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闢，比經過敦煌的西絲路及借道夜郎的南絲路要早得多。早在西周甚至更早的時期，來自東南亞各地及嶺南的沉香、檀香、硨磲、珊瑚、靈石、玳瑁、紅木、漆器等奢侈品，深受西北及中原強勢部落和諸多王庭的追捧。逐利的商賈部落及流浪的九黎苗人便前仆後繼地踏上了南下尋寶的“絲綢之路”。
近四千年來，海上絲綢之路從來沒有中斷過，中國人通過它將絲綢、陶瓷、玉器、鐵器傳遞到了東南亞各地，也把中國的人口繁衍到了太平洋西側的眾多小島上。人類學家和考古工作者們來到文萊、呂宋和琉球等地，看到在那些島上生活了兩三千年的“原住民”居然跟中國雲貴高原的苗寨一樣，祭著牛頭，跳著儺舞，唱著誰也聽不懂的蚩尤史詩……他們見此，驚訝之餘，晃然大悟。
學者們不禁會問：那麼古老的年代，中國人是怎樣去到那麼遙遠的島國的？這樣的提問，也不知不覺帶出了一個認識上的誤區：中國人因為掌握了高超的航海技術，所以都像鄭和那樣駕著大船，浩浩蕩蕩打開了海上絲綢之路。這種習慣性的想像並不符合歷史的實際情況。由於迷信升、鬥形的四邊結構，中國古代造船技術一直沒法進步，所造大船隻可行江河，不可入汪洋。這種情況，直到清朝末年洋務運動之後才有所改觀。
一定有人會反駁說：誰說古代中國造不了遠洋海船？明代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的故事誰不知道？他造的船長近千尺，寬百尺！他率四百多艘巨船組成船隊，出了太平洋、穿過了印度洋、又繞過了非洲好望角、進入了大西洋！這麼偉大的環球航行不正好證明了中國高超的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嗎？我經常被人如此駁斥。
面對朋友的駁斥，我只好引用他的史實來說服他：你說說，鄭和下西洋帶了多少條大船？答：498條。我又問：鄭和回來的時候，還有幾條船？答：2條半。我再問：除了有永樂帝撐腰的鄭和，還有沒有哪個中國人，可以賠掉幾百條巨船和兩萬條人命出海去做生意？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中國古代的商人很聰明，他們懂得趨利避害，不會用並不擅長海洋航行的中國船去跟波濤洶湧的大海對抗。他們甚至不走災難較多的海邊，而走每一塊陸地中間淡水多、人好找、生意好做、水陸交通方便的地方。遇到海峽了，他們就等，等到天氣好了，浪小了，風順了，就請當地船民把自已送到另一個島上去。這樣從一個島走到另一個島的走法被後人總結為“蛙跳戰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軍對日本的進攻也借鑑了古代中國商人的“蛙跳戰術”，一個島一個島地佔領並經營，做足準備後再跳到下一個島上，最終以最小的成本贏得了勝利。
在廣西左右江走往越南友誼關的黑水河兩岸，可以找到三千多年前九黎人留下的儺舞巖畫。這兒正是一條通往東南亞的古道（古代人所說的“道”，常常是指水路），名叫駱越古道。連接駱越古道的，有南流江、北流江、瀟賀古道。瀟賀古道的源頭，便在湘江上游，一個叫“道縣”的地方。過了道縣，順湘水而下，便到了扼守八百里洞庭（古時洞庭湖極大，由洞庭湖坐竹筏穿過雲夢澤可直趨中原）的江南大城市長沙。在東西周八百八十年裡，長沙一直是中國的南貨、珠寶、香料集散地，自然也成了去往東南亞各地的“絲綢之路”的始發碼頭。在那個年代，“長沙國”雖地處邊遠，卻因外貿發達而成為最有錢的幾個諸侯小國之一。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第一時間想到的便是打通這條財富滾滾的絲綢之路（當然，他當時可能還不知道有另外四條絲綢之路）。小將趙佗在高人指點下於道縣挖通了靈渠，將湘江與西江支流賀江連接了起來，大大增強了這條絲綢之路的人員、物資運輸能力，從而一舉收復南越地區（今廣東、廣西、越南、老撾）。收復南越，拓寬了南絲路，給秦帝國帶來的戰略價值十分巨大，以致於秦二世兵敗如山倒之時也不肯動用屯於南越的六十萬趙佗大軍。因為南越是他的戰略大後方，是他的退路。
秦之後，海上絲綢之路的拓展及維護被歷代朝庭列入了國家戰略。歷代長沙王，都兼“轉運使”之職，幫中央政府籌措稅收、花石綱、香料、稻米、紅木等。可以說，誰被封為長沙王，誰就成了諸侯中最財運亨通的那位。朱元璋建立明朝時，便將長沙封給了自已最疼愛的幼子朱梓，讓他掌管湖湘軍政大權，監控嶺南諸道。而從馬王堆漢代辛椎王后的墓葬以及罪王漢渾候在九江的陪葬品可以領略到，古代凡與長沙王沾邊的貴族是何其尊貴和富有，哪怕是被朝庭賜死的罪王。
改革開放以後，學術界和各級政府都意識到了“海上絲綢之路”這一文化元素的巨大價值和影響力，沿海各地以鄭和船隊曾經停某地而聲稱其為海上絲綢之路城市，是望文生意也罷，移花接木也罷，張冠李戴也罷，總之是各顯神通，都擠上了海上絲路這條大勢之道。鬧鬧哄哄之中，真正的海上絲綢之路起點長沙，反而被忽略了，被排擠出絲路城市之外了。眾口鑠金，久而久之，連長沙人和湖南人也自認為與海上絲綢之路沒半毛錢關係了。
二十年前我幫湖南衛視系統策劃金鷹城時，與湖南某管文旅的領導研究撈刀河的文化價值，我提出要彰顯長沙作為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的歷史文化地位，領導及一眾專家都不以為然：“您這提法誰信呢？”於是不由感憾：沒文化，真可怕。你們湖南人沒文化，把長沙最有文代的
底蘊都放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