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聖經》中少有的啟示文學之一，《啟示錄》歷來深為廣大信徒和學者喜愛，其間恐怕不僅僅因為《啟示錄》自身所啟示的預言性奧秘，更多的應該是其具備的文學屬性，給後人提供了多方面的研究方向與切入點。
不論宗教界還是學者層面，《啟示錄》的作者基本上是一個共識般的存在——使徒約翰，其作書時間雖有爭議，但無外乎於約翰被流放拔摩島的那段期間所著，因此，在我們讀《啟示錄》之時，也不得不深究當時約翰著此書時的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以此方能對此書有一個大概方向的理解與深入。
那麼，《啟示錄》在成書之前，信徒到底面對的是什麼樣的逼迫環境呢？猶太人的文學當中，都有哪些特定的啟示性意義呢？畢竟，在《啟示錄》當中，約翰一再的提及大巴比倫，而在他那個時代，大巴比倫其實早就湮沒於歷史紅塵，再不被人紀念；由此可見，《啟示錄》當中的大巴比倫顯然是某種特定的預表；又比如《啟示錄》當中的相關數字，我們今人理解過來也許就是純數學上的數字而已，代表著一定的數量，而猶太人的文化裡，數字有時候不單指數量的意思，更多層面的意思可能超脫了我們現有認知的桎梏，諸如“七”不單單代表數量級的意思，他們的文化裡，這個數字的側重點往往意味著“完全”。
故此，《啟示錄》雖然是一部難讀懂的書，卻也是一部與其作書之時的歷史背景息息相關的書，毫無疑問，約翰寫作此書，免不了寄望於通過這封書信以激勵當時受逼迫的信徒們“勇於面對慘狀的現實，因為那更美好的新天新地已經為他們預備”的信心，而這樣的寄望在更多層面來說，約翰採用了預示性、或者說啟示性的文辭來依託，也正因此，後人讀《啟示錄》時，往往只側重於該書給予我們哪些方面的啟示？卻忽略了該書本身所要告知我們的應當所存的盼望。這樣的研讀方法其實是偏離我們基督徒讀經原則的。
具體而言，當我們閱讀一本書時，如果脫離了該書所要提醒我們主旨，而偏向於其旁敲側擊的內容，顯然是避重就輕的；運用到《啟示錄》而言，太多的人提及該書的第一觸感，便是這是一本啟示性的預言書，於是乎，在閱讀該書時，便潛移默化的將自己代入進一種尋求預言的角色，然後於其內越讀越混沌，更甚者可能會對該書進行強解而走偏了方向；然而，我們卻應當知曉，《啟示錄》不僅僅是一本帶有啟示性的書信，它更是一本文學性的書信，坦白講，它文學屬性的主旨就是勸誡當時的信徒們在艱難的環境中要心存盼望，堅固信仰，言外之意便是，約翰在此書中所涉及的啟示性的內容乃是為它的文學屬性（即文學主旨）服務的，並不是為了啟示而啟示，而是為了“堅固信徒的信仰而啟示部分可盼望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