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吳嘉禾六年，朝堂傳來了勝利的消息：丹陽山越叛亂終於平定。丹陽，這支“地勢險阻、山出銅鐵、民多果勁、好武習戰”的帶刺玫瑰，碰到了宿命般的“辣手”——“太子四友”之首諸葛恪，曾經一直以來
“春風吹又生”的組織頑疾不但因之消除，還“變患為利”，獲得了“十萬山民，五萬精兵”，這對於將星凋零、人口銳減的三國僵持階段，無異於一個大額“加油包”。那麼諸葛恪是如何妙手平丹陽呢？
諸葛恪妙手平丹陽
諸葛恪至丹陽，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俟其谷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谷既盡，新谷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飢窮，漸出降首。恪乃復敕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拘執！”臼陽長鬍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伉縛送諸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民聞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吳主嘉其功，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徙屯廬江皖口。《資治通鑑·魏紀五》
組織發展到成熟階段，外部矛盾出於較為穩定的動態平衡中，常常難有作為；因此，內部挖潛成為度過“創業寒冬期”的主要手段。但仔細梳理“帶病生存”的組織，發現“潰瘍”比比皆是，不但不能轉化為有效動力，反而常以一副“看不慣，打不死”的滾刀肉形象出現，實在是管理者頭疼的事情。
諸葛恪決意根除丹陽頑疾
丹陽山越勢力，之所以成為禍患，並非因其軍事能力突出，難以戰勝；恰恰相反，在孫吳集團揮兵討伐、尋其巢穴時，丹陽山越依靠對本地複雜地形的熟悉，“戰則蜂至，敗則鳥躥”，致使千里迢迢趕來的正規軍常常無功而返，不勝其擾。
奠基：移書四部，明立部伍
諸葛恪跳出了單一的軍事技術思維，一反“以奇致勝”的原理，大張旗鼓地整頓軍隊、修建工事，固守險要，大有一副“誓與此事相始終”的勁頭，其目的有三：一是絕敵幻想，表明此次非同以往，過去“候鳥式”的避風頭不再管用了，依賴地形優勢控制險要也沒有可行性了；二是營造氛圍，自諸葛恪至常規守兵，丹陽形成了肅殺的政治氛圍，過去混跡於市面的山賊開始疑懼，節制舉動；三是疲敵擾敵，這一策略維持了三年之久，山越在恐怖氛圍中度日如年，卻在諸葛恪的按兵不動中，焦慮叢生，銳氣大受挫折。
諸葛恪治丹陽，慢工出細活
分化：從化平民，悉令屯居
“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是成就事業的首要問題。諸葛恪緊抓這一源頭問題，採取了“過篩式”的分化策略，對歸順孫吳者，屯居聚居的政策，其利有三：
一是地理隔離，將山越百姓的政治傾向與劃片地域結合起來，在沒有戶口簿制度的三國時期，是最為高效的區隔方法；二是封閉管理，切斷了歸順者與叛逆者的聯繫，在統一監管下，避免“撫後生亂”的出現；三是正向引導，對歸順者給出改過的機會，並與百姓一視同仁，緩解了騎牆觀望的焦慮心態。
政治傾向與地域區隔緊密結合，協助諸葛恪區分敵我
扼源：山民飢窮，漸出降首
接下來，就是負隅頑抗的山越叛民了。誠如野火燒不盡原上草的根系營養，只有抓住叛民賴以生存的根本，才有控制、杜絕的可能。三國時期發展迅猛的“屯居”制度，兼有穩定人口和糧食的雙重作用，也正是基於分化工作，叛民既不擁有土地開展種植，又無法通過掠奪截獲資源。反抗孫吳朝廷的意志，遠遠扛不住肚子“鬧意見”；外加諸葛恪刻意製造的“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形勢，驅使一部分叛民如流順下，走進歸順的框架中去。
示信：以伉違教，遂斬以徇
至此，諸葛恪其實已經完成了對丹陽局勢的控制，足夠給孫權一個合格的答案，或者如其他將領一樣，採用軍事手段，完成對最後一批叛民的清繳工作。但諸葛恪不凡之處也在於此，他深知迫於形勢走出山林的叛民，並未對孫吳政府心悅誠服，沒有最終的“攻心一戰”，丹陽頑疾還會舊病復發，而其優質的兵勇資源依然不能為己所用 。於是，諸葛恪不惜殺胡伉以取信叛民。其實，即便沒有胡伉違抗之事，諸葛恪也會效法商鞅立木取信完成最後的攻心。攻心一戰的選擇主要考慮三個特點：一是事件普適性，事件與受眾利害相關，直擊痛點，話題對其有著極強的粘度；二是新聞傳播性，不能玩陽春白雪，要貼近下里巴人，事件清晰、簡單，便於口口相傳，奔走相告；三是事件極端性，巧抓話題矛盾衝突，為信息擴散注入能量，也方便引起受眾的比對和信號感知。
諸葛恪佈局完成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結語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組織頑疾從來不是頃刻間可以化解的。諸葛恪給我們帶來的啟示是，通過佈局控盤，既要有雷霆手段，又要有菩薩心腸；既要有群體分析，又要有分類管理；既要有命脈扼守，又要有示信利導。領導者不可不察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