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今“草廬碑”的背後約幾十米的地方並排建有明弘治二年（1489年）的襄王陵，和建於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的草廬亭。
襄王陵佔地約100平方米，高約10米，史料記載：“襄簡王先年慕隆中佳秀，擇為瑩地”。而此前的成化十九年（1483年），建於唐代的廣德寺也因襄簡王獨霸隆中而被迫從隆中遷出，這樣，當時的隆中便成了襄簡王的私人陵園。我們知道，明代藩王陵墓一般都規模宏大，現保存較為完好的明代藩王墓如：河南新鄉的潞王墳、禹州市的定王陵、湖北荊州的湘獻王墓、廣西桂林的靖江王墓、江西明代藩王墓、明遼簡王墓都有很高的文物和旅遊價值。明代共有藩王220餘位，目前全國已發掘明藩王墓10餘座，僅湖北就發掘出5座。考古表明，湖北已發掘明藩王墓葬數量、出土文物數量位居全國首位。與此同時，湖北省還發現了大量的明藩王建築，如明顯陵地面建築、綠影壁、興王宮等，它們大部分都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為展示明代藩王的歷史古蹟，湖北計劃新建一座明藩王博物館。
即然如此，作為明代藩王陵墓，襄王陵當時也應該是規模宏大，氣勢非凡的。可惜的是，目前，隆中風景區除了一個土堆之外，有關襄簡王陵墓的任何明顯的遺存都沒有了。當然，這可能和明末李自成起義軍對襄王陵的破壞有關。
但陵墓中體積較為巨大的墓碑或神道碑，以及分列在墓前神道兩側的石雕人像、動物像、傳說中的神獸像等用來顯示墓主身份的石象生等較為結實笨重的物體完全消失卻是不太可能的。河南鞏縣宋陵的石像生散落田間一千餘年，除被文物販子偷賣到美國，後又被克林頓歸還的兩尊之外，大部分都還安在。廣西桂林的靖江王墓現在還有大量的石像生、墓碑、華表、望柱散落於田間。
所以，作為藩王陵必不可少的標誌性物體墓碑或神道碑的碑體是否還在，倒真是值得探尋一番的。
遊覽隆中時，未注意有石像生的存在，但位於襄王陵前幾十米的明嘉靖江匯“草廬碑”卻十分值得玩味。
墓碑亦稱墓表，豎於墓前的稱墓碑，豎於墓道上的稱神道碑，以表明墓主身份。按明代規制，三品以上立神道碑，一品螭首，二品麒麟首，三品天祿辟邪首。規定螭首高三尺二寸，碑身高九尺，廣三尺六寸，龜趺高三尺八寸。四至七品圓首方趺，首視公、侯、伯遞殺二尺至尺八寸止，碑身遞殺五寸至五尺五寸止，廣遞殺二寸至二尺二寸止，趺遞殺二寸至二尺四寸止。
碑為豎石，上端即碑首稱為“額”。“額”多刻碑的標題，即碑頭題字。書體篆文居多，以後也有用隸書、楷書、行書題額，用篆書者謂之“篆額”；用隸書者謂之“題額”。四周多刻有蟠螭、蟠龍等圖案。王芑孫《碑版廣例》卷六：“碑首或刻螭、虎、龍、雀以為飾，就刳其中為圭首，或無他飾，直為圭首，方銳圓橢，不一其制”。螭為無角的龍。碑身正面曰“碑陽”，一般刻有墓主封號、官階、姓名等；碑身背面稱“碑陰”，一般刻有碑文與碑銘、立碑者姓名、與墓主關係及立碑時間等；但也有例外。碑身下還有碑座，稱為龜趺：又稱碑座，刻作龜形的碑座，故名龜趺。一般都雕成昂首的巨龜形狀。這種巨龜，傳說它的力氣特大，能負重，所以古人用它的形象來作成碑座，故名“龜趺”。明清時期，凡“螭首龜趺”者均與皇權有關，一般地方官員和百姓是不可能染指的。
那麼，現在的隆中風景區唯一符合這一標準的襄王陵遺物可能只有位於襄王陵前的“江匯《草廬碑》”。
