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蝇是益虫还是害虫？”估计99%的人会说，苍蝇是四害，散播病菌，当然是害虫。
如果有个地方的苍蝇从不传播病菌，不在臭水沟和垃圾堆打转，像蜜蜂那样采得百花传授花粉，那你能说它是害虫吗？这种苍蝇还真有，就在澳大利亚。由于那里的苍蝇找不到藏污纳垢的地方,久而久之，环境美好竟逼迫苍蝇转了性。
环境能让苍蝇变性，也同样能改变人，君子游必就士，居必择乡说明古人很重视成长环境。
晏子出使楚国,楚王成心想羞辱他,一见面有个人就被带上朝堂,“干什么的？”“偷东西的。”“哪儿人？”“齐人。”楚王皮笑肉不笑地问“你们齐人都这样？”晏子从容应对“橘生淮南为橘，迁到淮北却成了枳，在齐好国民，来楚怎么成了这个样子？”这不仅仅是外交辞令，故事传了二千多年，还真有几分道理。
东汉太原人王烈就以一己之力实证了晏子的说法。王烈义行乡里，经常帮助有困难的人，邻里有了矛盾都找他评理，他很会做思想工作，用真心感化了太原的七里八乡，人们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犯了错都不好意思让王烈知道。这种乡风文明的软环境也不是从来就有的。起初，乡里有个姓王的汉子，从小没了父母，懒散惯了，有点小偷小摸。一天傍晚，小王到村里一户人家串门，走进院子才发现主人不在家，他转身要走，忽然听到“哞哞”两声牛叫，眼见一头牛正在牛圈吃食，便犯了老毛病，偷偷把那头牛牵出来到邻村卖掉。牵到半道正好遇到牛主人，对方见小王偷了他的牛勃然大怒，伸手就要打人，小王说：“我偷了您的牛，您打我骂我都可以，我甘受处罚。但只求您一件事，千万不要让王烈先生知道这事！因为我愧对先生的教导，没脸面见先生！”但王烈后来还是知道了这件事，派人送给小王半匹布。见有人不理解，王烈回答说：“小王偷牛被抓，害怕我知道他又犯了错，说明他还有耻恶之心，这就有改恶从善的可能。所以，我送了一块布鼓励他。”后来，邻村有一个老伯不慎把剑丢在了路上，一个过路人看到后守在剑边，一直等到晚上老伯来了才走。老伯很感激，问守剑人姓什么、叫什么？可那人就是不肯说。过了几天，老伯把这件事告诉了王烈，王烈派人细心查找，最后才知道那个守剑的人就是小王。环境教化真的可以春风化雨。
“德主刑辅”，这一安民治国的人文“环保”理念，从乡间到朝堂一脉相承。史载，唐太宗李世民善用环境教化“治吏”，方法出奇，效果奇好。贞观元年，长孙皇后的叔父长孙顺德抓住宫中行窃的奴仆，依律应斩首。这些盗贼为了保命，拿出几十匹价值昂贵的绸缎寻求私了,顺德动了心，暗自收下。唐太宗知道后当众问他：“你是朕的亲戚,又是开国元勋。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为什么还要不顾气节地贪呢？既然你喜欢，那就多给你一些！”说完命人搬来绫罗绸缎，一摞一摞地搭在他背上说，“都赏给你了，拿回家去吧。”羞得长孙顺德当场跪下，发誓再也不贪了。有人明知故问：“对于贪赃枉法的人，不罚反赏，这是为什么呢？”唐太宗说：“人生性灵，得绢甚于刑戮；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
唐太宗“赐绢”让贪者当众出丑,这种另类现身说法,既使当事人愧悔难当，又为在场高官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明荣辱、知廉耻”的警示教育公开课。这种“奖”,让人内心“知耻”，比刑罚还有效，对初犯“教而化之”,对未犯警钟长鸣,从“治心”中治吏。《说文解字》中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化”，“化，教行也。”“化”字是用一正一反的人形表示发生了变化的意思，通过“教化”使教育的对象成长、变化，日臻完善；让恶人从善，让迷途者知返。《前汉书》总结说：“凡教化之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好的环境让坏人变好，坏的环境让好人变坏，环境改变人，从作秀到习以为常，假以时间就成真了，这就是环境教化的力量。
苍蝇害虫,环境优美把苍蝇逼成了益虫；人有弱点，公序良俗让人心灵净化公而忘私。环境造化，自古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