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根
當地時間4月30日下午，英國舉行例行新冠疫情發佈會。發佈會上，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向媒體和公眾展示並介紹了感染率數值R這一指標的視頻。
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帕特里克·瓦蘭斯隨後確認，英國目前疫情感染率R的數值介於0.6~0.9之間，英國疫情已過峰值。
在之前的文章《新冠病毒R0上調至5.7，群體免疫終成泡影》裡，我們也解釋了R0與傳染病傳播之間的直接聯繫：當R0大於1的時候，傳染病會迅速傳播開，變得流行，如果不防控，就會指數增長；R0等於1的時候，傳染病是地方性的（endemic），可控的，與人群長期存在；而只有R0小於1的時候，傳染病才會因為無法傳播開而逐漸消失。
正因為英國疫情感染率R的數值介於0.6~0.9之間，才有了“已過峰值”的結論。對於全球抗疫進程而言，這無疑是個好消息。回顧英國抗擊新冠疫情的數月曆程：自1月21日英國發現第一例英國人在海外疑似感染新冠以來，英國抗疫先後經歷了群體免疫引起輿論譁然；到查爾斯王子被檢測陽性，首相染病，英國防疫政策再升級；再到首相鮑里斯康復後，首次發表“救人第一，不能再讓疫情失控”的演講。截止日前，英國感染累計超18萬，死亡累計2萬以上。
可以說，英國的抗疫經歷波折又艱辛，但當我們回顧時間節點的每一個事件，從群體免疫入門到群體免疫入土，歷史總是在螺旋式上升中給人以啟示。
時機不可誤
英國政府應對疫情的開始策略為“遏制--延遲--緩解--研究”。三月初，新冠疫情在英國加速擴散之際，政府宣佈抗疫從遏制進入延緩階段，但在行動上幾乎沒有新舉措，這在一定程度上延誤了遏制疫情的時機。
雖然學校組織的出國旅行活動一律取消，已經有疾患的老年人不被建議去乘遊輪。但許多人期盼、呼籲的取消大型公眾活動和關閉校園等抗疫“硬”措施卻都不在決策之內，因為“時機不妥”。
首相約翰遜強調，採取防疫措施，時機的把握很重要。約翰遜說，根據科學和醫學顧問的意見，英國目前不需要關閉學校，也不必取消大型公眾活動，比如體育賽事，這些都是多中因素權衡之後的決定。
英國專家評估意見是倘若採取這些措施弊大於利，那麼這些措施就是不合時宜的。正如政府首席醫療顧問說，抗疫是持久戰，過早採取這類措施容易讓民眾產生心理倦態和疲勞，不利於抗疫，也未必能擊中疫情要害，反而徒增其他負擔。
普遍的理解是一旦進入延緩階段，就需要開始採取“社會疏離” 措施， 包括取消大型活動、關閉校園、鼓勵和建議僱主允許員工在家遠程工作等。
但英國在延緩階段的措施卻並未起到積極作用，沒能把握遏制疫情的優良時機，造成的結果只能是被疫情追著摁在地上摩擦。從英國疫情的走勢圖來看，很快，英國就將迎來疫情的上升期。
在新冠世界大流行時，我們往往會將其與過往疫情的大流行作對比。1957年亞洲流感，全球死亡人數超過200萬，英國直接死於這種病毒的至少1.4萬人，900多萬確診病例，得到治療的有550萬人。英國經濟陷入衰退。
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倫敦的世界流感研究中心（World Influenza Research Centre，縮寫WIRC）已經和全球各地的實驗室組成了一個研究、跟蹤、監測病毒的網絡。
1957年初夏，"亞洲流感"開始在英國蔓延。第一例感染病例出現在6月下旬，8月份疫情大爆發，數週內擴散到全國各地，無處倖免。10月中旬疫情觸頂，當年冬季又出現有限的反覆。
亞洲流感病毒的主要感染人群年齡在5-39歲，其中將近一半是5-14歲未成年人。當時，英國對亞洲流感沒有大致統一的治療方案，各地的社區診所自行其是。當時主要就是用抗生素，但後來發現沒有針對性地用抗生素其實並無好處。