第一，襄簡王墓的神道碑與其他明代藩王墓的神道碑應該是一樣的，均應為“螭首龜趺”。而江匯“草廬碑”也“螭首龜趺”，但從江匯當時的身份、碑文所刻的內容來看，均不符合明代“螭首龜趺”的規制要求。南陽臥龍崗亦有很多明代高官頌揚諸葛亮的碑刻，沒有一個是“螭首龜趺”的，而僅有的一個“螭首龜趺”碑系大明嘉靖皇帝朱厚璁欽定南陽臥龍崗祭拜諸葛亮祀典、祭文、祭品的《敕賜忠武侯廟規祭文祭品檄文》碑，這又從另一個方面證明，明代的“螭首龜趺”是皇權專用的，像江匯這樣一個普通書法家是不可能享有這等特權的。
第二，從尺寸上看，藩王神道碑按照“螭首高三尺二寸，碑身高九尺，龜趺高三尺八寸”的規制，共計高一丈六尺。迄今所見明代尺僅五支，其中以嘉靖牙尺為最精，尺長32釐米，其它各尺，尺度長短不一，文獻記載多以明鈔與尺相校正，各家說法皆相近似，其中以明世子朱載堉《律呂精義》為最確當，摘錄如下：一為鈔尺（即裁衣尺），與當鈔紙外邊齊。二為曲尺（即營造尺），與寶鈔墨邊外齊。三為寶源局銅尺（即量地尺），比寶鈔墨邊長，比寶鈔紙邊短，當衣尺之九寸六分。今測得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完整之明寶鈔三十九張，誤差甚微，墨邊平均長31.904釐米，紙邊平均長34.015釐米，推算量地尺長32.6544釐米。故可知明朝三種尺各長（小數點後兩位數皆四捨五入）：營造尺：32釐米,量地尺：32.7釐米,裁衣尺：34釐米。以營造尺32釐米的標準，螭首龜趺碑通高一丈六尺，約為5.12米。而“江匯《草廬碑》”據《隆中志》介紹，江匯碑為“蟠龍碑帽，贔屓碑座，通高5.14米”，僅差2釐米，幾乎和襄王陵的神道碑規制一模一樣。
第三，從位置上看，江匯“草廬碑”恰在襄王陵前的神道上，與神道碑應在的位置也驚人地重合。
根據這些跡象，加上江匯其人的身份與明代立碑的規制嚴重不符，後世能見到的史書、遊記、詩詞均未見到對“草廬碑”的記載，所以，我們有理由懷疑江匯“草廬碑”很有可能是清末、民國，甚至當代為宣傳、強化隆中諸葛亮故居地而將襄王陵神道碑原有文字鏟去而補刻的江匯“草廬”二字，或者是“蟠龍碑帽，贔屓碑座”是原襄王陵的神道碑原物，而碑身是後世補置、補刻的。在我看來，“草廬碑”碑首和碑座的風蝕程度均與明代文物基本相符，而碑身，其材質、顏色均與碑首和碑座不同，再加上文字鏤刻的刀鋒清晰，其風蝕程度與“蟠龍碑帽，贔屓碑座”的風蝕程度完全不同，根本不可能是同一個時代的東西。
再從碑陰“龍臥處”來看，亦與古碑不同。古碑一般而言，碑文刻在碑陽，倘碑文較長的話，碑陽容納不下，可刊刻於碑側，甚至接續刊入碑陰內。而碑陰一般刻有碑的題名，或建碑的捐募者的姓名和錢款數字，也有的碑陰隻字不刊刻。而現在的“草廬碑”碑陰僅有“龍臥處”三字，一是與明代刻碑習慣不同，二是與當時襄王陵的環境不符，“龍臥處”三字在現今的隆中風景區沒有什麼，但在明代襄王陵的神道上刻這三字卻是可以滿門抄斬的大不敬。“龍”是什麼？是皇帝，是真命天子，襄簡王的後代敢在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於襄王陵前立這麼一塊碑，不要命了？
當然，我的這些只是一點懷疑，希望隆中風景區的專家給予解答。因為古隆中是國家文物保護單位，“草廬碑”是其中最顯赫、年代最早的文物之一，為了對歷史負責，對國保單位的名聲負責，你們應該給我們一個合理的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