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场激烈程度相较四年前更甚的拉锯战中，拜登涉险获胜，从而终结了特朗普的连任之梦。但特朗普主义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并不会就此消失，治愈分裂对拜登来说会是更加艰巨的课题。 文｜刘怡
这一代美国人已经有整整20年没有经历过下一任总统在大选投票日之后第四天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了。上一次出现类似的僵局是在2000年，它最终导致了争议重重的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裁断。但2000年的世界不存在Twitter和智能手机，人们用电话调制解调器拨号上网，有线电视是大多数美国民众关注选情变化的首选资讯渠道。正因为如此，20年前的选民在面对小布什和戈尔时，很难像今天活跃于全球社交网络的那些业余政治观察家一般，怀抱如此强烈的情感表达冲动和代入感——除去最虔诚的宗教信徒外，很难想像会有共和党选民把布什的胜利视为自己毕生理想实现的某种标志。同样，严肃的民主党选民即使会对佛州裁断中的一些程序问题存在质疑，多半也不至于认定华盛顿存在一个蓄意迫害前副总统戈尔的“深层国家”或者阴谋集团。
但这种情感波动、怀疑主义甚至人身攻击，却贯穿在2020年选战的整个过程中。它提醒着我们：不单是美国，整个世界的面貌都已变得大不相同。信息技术和资讯获取方式的改变重塑了普通人对现实世界、尤其是超出日常生活经验的那部分世界的看法，并且反过来影响到了他们对现实做出的反馈。这是一场真正的“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它有助于我们理解2010年“阿拉伯之春”以来，世界政治中的诸多新现象。
唐纳德·特朗普留意并借重了这种新变化，这是他能够在2016年出人意料地击败希拉里·克林顿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乔·拜登以及整个民主党阵营在2020年的选战策略依然是传统的——常识告诉他们，当现任总统自作聪明的防疫决断导致美国在不到10个月里出现970多万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3万人不幸去世之后，继续投票支持这样一届政府的选民只会少之又少。
2018年中选期间开始涌现、在今年民主党党内初选期间曾经发挥过关键影响的“郊区起义”（Suburban Revolt）现象，更助长了围绕拜登—哈里斯组合产生的乐观主义：过去20多年里一直是共和党传统票仓的大都市周边郊区，在涌进了更多受过良好教育、拥有更加多元的文化—种族背景以及更多女性成员、收入也更可观的年轻一代群体（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互联网企业的雇员）之后，正在转变为民主党意识形态的支持者。
在2016年一度沦为“胜利诅咒”的民调支持率领先优势，这一回也被小心翼翼地重新捡了回来：亲共和党的福克斯新闻在整个10月采集到的1012份调查样本显示，拜登在全国层面的支持率达到了53%，领先特朗普10个百分点。一场足以洗雪2016年之耻的大捷俨然已经在望。
最终结果令所有人都失望了：没有“特朗普奇迹”，同样也没有压倒性的“蓝潮”。在佐治亚、威斯康星、宾夕法尼亚等几个主要“战场州”，你追我赶的僵局持续到了最后时刻，宾州一度低于0.5%的得票率差值曾使人担忧是否会触发允许重新计票的机制。直到宾州和内华达99%的选票在当地时间11月7日上午点算完毕，拜登—哈里斯组合才最终越过了足够获得执政权的270张选举人票“红线”。截止到北京时间11月8日上午，开票结果显示民主党阵营已经赢得290张选举人票，共和党阵营为214张（据彭博社实时数据）。不过由于特朗普依然有希望拿下北卡州和阿拉斯加，双方所获选举人票的最终差距甚至可能比2016年（77张）更加接近。
“蓝潮”没有出现：现实是沧海横流，处处不安。对特朗普个人的反感，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舆情波动，使得过去20年共和党最稳固的票仓之一亚利桑那州意外“转蓝”。在菲尼克斯周边以及马里科帕县这样具有风向标意义的郊区，有利于拜登的“起义”真的发生了。由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和宾州组成的“蓝墙”，最终成为民主党“过线”的胜负手，但得票率的接近也意味着它们身为“战场州”的总体态势没有改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郊区起义”没能扩展到一些规模较小的都会区——在辛辛那提、印第安纳波利斯和圣路易斯，共和党的传统得票优势没有受到任何显著挑战，这意味着参议院“红强蓝弱”的格局极有可能延续下去。而与四年前相比，在总体投票率显著上升的情况下，特朗普得到的普选票实际上多了整整700万张：这绝不是一个小数字。
是的，特朗普的个人特质以及价值观或许不合于人们熟悉的那种共和党建制派；但从政策取向看，他恰恰是足够“共和党人”的。无论是大张旗鼓的减税、增加军费开支、放松对金融系统和互联网的管制还是搁置环保议题（页岩油开发者对此一定足够满意），甚至远为严苛的移民门槛，都完美契合了人们对任何一位共和党籍总统的预期。
事实上，若不是在新冠疫情防控问题上出现了赌博性误判（基础心理是将复苏经济置于社会安全之上），大部分民众本来会对特朗普时代经济保持增长、失业率下降的状况感到满意。当民主党阵营将特朗普个人与新冠疫情失控、“弗洛伊德骚动”进一步蔓延等棘手的社会问题直接联系到一起时，他们有时会选择性遗忘了，促成共和党的目标选民倒戈并没有那么容易，并且他们自己对化解这些问题同样没有成熟方案。
当地时间2020年4月17日，特朗普与美国“抗疫队长”福奇出席白宫新冠病毒工作组新闻发布会（图｜人民视觉）
