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比较文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中国比较文学》主编、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4月22日9点55分，在上海华山医院逝世，终年76岁。
谢先生是中国比较文学译介学创始人，中国翻译学最重要奠基人之一，翻译学学科建设最有力的倡导者和批评者之一。现重刊先生于我报发表过的文章，谨以文字寄托哀思。
原文 ：《纸质文本的深度阅读改变人生》
作者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谢天振
图片 |网络
几年前我曾问过一群翻译专业的研究生，请他们举出一本他们上大学以后、以及开始读研这一期间读过的印象最深的非专业图书，结果全班二十来个研究生竟然没有一个人能举出一本。事后我从同事中了解到，这个现象并非个别。事实上，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满足于网上阅读，以至于越来越少有人能潜心阅读一本纸质的人文图书。这种现象让我非常震惊，因为网上的快餐式浅度阅读大多是解决一时之需的信息资料，而不大可能代替通过纸质文本或类纸质文本的电子文本的深度阅读来培育、铸造读者的人文素养。长此以往，年轻一代的人文素养堪忧。我自己的阅读体会是纸质文本的深度阅读改变了我的人生，也铸造了我的充实的人生。
阅读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从小喜欢读书。上世纪50年代初，我们国家出版过不少各个国家的民间故事选(或集)之类的书，什么“朝鲜民间故事”呀，“立陶宛民间故事”呀，我一本接一本地看得津津有味。看完了借得到的所有的民间故事以后，我又转向了童话故事书，“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都找来看。进入小学高年级后，不满足于读那些短篇故事，于是我开始找长篇小说读，“水浒”“三国”、“封神演义”、“说岳全传”等，以及一些前苏联的翻译小说，如《古丽娅的道路》、《短剑》、《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成为我当时最热衷的读物。
1956年我考上了光明中学。考进中学有一件事让我最感兴奋，那就是我有了学生证，这就意味着我可以进入上海图书馆看书了!当时上海图书馆有个规定：一是要凭证件才能进馆看书，二是没有证件的人要身高在147公分以上才可以进馆。我那时个子矮小，大约才145公分，所以只好到我家附近的黄浦区图书馆去看书。但区图书馆书的品种少，我感兴趣的书不多。所以我取得了学生证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我向往已久的上海图书馆看书。
那时上海图书馆在南京西路、黄陂路口，市中心人民公园的西北角，有一口大钟的大楼内。当年读者在此读书的盛况现在回想起来简直像天方夜谭：每逢星期天，进馆看书的读者特别多，入口处总会排起长长的等候入馆的队伍，通常有二三十人，多时则从二楼一直排到底楼，恐怕就有五六十人，甚至更多了。等候的时间倒也不算太长，一般等个刻把钟，至多半小时，也就可以进去了。这是因为读者中有一批人是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往往就是来查阅某些相关的技术资料，查完后也就离去了。大约有三分之二的读者是像我一样的“钉子读者”，进馆后一坐就是半天，有的甚至一直要坐到闭馆才离去。通常到下午三四点钟以后都还会有人在门口排队等候进馆看书。
我在上海图书馆的读书历史持续了整整6年，从初中一直读到高中毕业。每个星期天我都是早早吃完午饭便步行去上图了。每次打开上图入口处的抽屉式书目卡片箱，翻阅着一张张印着中外图书书名的卡片，我心里就会涌起一阵狂喜，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因为这么多书都是我可以自由借阅的，可以尽情享受的。在上图这6年的读书经历培养了我对文学的兴趣和爱好，提高了我的作文写作的能力，在高中毕业前夕夺得全校作文比赛的第一名，更是奠定了我走文学道路的志向，从而改变了原先报考医学专业的志愿，改为报考文科大学，进入了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
