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3月日本留学，鲁迅一方面受到日本人的轻视的眼光。另一方面看到的是中国同胞不成器的丑态。用八年的青春，从中国到日本，从仙台到东京，四处寻求生路。算是处处碰壁的经历，在这里接触了日本的思想文化，看到中国社会的现实，也形成了心里落差。
1901年接触西方文学，了解西方思想文化，当他读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了解到西方进化论，由于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比较单一。其基本思路是，今不如昔，表现的是对历史进程的悲观描述，这种历史悲观主义对鲁迅的精神产生重压。而当他接触进化论之后，他增加了对于社会和人生的新认识，对于自己生存价值的新的判断，于是奋起反抗旧制度和创造新社会。他开始生发出拯救国民的热情，而不是默默忍受，产生奋起反抗的冲动，开始思考理性的人生，中国国民性所缺乏的诚和爱。探究国民性病根所在，开始用文字书写自己的志向，作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
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又表现了对于民众的轻蔑，也就是对于民众接受启蒙的不自信。鲁迅也并非是圣人，他在面对社会现状的同时，他也产生了各种矛盾，对于信仰的怀疑。现实中病态人心对他产生强烈的刺激，甚至陷入绥惠略夫式的绝望。鲁迅受到传统的伦理观念的影响和习惯意识的产生，由此形成一种甘于忍受的心境，但是在去到东京留学之后，他产生了更多的理想和抱负，渴望成为救国救民的一份子。即使受到外域思想的影响，但是中国几千年的文人传统已经刻在了他的骨子里，他注定难以摆脱循环史论的影响，陷入社会的沼泽里，呐喊着，又彷徨着。
鲁迅的母亲在鲁迅日本留学的时候，却为他包办婚姻。实际上，给鲁迅带来了精神上的枷锁和重压，他同样是被旧社会伦理传统迫害的年轻人，朱安是可怜的，鲁迅又何尝不是受害者，他自始至终还是担起了家庭的责任。
鲁迅在结婚后又再次回到日本东京，计划创办杂志《新生》，因为缺少经费和稿件，遭遇流产，《域外小说集》滞销，使他的理想破灭，产生犹豫和怀疑的想法，也打压了他内心的希望，他的狂热日渐消减。这是鲁迅第一次想要通过创办杂志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抱负，但是却遭遇失败，也给鲁迅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更是加深了他内心的悲观主义。
他体现的是内心的一种虚无感，总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挫折在一直折磨着他，更有心中不断冒出的“鬼气”在深深地试图腐蚀他的精神。鲁迅选择戴上面具，既乐观又悲观，可以说鲁迅的一生，都在和自己作斗争，是选择奋力抗击应对一次次的精神危机，剖析内心，还是躲在角落里沉默不语，他选择了前者，他的一生是矛盾的，也许要说鲁迅知道死之前，都没能战胜精神的苦难，但是在理想的一次次破灭，现实残酷的打击下，鲁迅依旧选择勇敢的站起来，他是孤独而寂寞的，他度过了一个有倍感痛苦却有意义的人生。
要说哪个年份对鲁迅的影响最大，其实每一个时期都格外重要，他经历越多，思想斗争也就越激烈，如果是孤立的看待某个时期，反而难以理解鲁迅的一生，他的思想，他的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