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歷史學與經濟學，是兩門任何人都可以從中獲益的學科。可惜的是，我對這兩門學科，並無系統的學習經歷；而幸運的是，我對二者懷有濃厚的興趣。
種一棵樹最好的光景，是十年之前；其次，是現在。
今天恰有興致，探討一個有趣的問題。
眾所周知，泱泱中華數千年曆史，王朝興替，連綿不絕。很多人對古代封建王朝，可如數家珍，如果對歷史時期的劃分有更進一步的認識，那麼一種宿命論式的歷史現象，便會清晰地擺在我們的眼前——每一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都有其難以突破的生命週期。
在中國古代，這個生命週期的長度極限，大約是300年。萬事皆因果。我們嘗試以當代人的目光回顧歷史，對這一現象作歸因分析。
中國古代的大一統始於秦，按照歷史課本的角度，此後典型、穩定的封建王朝有：兩漢、唐、兩宋、元、明、清。其中，元、清由於異族統治，有其特殊性，清末之大變局也超出了封建王朝的框架約束，故暫不予以討論。兩宋時代，由於實際的割據時局並未終了，典型特徵為燕雲十六州的長期陷落，北方門戶洞開，導致華北及中原都缺乏實際有效的控制（所以徽欽二帝在莫名其妙的狀況下被金人平推，留下靖康之恥），以大一統的條件為約束，亦不納入討論範圍。
那麼，滿足“中華古代典型大一統封建王朝”條件的有：西漢、東漢、唐、明。
西漢終結於王莽亂政。如果把王莽作為西漢政治的延續，那麼王莽新朝，終結於中央皇權與地方豪強的權力爭鬥。後起的劉秀可作為地方皇室宗親的代表，建立了東漢。
東漢終結於宦官外戚亂政，加上以黃巾為代表的農民起義，使得地方豪強崛起，軍閥混戰，最終形成了三國割據。
唐朝衰落始於中期安史之亂，此後軍權旁落，地方豪強並起，而中央宦官亂政，黨爭不休，最終在農民起義的浪潮中走向滅亡。
明朝衰亡始於黨爭，錯誤的稅收制度加劇了地方土地兼併，直接導致後期稅收崩盤，東北前線要軍餉，中原百姓卻只能逃荒，官逼民反，內憂外患，最終滅國。
一種常見的分析指出，王朝末期的衰落，本質上是供需平衡的逐步打破。通俗而言，中國古代農民的生活成本並不算高，能夠吃飽飯，多半就會老老實實活著。換句話說，以最簡單的供需關係來看，農民階級應當形成糧食供給與糧食需求的閉環，在租賃土地、出賣勞動成果的基礎上，剩餘的糧食收成必須讓農民能夠保證生存。而各王朝的末期，出於種種原因，農民逐漸失去其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土地，導致整個社會的糧食供應小於基本的糧食需求，這就使得農民不得不反。
這一分析具有其合理性，但實際上並沒有觸及問題的關鍵。本文期望對這一分析作更深的推演。下面拋出本文的觀點：
封建王朝的滅亡，本質上不是供需不平衡，而是原有分配製度的逐步瓦解。
首先我想要論述的是，以中國古代的農耕環境看來，絕大多數的時候，年度糧食收成用於養活所有人口，都是綽綽有餘的。
一方面，古代和平時期的人口數量，長期處於溫和演變，人口的爆炸式增長是清朝之後的事，原因是南美高產作物（馬鈴薯等）的引入。所以不會因為人口在幾年內的爆炸增長，導致耕地不足、糧食不夠吃這種現象。以古代的醫療條件，多生小孩恰恰是為“不可避免”的夭折做準備；多數時候，人們活過四十就可以自稱老夫。
另一方面，即使是土地兼併到不可逆轉、流民四起的年代，被地方勢力巧取豪奪的土地，絕大多數也仍然是作為生產資料的存在，而所謂逃荒的流民，在全體農民人口中也並不是多數。通俗而言，村頭地主強佔了村中農戶的地，有些農戶氣不過便逃走了，可是大多數軟弱的農民還是會留在村裡，給地主當長工——只要有人種，地主也不願意讓良田荒蕪。只要產出的糧食在交了租後能剩一口，淪為佃農的老實人就不會逃走。而在這個時期，整個社會的糧食供應，其實還是大於糧食需求的。地方豪強也不是傻子，把農民都逼走了，誰來種地交租養活他們呢？考慮到我國古代優良的農耕傳統，真正的糧食危機並不常見。
只有當多數農民交完租之後，發現剩餘的糧食已經填不飽肚子時，全國範圍的農民起義才會爆發。問題是，這個時間點，我們也並不能說，整體社會的“供應”是小於“需求”的。這並不嚴謹。若果真如此，便不會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詩句，在地方豪強手裡，糧食始終是充裕的。也正是如此，李闖王每攻破一座城池，就開倉放糧，如果整體糧食需求真的缺乏到了一定程度，糧倉裡又怎麼會有糧食呢？只不過農民種植的糧食，沒能分配到他們自己手裡罷了。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
出於以上原因，我們有理由認為，封建王朝的最終滅亡，不是因為社會整體生產力的下滑，導致總的供應無法滿足總的需求。而是隨著社會的發展，權力的迭代，整體社會的分配製度漸漸出問題，最終拖累整個國家。
用更簡單通俗的話來概述，就是貧富差距擴大，階級分化擴大，最終都不可避免地摧毀封建王朝。
