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第一夫人米歇爾·奧巴馬，出了一本自傳，名為《成為》，迅速火爆歐美，預售時已經登上亞馬遜全榜第一，上市一個月不到，銷售超過500萬冊，刷新2018年英文圖書銷售記錄。
節選部分記錄了這位優秀的美國黑人女性，如何從普通人成為米歇爾·奧巴馬的成長經歷。
1964 年，我出生在芝加哥南城的一個黑人家庭裡，我們一家四口人，我還有一個哥哥。
△ 米歇爾小時候和爸媽哥哥
那時候的美國正處在震盪之中，肯尼迪遇刺，馬丁·路德·金被人槍殺。
很多白人家庭從市中心搬到了郊區，因為那裡環境更好、學校更好、房子更大、犯罪更少。
城裡的白人變得越來越少。
而我們家就是留在城裡的黑人家庭，我們沒有自己的房子，跟親戚住在一起。
爸爸是一個普通的藍領工人。
而媽媽早早開始教我讀書認字，她帶我去圖書館，一泡就是大半天。
所以我對自己的閱讀能力特別自信。
上幼兒園第一件事，老師教大家認讀一組新單詞，我摩拳擦掌，躍躍欲試。
這是一組顏色詞：
“red”“blue”“green”“black”“orange”“purple”和“white”
我很順利地念出了前面 red、blue 這些單詞，所以我念得很快。
但是念到 orange 的時候就卡了一下。
唸到 white 的時候，我的腦袋就蒙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滿腦子想的都是 white white white，我覺得自己特別丟人，我覺得自己好蠢。
△ 米歇爾在幼兒園（三排右數第二個）
其實我心裡念念不忘的，是把所有單詞全都念對的同學，老師獎給他們一人一顆金箔紙做的小星星，戴在了他們胸前。
我不甘心。
第二天上課的時候，我要求重新念一遍卡片。
老師不同意，說還有別的課要上，但我堅持要重念。
一氣呵成。
唸到 white 那個單詞，我幾乎是扯著嗓子喊出來的。
那天下午，我昂首挺胸地回到家，胸前彆著一枚金色的小星星。
從很小的時候，我就覺得，學習就像一場遊戲。
在遊戲中佔了上風的時候，我是最高興的。
很小的時候，大人問我：長大了你要做什麼呀？
我驕傲地說：我要做一名兒科醫生（pediatrician）。
大人都說：天哪，這丫頭可真了不得！
我洋洋得意。
多年以後的我，也並沒有什麼兩樣。
小學二年級，我跳級了，因為太簡單，直接跳到了三年級。
△ 米歇爾小學五年級（第三排正中間）
到高中的時候，我考上了芝加哥還不錯的一所學校，叫惠特尼·揚高中（Whitney Young High School）。
在那裡，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
我頭一次跟很多白人子弟一塊兒上學。
因為我們那時候上學是有種族比例分配的，黑人要佔到百分之多少。
一開始，我都不能確定，我是不是跟同學們一樣聰明。
在食堂打飯，認識新朋友的時候，我一直在懷疑自己：我不夠優秀，不夠優秀。
所幸我後來發現，只要我多花一些時間，我就能迎頭趕上。
我在高中幾乎是全 A 的成績。
哥哥考上了普林斯頓，所以我也想去那裡。
我以排名前 10% 的優異成績，從高中畢業。
我還進入了美國國家高中榮譽生會（National Honor Society）。
但是在我申請大學之前，學校給我安排了一個專業的升學顧問做諮詢，
瞭解了我的情況以後，她兜頭就潑了一盆冷水：
“我覺得你不是上普林斯頓的料兒。”
我心裡又犯起了嘀咕：這麼說我還不夠優秀。
那天離開那個顧問的辦公室以後，我胸口憋著一股氣，我惟一的想法就是：我要證明給你看！
我沒有顯赫的背景、過硬的推薦，努力——是我唯一能做的事。
6 個月後，普林斯頓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寄到了我家裡。
△米歇爾在普林斯頓大學
在普林斯頓，我發現兩個特點：白人多，男生多。
男生的數量是女生的 2 倍。
而黑人才不到學生總數的 9%。
我是一個扎眼的少數派。
大學的時候，我每時每刻都在學習。
我默默地、堅定地達成一個個目標，下定決心，在每一個框框裡打勾“√”。
每一次證明自己之後，還有下一次挑戰等著我。
我問自己：“我是不是足夠優秀了？”
我在意別人的眼光，我希望獲得人們的肯定。
從普林斯頓畢業以後，我又去哈佛大學的法學院，攻讀博士。
這就是我一環扣一環的童年時光和教育生涯。
我以為人生就應該都是這樣，按部就班，穩紮穩打。
直到他的出現，打翻了我人生的調色盤。
△ 米歇爾·奧巴馬哈佛畢業照
02
一個實習生，改變了我的一生
畢業以後，我順利進入了盛德律師事務所工作。
每天，我踩著高跟鞋，穿著阿瑪尼套裝，到芝加哥市中心一座摩天大樓的 47 層上班。
我加入了夢寐以求的精英群體。
25 歲，我就有了助理。
下班以後，我像很多都市白領一樣，去做有氧健身運動。