另一方面，时隔四年，特朗普—彭斯组合的选战策略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变化，依然是借助社交媒体散布关于“深层国家”和拜登家族的负面信息，从而制造舆论焦点、动员基本盘。2016年的选情已然显示，特朗普从来都不是那个能够获得相对多数美国选民支持的人（他在普选票上输给希拉里·克林顿将近287万张），他也拒绝把“争取多数人”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老年人、白人蓝领和西班牙裔美国人——尤其是身处“战场州”的那些——是他的主要争取对象，共和党在佛罗里达和得州的胜利部分印证了这种路线行之有效。对郊区选民，特朗普的策略是分化。
8月24日共和党全国大会在夏洛特召开的那个晚上，总统的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发表了一场充满恐吓意味的演讲；他宣称，倘若拜登当选，美国势必滑向“无政府、暴力和压迫的绝境”。这番言论虽然只字未提仍在持续中的“弗洛伊德骚动”，却明明白白地将骚动造成的负面影响和民主党的政策立场联系到了一起，希望通过对“绝境”的渲染诱导民众改变投票取向。唯一的问题在于，看上去这项操作并不成功。
当地时间2020年11月7日，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拜登登台演讲。（图｜人民视觉）
然而在2020年，整个共和党的政治前途已经与特朗普本人的进退牢牢捆绑到了一起。曾经，他们是有机会主动走出这种困境的：2012年米特·罗姆尼落败于角逐连任的民主党人奥巴马之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起草过一项笼统的改革方案（保守派揶揄其为“尸检报告”），建议在移民政策、少数族裔权益、LGBT问题等“千禧一代”关心的议题上转变固有立场，以吸引更多年轻选民的目光。但随着共和党在2014年中选中成功赢得参议院，再也没有人关心“尸检”和改革了。
2016年，共和党在无力推举足够强势的总统候选人的背景下祭出奇招，征召政治素人特朗普出征大选，在爆冷胜出的同时，也使本党的全部政治议程就此被这位具有非主流右翼色彩的总统所操纵。因此，人们在2020年看到了一系列怪现象：当拜登—哈里斯阵营已经注意到“郊区起义”的深刻象征意味，并试图利用这种趋势时，共和党却在配合着特朗普上演追问亨特·拜登“叛国”电脑记录、影射卡马拉·哈里斯是“社会主义者”之类的可笑闹剧。所谓的“共和党建制派”，在2020年似乎已经不存在了。
当地时间2020年9月29日，美国俄亥俄州克里夫兰，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凯斯西储大学的健康教育园区参加首次总统辩论。（图｜人民视觉）
不再有“非特朗普化”的共和党人了——这是过去四年里美国两党政治发生的最重要、也是最深刻的变化。通过推出减税计划、提名保守派大法官以及个别施惠，特朗普成功地使得共和党高层（尤其是参议院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接受了“行政中枢支配立法机器”的现实，甚至主动配合逢迎。在2012年拒绝了“尸检报告”提出的改革方案之后，共和党现在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特朗普借助极端言论和社交网络动员起来的铁杆粉丝身上：他们没有勇气把特朗普征召起来的那些选民推开。而这反过来又会造成被动状况的延续：
在过去的美国选举史上，党派领导人需要为大选失利的结果承担个人责任。但特朗普会把责任推给不存在的“深层政府”，他甚至可以把日后极大概率会展开的针对他个人滥权、偷税行为的调查渲染成“政治猎巫”，以维持粉丝的同情分。在这个问题上，2016年帮助特朗普赢得大选的非主流右翼“军师”班农无疑具有足够发言权。在今年的一次采访中，他曾经表示：“大选只会有两个结果：要么特朗普获胜，要么胜利被‘偷走’。后一种情况下，无论是尼基·海莉还是迈克·蓬佩奥，在2024年都只能为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而战。”换句话说，一个“自带粉丝”、并且瓦解了共和党建制派共识的特朗普绝不会主动离场。他将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发出“卷土重来”的信号，从而促使共和党在四年后再度选择征召他，最低限度也将成为决定共和党最终候选人的“造王者”。而共和党最后一次自我改革的希望，在今年年初“通俄门”调查关闭之际已经流失了。特朗普将会在2021年1月离开白宫，但特朗普主义还远没有退场。在一个政治极化态势依然显著的美国，它的幽灵随时会从每一个动荡角落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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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怡
周刊特约主笔，原《战争史研究》副主编，不擅长聊天、没有社交网络账号的文字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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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2期《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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