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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南派足球杂谈第十篇。
苏永舜，这位在老一辈球迷心目中被认为最优秀的本土教练，曾经带领广东队获得过三运会足球赛冠军（1975年）、全国足球甲级联赛冠军（1979年），随后执教中国国家队征战1982世界杯的亚大区预选赛，最后附加赛中1-2负于新西兰队而痛失进军西班牙世界杯的资格。这是中国足球在2002年世界杯出线之前离世界杯最近的一次，也是最让人惋惜的一次。不过，苏永舜治下的中国队留给老一辈球迷的记忆却是让许多人都终身难忘的，4-2逆转朝鲜，3-0完胜亚洲冠军科威特，4-2、2-0双杀沙特，这几场酣畅淋漓的胜利直到现在都让许多球迷们津津乐道。
苏永舜作为新中国最早一批大学生（中山大学），不管是作为运动员还是教练员，其个人的文化素养在足球圈内都算是相当高的。沉静、儒雅、书生气，是他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但是，我们从苏永舜执教经历以及执教风格来看，儒雅、书生气只是苏指导留给人的表像，其骨子里那种文人的孤傲、不合时宜的坚持自我、极端的浪漫主义其实都有迹可循。
苏永舜
不合时宜的坚持自我
1959年的一运会，当时效力于天津队的苏永舜和天津队众多队友都被划分到河北队，最后一场比赛河北迎战八一，此战河北只需平局就能稳获一运会冠军，而八一队则只有取胜方可夺冠。赛前河北队的备战准备会上，领导和教练定下的比赛方针是“立足防守、保平争胜”。而此时年轻气盛的苏永舜却站了出来，说出反对意见：河北队以前对阵八一队的交手经历，河北队还略占上风，一味的防守只会让对方创造出更多的机会，我们还是应该像往常一样坚持自己的战术，以我为主。结果，原本是队中铁打主力的苏永舜在本场比赛中被摁在了替补席上，直到八一队1-0领先之后，他才被替换上场，不过此时却为时已晚。最终八一队将1-0的比分保持到了终场成功捧杯，而河北队只能屈居亚军。此战之后，苏永舜便下定决心，他日如果自己走上教练岗位，绝不“保平争胜”。
苏永舜
1973年初，仍在粤北山区的苏永舜被一纸调令，借调回广州，重新执掌广东队。借调，就意味着他随时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如违反规定、战绩不佳）重新打回干校。此时的中国足坛，正流行以训练中跑量来衡量训练课的质量，所谓的足球科研人员认为跑动距离越长则说明球员们训练越努力，训练质量就越高。于是，全国各个省队、专业队，今天你一堂课跑出17000米，我明天就跑出20000，甚至25000，都是一番大干特干的热闹景象。
苏永舜却认为围绕着跑量而练，训练课程不仅枯燥，对球员的技术能力也没有提高，足球运动必须是围绕着“控、带、传、接”这四个字的基本技术为基础，再加上足够的体能作为保障，只看跑量却丢弃技术就是本末倒置。
不过，此时的国家体委经常派出技术人员到各个专业队去进行跑量统计（监督）。无奈之下，苏永舜也只能在训练课中将跑量要求达标。不过为了提高队中年轻球员的技术能力，苏永舜每天清晨都会和黄福孝、陈汉粦两位教练一起，带着禤洁球、陈熙荣、欧伟庭、何佳、关至锐几个年轻人进行控带传接的技术训练。
除此之外，苏永舜更是托朋友从特殊渠道购买当时在香港发行的一些足球杂志，这些杂志的内容都是介绍当时在西方国家的球星、比赛还有技战术发展趋势。而他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敢拿出来一个人偷偷的阅读。要知道，在当时社会背景之下，一旦被上级发现他在阅读此类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读物，恐怕他的借调之旅也就此结束。而对于苏永舜，失去的将不仅仅是广东队主教练一职，更将面临着与好不容易才重新团聚的家人再度分离。
1974年世界杯决赛，克鲁伊夫率领的荷兰队虽然在最后的决赛中惜败于西德，但是荷兰队全攻全守的全新战术却给世界足坛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就连中国足坛也未能免俗。在当时掌管中国足球的部门是国家体委下的球类司，根据球类司的足球技术科研人员建议和要求之下，全国各省专业足球队又刮起了一股全攻全守的技战术改造风潮。此时的苏永舜却认为，中国足球当前的水平较西方世界无疑是落后的，中国球员的能力和技战术水平根本达不到不区分场上职责，全攻全守的要求。
