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院判决看，什么条件下“走单、走票、不走货”不是真实的贸易
在贸易中，“走单、走票、不走货”是指各方签订贸易合同，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只有单据、票据的往来，却并没有实际货物交付的情形。这种贸易形式，很容易被利用，表面是贸易，实际是融资或借款。
然而，现实的情况却相反，这种形式的贸易一般被法院认定为是有效的贸易方式，除外情况是融资或借款。法院之所以这样判，必须要明白法院的判决原则是什么？这里有法院审理思路转变的历史沿革。
2007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强调要树立交易效率与交易安全并重的意识。与传统民法规范相比，商法更加注重保护交易便捷和交易安全。为保障交易便捷，商法确立了契约定型化、权利证券化、交易简便化等制度。为保障交易安全，商法强调公示主义、外观主义、严格责任主义等规则。
2013年全国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强调，要正确理解和认识商事审判与传统民事审判在理念上、价值追求上的差异。在商事审判中，要注重保护当事人的缔约机会公平、形式公平，强调意思自治、风险自担；法官应尽量减少以事后的、非专业的判断，代替市场主体缔约时的、专业的商业判断。
上述变化表明，法院在审理商事案件时审判思路已经变为，强调当事方自治，尽量减少事后的、非专业的判断，代替市场主体缔约时的、专业的商业判断。
表现在审判实际的判决就是以（2013）民再申字第15号民 事 裁 定 书和（2014）民二终字第00056号民事判决书为代表。
（2013）民再申字第15号民 事 裁 定 日期为2013年9月，恰好是在2013年全国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之前。该裁定的理由部分有两个核心点1、交易模式不符合常理；2、票据、单据的交付不能证明有实际货物的交付，基于此两点，判定名为买卖实为借款。
然在2013年全国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后，最高院应该是形成了统一认识，最直接的就是（2014）民二终字第0005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确认，“走单、走票、不走货”的交易也是真实存在的，故判定为买卖合同成立。
以下以2013年全国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为时间点，以列举最高院的判例的方式，来再次推断最高院关于此类案件的审理思路。分为两类，
第一类为认定买卖合同成立的，代表案例为（2014）民二终字第00056号，（2014）民二终字第241号，（2014）民申字第1894号，（2014）民申字第2094号。
第二类名为买卖实为借款。代表案例（2014）浙商终字第61号，（2015）民申字第1388号，（2014）沪高民二（商）终字第16号，（2015）民申字第680号。
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在此还将提到最高院2013年以前的判例(2010)民提字第110号，（2011）民提字第227号，上述判例可归于第二类判例。
通过分析第二类案例（2014）浙商终字第61号，（2015）民申字第1388号，（2014）沪高民二（商）终字第16号，（2015）民申字第680号，(2010)民提字第110号，(2011)民提字第227号，发现上述案例法院在判定非买卖合同的核心理由又可分为两类：
1类是，公安机关以刑事案件立案侦查，各方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中承认是借款，而非买卖。（2014）浙商终字第61号，（2015）民申字第1388号,(2010)民提字第110号，（2011）民提字第227号。
2类是，各方承认是非买卖合同关系。（2014）沪高民二（商）终字第16号，（2015）民申字第680号。
综合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法院的审理思路还是探求各方的真意思表示。不同的是，有一个前提，也就是2013年全国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强调的当事方自治，尽量减少事后的、非专业的判断，代替市场主体缔约时的、专业的商业判断。翻译过来就是，强调公示主义、外观主义、严格责任主义等规则。其实就是，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有另外的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合同约定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法院不要依据自己的主观去判断。
如何才能证明合同约定的内容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呢？一般来讲有两种方式，其一是就合同涉及的客观事实，举证证明是虚假的；其二是各方承认另有其他目的。但是在上述其前提下，就合同涉及的客观事实，举证证明是虚假的难度非常大，因为交易涉及的文件、单据一般情况下都是真实的，很难让法院主动介入调查。那么让各方主动承认另有目的，显然有一方正常情况下不会承认，所有才有另一方报警，然后以刑事案件询问笔录作为证据，证据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从而法院判定名为买卖实为借款。
从笔者办理的最高的相关案件的过程及结果来看，更进一步印证了上述推论。该案是典型的“走单、走票、不走货“转口贸易形式，最高院一开始的态度就是：走单、走票、不走货“交易模式是被认可的。除非有其他证据证据各方另有其他目的。案件在到最高院之前，已经经过浙江高原二审，就合同涉及的客观事实，在一审、二审中已经有过充分的举证，但是都没有被法院采纳。再审期间，我方提交了一份刑事判决书（不涉及再审案其他各方），载明再审案件的主要当事方（也是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承认，其从某年某月到某年某月，与多个公司有业务往来，但是贸易都是虚假的，是为了融资还借款。恰好再审案件涉及的贸易合同发生在上述期间，所以贸易为假，融资为真，但是该证据仍然达不到法院“有其他证据证明另有其他目的的证明标准”。当然本案还涉及其他再审理由，在此不在赘述，总之，最高原驳回再审申请。
如果笔者的推论是正确的，笔者对2013年全国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的精神是赞同的，但是笔者认为在坚持2013年全国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精神的前提下，（2013）民再申字第15号民事裁定所载明的判断理由也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并且上述理由也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而非凭空判断。还需要指出的是2013年全国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的精神是强调的是“尽量减少事后的、非专业的判断，代替市场主体缔约时的、专业的商业判断。”而非法院不做专业判断。
最后，因为涉及的案例有限，仅就有限的案例进行分析，结论有不恰当之处还请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