活习性，他尽量地抽出时间，陪陈竹隐看书展、参加崑曲票友的活动；而陈竹隐也照顾到朱自清的情绪，尽量不在城里多作耽搁，而这常令朱自清感动不已。于是两人的互谅互让，化解他们原先的一些矛盾与分歧，「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终其一生，他们可说是伉俪情深。
一九四八年，八月六日晨四时，朱自清突然胃部剧痛，十时送北大医院，下午二时动手术。八月十日并发肾炎，病情严重。但危急中仍谆谆嘱咐陈竹隐：「有件事要记往：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宣言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十二日八时昏迷，十一时四十分，在贫病交迫下与世长辞了。陈竹隐悲痛欲绝，她搂着丈夫的头哭道：「佩弦呀！佩弦呀！你就这样去了！天没有眼睛，我们都是好人哪！」凄怆的声音，让每一个在场的人潸然泪下。结婚十七年，虽然在年轻时，彷彿嫌生活太平淡似地，两人总免不了呕两天气，再重归于好。但慢慢地，他们感觉到，从从容容、平平淡淡才是真，而经过八年的离乱，只为家贫成聚散，虽是如此，但他们的夫妻之情，是老而弥坚。不必再三叮咛，只需一个眼神，一丝微笑，那种相濡以沬、相敬如宾的感觉，已达人生最高境界。但天却不假年，硬教他们分离，真是情何以堪！陈竹隐在挽联上写着：「十七年患难夫妻，何期中道崩颓，撒手人寰成永诀；八九岁可怜儿女，岂意髫龄失恃，伤心此日恨长流。」可谓道尽夫妻生死永别的伤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