1975年的三运会，当其他队伍开始进行全攻全守尝试之时，苏永舜却坚持守旧，甚至给队内的后卫线球员定下不许助攻的规矩，所有后卫拿球后第一时间传给中场的陈熙荣、容志行、何佳等人，由他们来负责进攻组织。
未经历过上世纪七十时代的人，可能难以体会其中的滋味。苏永舜这种不合时宜，是冒着巨大风险的，这种风险不仅仅是他个人前途，对其家庭也同样如此。
极致的浪漫主义
看过上世纪70-80年代尤其是75年之后广东队足球比赛的球迷朋友，一定对广东队比赛中那种地面传控、两翼齐飞，水银泻地般的进攻特点记忆深刻。苏永舜执教时期的广东，不管对手是谁，是强是弱，反正都是以我为主，开局就抢攻，决不龟缩防守。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75年广东队1-0力克来访的西德奥林匹克队，以及1980年在香港与欧洲冠军西德汉堡队3-3的平分秋色。
1980年广东队与西德汉堡队赛后合影
“绝不保平争胜”，“狭路相逢勇者胜”这两句话几乎可以说是贯穿着苏永舜的执教生涯。这位看似文弱的儒帅，骨子里的桀骜像极了希腊神话中的那些悲情的英雄们。
在苏永舜执教生涯中，不管是在广东队还是在国家队，他都不是一个擅长与球员主动交心的教练。在他看来，影响球员的最好方法就是以身作则，用自己的日常行为去感染球员，处事公平透明，这就够了。在他治下的广东队，也不是没有出现过队内的矛盾，而他处理的方法就只有一种，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桌面上，明明白白的说清楚，讲事实摆道理。
在苏永舜的眼中，他是相信人性本善的，甚至他一厢情愿的认为他的以身作则能感染着其他人。然而人心其实是这世上最复杂的东西。
苏永舜在广东队获得成功的经历，是有时代背景的局限性 。在他二度入主广东队时，麾下的这批广东队球员，如容志行、陈熙荣等人都是出生于40-50年代，他们都经历过动荡年代的洗礼，吃过苦也肯吃苦，也懂得为国家为集体奉献甚至不计较个人得失。
容志行是中国球员的楷模
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广东队每年的出访，球员的见识越来越多，外界的诱惑也越来越多，新一代的球员也越来越难管理，这其实也是苏永舜主动要求从广东一队主教练位置上退下来的原因之一。
1980年苏永舜进入国家队担任主教练一职后，曾经邀请广东队队长何佳重返国家队，只可惜被何佳拒绝。因为此时的何佳已经准备去前往香港与妻子团聚，并将在香港继续自己职业生涯。要知道，80年代国内专业足球队的球员工资每月只有几十块，而当时在香港联赛踢球的球员平均年收入约十万港币。苏永舜对于何佳的这个决定表面上表示理解，其实在他内心却并不认同，在苏永舜看来，为国效力，为大家舍小家是非常容易做的一道选择题。因为他自己就是如此，干校四年被迫与家人分离，回到二沙头后虽然不用与家人两地分居，但是足球队繁重的工作依旧让他常年无法顾及家庭，每年也就只有放假时他才能好好的补偿一下妻子儿女。好不容易从广东一队退下后在广东省体委挂了个闲职，没过多久又前往北京到国家队上任。
何佳作为广东队队长捧起首届省港杯奖杯
当然，苏永舜和何佳的选择没有对错之分，这只是不同时代出生的人的不同选择，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的”代沟“。
苏永舜作为一名足球教练，他对于足球的专业领域上无疑是出色的，但是他的情商并不算高，对于人与人的斗争或者说更衣室的管理一点也不擅长。
甚至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苏永舜是在中国足球职业化之后执教广东队，他的结局恐怕未必能比得上周穗安。
周穗安和彭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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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意调侃，
嬉笑怒骂，
都是希望中国足球能好，
哪怕他弯路崎岖，
哪怕他病入膏肓，
我是硬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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