英國公共衛生實驗室服務(PHLS) 負責核對各種傳染病個案，然後把流行病和疫情狀況通知醫院、診所和醫生。皇家全科醫師學會（RCGP）的流行病觀察科也有類似職能。
1957年秋，亞洲流感進入英國一段時間之後，PHLS負責人麥克唐納（J Corbett McDonald）致函RCGP流行病觀察科科長華生（Ian Watson），抱怨兩家在疫情爆發時都沒有展開大型研究項目，後來的深入研究因此較為有限。
麥克唐納嘆息，雖然西班牙流感之後有30多年時間為應對下一次流行病大爆發做好充分準備。但事實證明，大家還是很被動，事先沒有計劃，結果臨陣磨槍，倉促應對， 只能祈望一線醫務人員抓住時機，最後有足夠的資料對發生的疫情做出充分的解釋。
相對於半個多世紀前的亞洲流感，現代性的醫療設備和流行病研究都已有了質的飛躍。但許多時候我們依舊沒能夠在流行病流行的第一時間把握住時機，以至於只能被動遏制疫情。
這也告訴我們，無論是個體還是社會，面對緊急的公共衛生事件，把握時機，謹慎防備，未雨綢繆，對結果都將起到重要作用。
大流行的人道主義危機
在疫情大流行，確診病例持續高速上升時，醫療資源往往出現擠兌的現象。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在疫情中的承受力也備受關注，NHS是公立醫療系統，但由於快速增長的病例，卻面對沒有足夠的病床，尤其是ICU（重症監護室）的壓力。
三月初時，《每日郵報》報道，由於NHS床位和設備短缺，醫院只有35張重症監護病床，老弱病人將得不到重症護理。 2009年豬流感疫情時，每個醫生都有外科口罩，但現在醫護人員在治療時卻需要共用口罩並進行清洗。
基於此，大流行疫情下，以患者為中心的醫療資源是不夠的，這就需要轉換思路。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JM）的一篇文章中，一線醫生提出了防控疫情的反思，即應選擇以社區為中心的醫療防護舉措。 Covid-19的解決方案須針對所有人，不能只有針對醫院。當醫院遠超負荷時，疫情也將無法控制。
西方醫療系統是基於以患者為中心的醫療概念而建立的，而應對流行病需要的是轉換觀念，轉為以社區為中心。當醫院迅速被已感染的患者填滿，就可能成為新冠病毒的主要載體，推動病毒向未感染者傳播。患者的運送由當地響應團隊負責，當救護車和急救工作者迅速變成病毒攜帶者後，也將造成疫情的傳播。衛生工作者中有無症狀的攜帶者或未得到監控的病人，他們中包括年輕人在內的一部分人可能得不到及時救治，屆時又會增加前線應對人員的壓力。
避免這場災難，只有大規模部署醫療外展服務才可能實現。大流行病的解決方案須針對所有人，不能只有針對醫院。而家庭護理和流動診所可以避免非必要活動並減輕醫院壓力。
早期氧療、脈搏血氧儀和營養品可配送至輕度和康復期患者家中，在充分隔離的情況下建立起覆蓋範圍廣的醫療健康體系，並利用新型遠程醫療工具。
這一方法會將住院人員控制在一定嚴重程度的目標群體中，從而減少傳染幾率，保護患者和醫護人員，並最大程度地減少防護設備的消耗。
此次疫情暴發不僅僅是重症監護過載，它更是一次公共衛生和人道主義危機，需要社會學家、流行病學、物流、心理學和社會工作等領域的專家通力合作。
冠狀病毒是富人的埃博拉病毒，需要跨越國界的協同合作。它的致命性雖然不是太高，但傳染性卻極強。當一個社會的醫療化、集中化程度越高，病毒的傳播就越廣。
在全球性的抗疫進程裡，我們有合作也有對抗，但任何一次的全球性事件都給我們帶來足夠深刻的啟示。從經濟到社會層面，疫情對個人的要求比選擇一個正確的立場要大得多。它要求人們對現實中發生的變化，保持十足的謙卑、敬畏，準備好為它做出改變。
瘟疫之所以為瘟疫，是因為它普遍瓦解了我們。就像各式各樣的“民主”在疫情中不再是政治概念而都化為不同國家的“緊急狀態”一樣，病毒脅迫著我們重新去審視我們。這個社會仍在文明的進程裡，未來的文明是什麼，怎麼做，我們依舊需要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