然而上外俄语系一年级教材中那些浅显的课文，加上单调枯燥的语音语调训练，满足不了我对文学的爱好，我一度萌生了退学的念头。这时又是阅读改变了我的命运：升入二年级后，我的主课教师倪波教授见我对文学有兴趣，便每周抽出一个晚上辅导我直接读俄语原版的屠格涅夫小说《贵族之家》。一个学期下来，我完全被优美、伟大的俄罗斯文学所深深吸引，不仅打消了原先的退学念头，而且还开始特别投入、特别勤奋地学习俄语，成为全系三名学习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文革”期间难忘的阅读经历
我最难忘的阅读经历发生在“文革”期间。“文革”是读书人最遭罪的时期，整个中国大陆都无书可读。图书馆都被封了，书店里最畅销的书是《赤脚医生手册》，因为比起当时那些充满了假话、大话、空话的图书，这本书里多少还有些实用医学知识。尽管如此，读书人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搞到了一些被禁的中外文学名著，在好友之间私下传阅。能获得一本好书，那是“文革”期间读书人最大的享受了。有一次一位朋友借给我一本《基度山恩仇记》(上册)，但给我看的时间非常有限，只有一个晚上，因为还有许多人等着看这本书，我只好熬了一个通宵把书看完。但因为是上册，书中的许多悬念都未作交代，看得我心中奇痒难熬，于是我决心开始自学法文，为的是有朝一日可以通过法文看该书的下半部(当时可预见不到“文革”何时能结束)。
“文革”期间的另一个读书渠道是读内部发行的图书。这些书分两大类：一类是文学作品，多为美国、苏联、日本的当代文学作品；还有一类是政治性质的作品，包括政治人物如尼克松、基辛格等人的传记或自传，以及一些像考茨基、伯恩斯坦这样一些国际共运史上的政治人物的言论汇编。翻译出版这些书的初衷是为了供批判用，从反面来证明当时“四人帮”所奉行的那一套极左路线的正确，不过其实际接受效果恰恰相反。好几年前，我有一次与陈思和、王安忆、赵丽宏、陈丹燕一起吃饭时谈到“文革”期间的读书经历，他们也都不约而同地说这些内部发行的图书给他们“最初的文学滋养”。我当时读到所谓的修正主义领袖伯恩斯坦的一句话“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标是微乎其微的”，就深受启发，从而进一步看透了“文革”的性质。当时读过的一本法国总统德斯坦的传记，其中提到德斯坦信奉“积极宿命论”，意思是尽管命运不可把握，但自己要作好准备，这样一旦机会出现时就能够把握住，对我的人生态度影响也非常深。1968年我毕业离开上外到本市虹口区一所中学任教，那是一所条件非常差的中学，但11年中学教书期间，我一直没有停止读书。当时有一位同事看我如此投入地读书，颇为好心地对我说，“我们当初刚来时也是这样的”。言下之意，后来他就不这样了。不过，我这个“当初”一直坚持到了最后。“文革”结束、研究生制度恢复后，我以第一名成绩重新考回上外，想必跟这段时间坚持读书有很大关系。
只是这些内部发行的图书很不容易觅得，据说当时一套四册的《第三帝国兴衰史》在黑市市场上可以换到一辆新的自行车，而当时一辆自行车的价格可是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三个月的工资啊!更何况当时的自行车还不是轻易可以买到的，得凭票。由此可见这些内部发行图书的珍贵。
“文革”结束以后，许多当年内部发行的图书都公开发行了。有一次逛书店，我一眼瞥见当年那套曾经无比珍贵的《第三帝国兴衰史》也放列在书柜上，只是它已经风光不再，读者一个个从它身边走过，却无人问津。我不禁感慨系之：是啊，如今每年出版的图书可谓汗牛充栋、琳琅满目，再加上网上查阅，任何一本书“嘀嗒”之间即可轻松看到，还有哪一本(套)书值得人们为之魂牵梦依呢？只是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随着人们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的改变，会不会有朝一日我们的后代会写出一部《人类阅读兴衰史》呢？我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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