王朝初期，政治清明，統治者如果出身微末，往往懂得民間疾苦，能夠知人善任，地方勢力單薄。整個社會休養生息，並無苛捐雜稅。所以農民能安居樂業，維持欣欣向榮的農耕文明。
至王朝中期，統治者權力交迭幾代，已與民間社會分隔開來。而地方勢力經過百年耕耘，多半已在當地紮根，盤根錯節。地方勢力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代言人，比如藩王、地方宗親、豪紳、世襲節度使等等。幾代人的經營，足以把地方攬為本家本族的私有勢力。此時農民開始失去土地，或以佃農身份苦苦掙扎，或依附於豪強世代為奴。
至王朝末期，統治者與民間徹底斷絕聯繫，皇權不下鄉。地方勢力進一步增強，直接表現正是無休止的土地兼併，大魚吃小魚。而此時，如果中央能出現部分能力突出的政客，則可以用各種方式為國家續一波。譬如改革稅收，削弱地方勢力，保護農民，平衡權力等等，如此則國家尚有喘息之機。否則，一旦土地兼併打破臨界點，農民就開始起義。
再加上一些地方勢力自發作亂，或者中央權力鬥爭，或者外患，則會以惡性循環的形式加速王朝滅亡。比如東漢張角“蒼天已死黃天當立”，董卓、李傕、郭汜等接踵而起，名為鎮壓起義，實則擴充軍備，把中央集團忽悠瘸了。比如唐朝末期節度使，握著皇帝的兵找中央要餉，不給？不給我先反一波。比如明朝黨爭不休，言官集團言之鑿鑿對後金主戰——那麼打仗總要軍餉吧，結果江南豪紳收不上稅，卻給西北農民加租，這不就加出李自成高迎祥了嗎。
所以說，分配製度開始承受不可逆轉的破壞時，整個社會的節奏就亂了。這個問題歸根結底是人性的問題。地方豪強如果不兼併土地，不經營家族勢力，那地方勢力範圍隨時可能易主，你不幹不能保證別人不幹啊，到最後大家都這麼幹。給一部分人地方權力，那麼獲得地方權力的人就會世世代代地加固權力，讓沒有權力的農民最終淪為家奴；讓一部分人先富，那麼先富的人就會盡己所能地佔領生產資料，然後讓剩下的人陷入貧窮，這個路數一脈相承。
有人會問了，我們在討論封建王朝的衰亡，那現在封建制度都不存在了，這種前人的教訓，難道就沒有解決的方法嗎。
理論上是有的。課本上封建制度的接班者是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的本質還是剝削，只不過生產力的提升讓剝削看起來變得溫和，法制和人權的普及也逐漸洗淨了制度裡固有的血腥。整體而言，資本主義社會解決，或者說延緩上述貧富差距增大、分配製度瓦解的方法，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以當世資本主義的龍頭美帝為代表：
A、重塑分配製度。代表人物亞伯拉罕·林肯，解放黑人，讓原本生來被奴役的黑人獲得公民身份，直接粉碎了南方農場主的地方勢力，間接解放了全國的生產力。作為美國的千古一帝，林肯的出現讓美國走向世界一流強國。
B、改良分配製度。代表人物富蘭克林·羅斯福，修新政，壓制自由主義經濟（也就是用政府力量調整剝削關係），打擊盲目競爭造成的產能過剩，由政府指導市場分配，向富商巨賈收重稅救濟貧民。作為美國的中興之主，羅斯福承上啟下，帶美帝走出1929大崩盤的泥潭，進入新紀元。
C、用軍事強權擴大分配範圍。代表人物就是美帝稱霸世界後的一系列大棒總統。主要的做法就是用大棒欺壓世界，以金融手法剝削別國。蛋糕不夠分，就做大蛋糕。貧民破產，就讓別國買單。目前看來，這條路可能會走到黑，走到頭。
但目前看來，這幾種方法，最終都不可能徹底地解決分配製度的問題。即使是所謂的重塑，也並不會觸及資本主義的根本——何況，林肯所處的特殊歷史時期也一去不復返，到當今社會，還有誰願意自己革自己的命呢。
富者愈富、窮者愈窮在資本主義社會不可逆，因為人性的本質就是博弈，你不成為大魚，最後就會變成小魚，你不吃蝦米，最終你也是蝦米。禍水外引，矛盾轉移，金融政策，救得了一時救不了一世；就好比“供給X改X”“X帶X路”，都不太可能解決房地產問題引發的社會危機、少子化、老齡化，而在房產春風中獲益最多的那一方，和古代大肆兼併農民土地的地方勢力，又有何分別呢。
只不過當代生產力足夠發達，絕大多數人還不至於餓肚子。在一些小國寡民的高福利社會，靠著販賣本地自然資源、吸納富人的稅金，底層甚至還能活得不錯——這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是分配製度得到最優改良的社會實驗，可惜這樣的實驗方案，並不具備大規模推廣的條件。
人類的本質是復讀機，所以歷史大概率會重演。
唯一的機會是，生產力突破極限，使得全社會每一個人的貪慾，都能夠被逆天的社會生產力滿足。這樣的樂土，我們把它稱為“按需分配”。
在活到這一天之前，也許我們這一生，都只能為成為“更大的魚”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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