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對歷史學家的嘲諷:一百多年,我們進步了嗎?

關於托爾斯泰的歷史觀,我想我們先把《戰爭與和平》裡的原句拿出來,然後再做分析。

古人留給我們許多英雄史詩的典範,其中的英雄人物乃是歷史的全部趣味,但是我們還不能習慣於這樣的事實,那就是這類歷史對於我們人類的時代是沒有意義的。

這一句是托爾斯泰對於英雄史觀的檢討。

關於形成歷史事件的原因這個問題的另一答案是,人間的事件過程是上天註定的,它取決於參加這些事件的人們的任意行動的巧合。

這一句是托爾斯泰給出的一個他認為的,且與傳統史學家分析歷史的模式相反的答案。

各種現象的原因總和,不是人的智力所能理解的。但是人卻一心要尋找這些原因。人的智力不深入瞭解為數眾多和複雜的各種條件(其中每個條件單獨地看來都好像是原因),只抓住一個首先碰到的容易理解的近似條件,於是說:這就是原因。

這一句同樣是他對傳統歷史學家的批判。

托爾斯泰對傳統歷史學家的批判的第一點就是對英雄史觀的批判。在托爾斯泰看來,當傳統歷史學家在研究一個歷史事件的得與失,勝與敗的時候,首先會找到一個領頭的歷史人物,然後通過歷史事件的結果來分析這個領頭的歷史人物的決策是否正確。

放到拿破崙而言,歷史學家會說,在1812年戰爭以前,法軍所向披靡,那麼必然是拿破崙的天才造成法軍橫掃天下的結果。而1812年戰爭,比如博羅金諾戰役的失敗是因為拿破崙那天生病了,所以沒有完全地展示他的天才。

托爾斯泰對歷史學家的嘲諷:一百多年,我們進步了嗎?

而托爾斯泰的觀點就是極其不認同這種以解讀“英雄”為核心的研究歷史的模式,相反他認為“英雄”在歷史大事件中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這點在他描寫博羅金諾戰役時就已經可以得到非常清楚的體現了。比如他提出在戰場上拿破崙這一級別的軍事統帥拿到的情報,相比於戰場上實際發生的情況是嚴重滯後的。比如一個山丘的爭奪中,拿破崙拿到的情報是法軍已經將其佔領,而實際的情況是俄軍已經又把這個山丘奪了回來。那麼既然拿破崙賴以做決定的情報本身就是完全錯誤的,那麼他的決策又怎麼可能會是正確的?即便他真的取得了勝利,那同樣改變不了他是根據錯誤情報做出的決策這一事實,也就是說他所謂的“天才”決策其實並不是他取得勝利的主要原因。

在19世紀戰場那種混亂且通訊極其滯後的情況下,一方面基層的情況沒有辦法及時地反應給統帥,另一方面統帥的指令同樣不可能及時地下達給基層的指揮員和官兵。所以托爾斯泰對傳統歷史學家通過結果的成敗來反推統帥人物天才與蠢材的分析模式是嗤之以鼻的,這種思維模式無異於先射箭,然後再畫靶,先射出了戰役成功或失敗的結果之箭,然後再去默認統帥的決策是決定性的,最後再畫統帥的決策是決定勝敗結果的原因的靶。

那麼托爾斯泰的史觀是如何的呢?很明顯是反英雄主義的史觀,這點從他對拿破崙和庫圖佐夫的描寫上已經表現得十分清楚了。再往下深究,在解析歷史事件上,托爾斯泰採取了兩個與傳統歷史學家所推崇的英雄史觀不同的分析角度。

托爾斯泰對歷史學家的嘲諷:一百多年,我們進步了嗎?

第一個角度是縮小英雄在歷史進程中起到的作用,另一方面擴大人民,軍士作為一個由無數在歷史上沒有姓名的個體彙集成的整體在歷史進程中起到的作用。

決定戰鬥命運的,不是總司令的命令,不是軍隊所佔的地形,不是大炮和殺死人的數量,而是一種所謂士氣的不可捉摸的力量。

比如這一句話,在托爾斯泰看來,取得勝利的關鍵是數萬軍士的士氣,而不是一兩個統帥的命令。在托爾斯泰看來,人民才是歷史進程的推動者,而人民並不像大人物一樣,希望將歷史推向某個方向,但他們的群體行為的互相碰撞卻將歷史帶到了一個與大人物的掌控完全不同的方向。而拿破崙和庫圖佐夫之間的不同就是,拿破崙只相信自己,認為自己能夠決定一切,庫圖佐夫意識到了自己的無能,但他看到了士氣的走向,順著士氣而行動,而不是認為自己能夠改變什麼,最終取得勝利。

另一個角度是,相較於把統帥,英雄當做在雲端之間像拉著提線木偶一樣控制一切歷史發展的原因,托爾斯泰則認為,歷史的進程其實並不在任何一個大人物的掌控之中,相反歷史的進程是由無數的巧合互相碰撞而產生的結果,也不在任何人操控的能力之內。

戰爭是在一定時間的一定條件下發生的,在戰爭中,掌握無生命的器械的何止一個意志,一切都是由各種任意的行動的無數衝突造成的。

衝突是隨機的,進程的走向也是隨機的,而歷史學家們站在後人的角度,事後諸葛亮地通過結果解釋過程,那麼當他們用這種模式下得出的經驗,和自認為是決定歷史走向的原因妄圖去解釋未來事件的時候,那也就只會是事前豬一樣的滑稽了。

托爾斯泰對歷史學家的嘲諷:一百多年,我們進步了嗎?

作為社會學出身,我對托爾斯泰反英雄主義的史觀是認同的,但是相比於托爾斯泰那個時代的歷史學家,現代的歷史學家在思維模式上還是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一方面,現代歷史學家對歷史的研究上會越來越看重人民在歷史進程中起到的作用,並淡化英雄們所起到的貢獻。另一方面,為了避免先射箭再畫靶的思維模式,現代的歷史學家除了會思考歷史上發生了什麼,同樣也不會忽視那些因為各種巧合原本可以發生,但並沒有發生的歷史上可能出現的平行宇宙的事件。

不過即便如此,現代的歷史研究依舊是無法完全正視歷史的偶然性,就如同托爾斯泰所說,“只抓住一個首先碰到的容易理解的近似條件,於是說:這就是原因。”並且因此頻繁鬧出事後諸葛亮,事前豬一樣的笑話。

我在下面舉幾個例子,權為博君一笑。

三十年前,有社會科學方面的學者深切的意識到了資本主義的問題,所以洋洋灑灑一本有關蘇聯體制的成功之處的著作寫了個七七八八,忽然之間蘇聯解體了。

十年前,又有一批深受冷戰勝利後所興起的民主必勝論所薰陶的學者,又洋洋灑灑,無數大作闡述成熟的民主政體中大多數民眾的智慧指引下,絕不可能有特別愚蠢的政策和領導人。結果英國公投脫歐了,川建國當選了。

然後又是記憶猶新的幾個月前,西方無數學者也好,媒體也好,信心滿滿,我們有自由的媒體保證真相不被掩蓋,我們有對吹哨人的保護讓民眾更快知情,我們有民主投票制度讓決策層能夠聽到基層民眾聲音,我們還有自由主義保護人民權利不會讓政府藉機剝奪,綜上所述,新冠疫情這種大規模的公共健康問題就只可能在中國這種地方發生,什麼封城在歐美肯定是不存在的。結果兩個月後,咵嚓了。

微信公眾號/頭條號:行走的彩蛋 (kukushkab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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