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托尔斯泰的历史观，我想我们先把《战争与和平》里的原句拿出来，然后再做分析。
古人留给我们许多英雄史诗的典范，其中的英雄人物乃是历史的全部趣味，但是我们还不能习惯于这样的事实，那就是这类历史对于我们人类的时代是没有意义的。
这一句是托尔斯泰对于英雄史观的检讨。
关于形成历史事件的原因这个问题的另一答案是，人间的事件过程是上天注定的，它取决于参加这些事件的人们的任意行动的巧合。
这一句是托尔斯泰给出的一个他认为的，且与传统史学家分析历史的模式相反的答案。
各种现象的原因总和，不是人的智力所能理解的。但是人却一心要寻找这些原因。人的智力不深入了解为数众多和复杂的各种条件（其中每个条件单独地看来都好像是原因），只抓住一个首先碰到的容易理解的近似条件，于是说：这就是原因。
这一句同样是他对传统历史学家的批判。
托尔斯泰对传统历史学家的批判的第一点就是对英雄史观的批判。在托尔斯泰看来，当传统历史学家在研究一个历史事件的得与失，胜与败的时候，首先会找到一个领头的历史人物，然后通过历史事件的结果来分析这个领头的历史人物的决策是否正确。
放到拿破仑而言，历史学家会说，在1812年战争以前，法军所向披靡，那么必然是拿破仑的天才造成法军横扫天下的结果。而1812年战争，比如博罗金诺战役的失败是因为拿破仑那天生病了，所以没有完全地展示他的天才。
而托尔斯泰的观点就是极其不认同这种以解读“英雄”为核心的研究历史的模式，相反他认为“英雄”在历史大事件中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这点在他描写博罗金诺战役时就已经可以得到非常清楚的体现了。比如他提出在战场上拿破仑这一级别的军事统帅拿到的情报，相比于战场上实际发生的情况是严重滞后的。比如一个山丘的争夺中，拿破仑拿到的情报是法军已经将其占领，而实际的情况是俄军已经又把这个山丘夺了回来。那么既然拿破仑赖以做决定的情报本身就是完全错误的，那么他的决策又怎么可能会是正确的？即便他真的取得了胜利，那同样改变不了他是根据错误情报做出的决策这一事实，也就是说他所谓的“天才”决策其实并不是他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
在19世纪战场那种混乱且通讯极其滞后的情况下，一方面基层的情况没有办法及时地反应给统帅，另一方面统帅的指令同样不可能及时地下达给基层的指挥员和官兵。所以托尔斯泰对传统历史学家通过结果的成败来反推统帅人物天才与蠢材的分析模式是嗤之以鼻的，这种思维模式无异于先射箭，然后再画靶，先射出了战役成功或失败的结果之箭，然后再去默认统帅的决策是决定性的，最后再画统帅的决策是决定胜败结果的原因的靶。
那么托尔斯泰的史观是如何的呢？很明显是反英雄主义的史观，这点从他对拿破仑和库图佐夫的描写上已经表现得十分清楚了。再往下深究，在解析历史事件上，托尔斯泰采取了两个与传统历史学家所推崇的英雄史观不同的分析角度。
第一个角度是缩小英雄在历史进程中起到的作用，另一方面扩大人民，军士作为一个由无数在历史上没有姓名的个体汇集成的整体在历史进程中起到的作用。
决定战斗命运的，不是总司令的命令，不是军队所占的地形，不是大炮和杀死人的数量，而是一种所谓士气的不可捉摸的力量。
比如这一句话，在托尔斯泰看来，取得胜利的关键是数万军士的士气，而不是一两个统帅的命令。在托尔斯泰看来，人民才是历史进程的推动者，而人民并不像大人物一样，希望将历史推向某个方向，但他们的群体行为的互相碰撞却将历史带到了一个与大人物的掌控完全不同的方向。而拿破仑和库图佐夫之间的不同就是，拿破仑只相信自己，认为自己能够决定一切，库图佐夫意识到了自己的无能，但他看到了士气的走向，顺着士气而行动，而不是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什么，最终取得胜利。
另一个角度是，相较于把统帅，英雄当做在云端之间像拉着提线木偶一样控制一切历史发展的原因，托尔斯泰则认为，历史的进程其实并不在任何一个大人物的掌控之中，相反历史的进程是由无数的巧合互相碰撞而产生的结果，也不在任何人操控的能力之内。
战争是在一定时间的一定条件下发生的，在战争中，掌握无生命的器械的何止一个意志，一切都是由各种任意的行动的无数冲突造成的。
冲突是随机的，进程的走向也是随机的，而历史学家们站在后人的角度，事后诸葛亮地通过结果解释过程，那么当他们用这种模式下得出的经验，和自认为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原因妄图去解释未来事件的时候，那也就只会是事前猪一样的滑稽了。
作为社会学出身，我对托尔斯泰反英雄主义的史观是认同的，但是相比于托尔斯泰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现代的历史学家在思维模式上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一方面，现代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研究上会越来越看重人民在历史进程中起到的作用，并淡化英雄们所起到的贡献。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先射箭再画靶的思维模式，现代的历史学家除了会思考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同样也不会忽视那些因为各种巧合原本可以发生，但并没有发生的历史上可能出现的平行宇宙的事件。
不过即便如此，现代的历史研究依旧是无法完全正视历史的偶然性，就如同托尔斯泰所说，“只抓住一个首先碰到的容易理解的近似条件，于是说：这就是原因。”并且因此频繁闹出事后诸葛亮，事前猪一样的笑话。
我在下面举几个例子，权为博君一笑。
三十年前，有社会科学方面的学者深切的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的问题，所以洋洋洒洒一本有关苏联体制的成功之处的著作写了个七七八八，忽然之间苏联解体了。
十年前，又有一批深受冷战胜利后所兴起的民主必胜论所熏陶的学者，又洋洋洒洒，无数大作阐述成熟的民主政体中大多数民众的智慧指引下，绝不可能有特别愚蠢的政策和领导人。结果英国公投脱欧了，川建国当选了。
然后又是记忆犹新的几个月前，西方无数学者也好，媒体也好，信心满满，我们有自由的媒体保证真相不被掩盖，我们有对吹哨人的保护让民众更快知情，我们有民主投票制度让决策层能够听到基层民众声音，我们还有自由主义保护人民权利不会让政府借机剥夺，综上所述，新冠疫情这种大规模的公共健康问题就只可能在中国这种地方发生，什么封城在欧美肯定是不存在的。结果两个月后，咵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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