我掙的錢比爸媽一輩子掙的錢都多。
有一天，公司的高級合夥人問我：你能不能給一個馬上要來報道的暑期實習生做督導？
我說：當然可以啊。
我不知道，我的生命軌跡從此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同事們都說，來的是哈佛大學法學院的一個明星學生。
他的名字叫貝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
結果這個奧巴馬同學，上班第一天就遲到了。
那天下著暴雨，我還準點到了單位。
我一邊忙，一邊等他。
我問助理：“那傢伙還沒來嗎？”
“親愛的，還沒來呢。”
她知道我受不了別人遲到，我覺得那樣很傲慢無禮。
同事們早都傳開了，說他剛法學院一年級結束就來了，我們盛德招實習生一般都只招二年級的。
他等於是破格錄取了。
哈佛的一位教授，也是盛德的一個合夥人的女兒說：
奧巴馬是她遇到過的最有才華的法學院學生。
還有面試他的秘書也說：他人長得很帥。
我嚴重懷疑他們所說的一切。
我看過他簡歷上的大頭照，呆頭呆腦的，長得也一般，笑的時候咧著一口大白牙。
過了十分鐘，他到了前臺，我去接他，他不好意思地咧嘴一笑，比我想象得要高一些、瘦一些。
（當然我也有 1 米 8 的大個兒呢。）
他知道自己是頂著天才的名聲來的，但他倒也沒有恃才傲物的勁頭兒。
我帶他參觀了公司。作為他的督導，我的職責就是給他提供建議，讓他在這兒有歸屬感。
只不過他比我大三歲，我發現他也不需要什麼建議，他在工作上很嫻熟。
但他並不是像我這樣，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的。
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畢業以後，工作了幾年，才考的哈佛研究生。
我覺得這種規劃非常隨性，像是人生路上的即興穿梭。
這跟他漂泊不定的家世背景也有關係。
他爸爸是肯尼亞的黑人，早年因為車禍去世。媽媽是美國的白人。
他在夏威夷出生，又在印尼生活了 4 年，在洛杉磯讀了兩年書，又轉學到哥倫比亞。
在上哈佛研究生之前，他在一家非營利組織裡，做社區工作者，幫助重建社區、創造就業，年薪只有 12000 美元。
他去上法學院，是因為基層的工作讓他看到：重大的社會變革，不僅需要基層人員的工作，還需要更強大的政策，和政府的行動。
我發現我也開始有點崇拜他了，崇拜他的那份自信，還有認真。
不過我可從來沒把他看成是約會對象。
有一天吃完午飯，我發現他還抽菸——我可非常討厭抽菸的人。
在我心裡，我想他也就是——我帶過的一個很優秀的暑期實習生，僅此而已。
我要把事業放在第一位。
接下來的幾周裡，他每天下午晚些時候，都會來我辦公室坐坐，跟我聊會兒天。
畢竟律所裡 400 多個律師，只有 5 個律師是黑人，所以我覺得還挺正常的。
不管我承不承認，我們的關係都在發生微妙的變化。
當我工作太忙，跟他見不上面的時候，我都會想到：他在做什麼呢？
如果他沒有出現在我的辦公室門口，我多少會有些失望。
我對他有感覺，但這種感覺被我隱藏了起來，藏得很深。
我不允許我的事業和生活出現任何變數，我要穩步前進，因為再過幾年我就可以做到合夥人的級別了。
或許我可以假裝忽略：我們之間正在萌發、滋長的感覺。
但他可沒有“假裝忽略”這一點。
有一天吃午飯的時候，他跟我說：“我覺得我們應該約會。”
“什麼，你跟我？”我假裝震驚的樣子——你怎麼會這麼想呢？
“我告訴過你，我不打算約會，而且我是你的督導。”
他苦笑了一下：“這算什麼理由，你又不是我的老闆。”
“而且你很漂亮。”
那年夏天，事務所給我們組織了一些活動，有一天晚上，去附近的一個劇院看音樂劇《悲慘世界》。
我給我們倆報了名，督導帶著實習生去，挺正常的。
結果那天的演出非常糟糕，讓我感覺如坐針氈。
我倆苦笑地對視了一眼。
他直起身來：“咱們出去怎麼樣？我們可以現在就走。”
其實我是個一向做事有始有終的人，只是那天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跟著他溜出了劇院。
我們倆去了附近的一家酒吧。
兩天以後，我跟他去參加了一個燒烤派對。
我看著他跟一些男同事打起了籃球，我假裝跟旁邊同事的妻子講話，有一搭沒一搭的，可我的眼睛一直盯著他。
我看著他在場上矯健的身影，我的心裡第一次被他這個人……打動。
那天晚上，我們開車回到市區，我內心裡感受到一種新的疼痛，一顆新播下的種子，它渴望破土而出，渴望發芽。
那是 7 月份的盛夏，而他 8 月份實習結束就要走了。
一股暖流在我的脊背上蔓延開。我在心裡和自己作鬥爭。
我是不是可以，試著跟他交往一下？
我沒有把握，我不知道怎麼做才合適。
可我突然覺得，我不想再等到什麼都有把握了。
車子開進了小區，我腦袋還是有點懵。我們都等著對方說“再見”。
他抬起頭看著我。
“我們去吃個冰激凌吧。”
他家旁邊有一個冰激凌店，我們要了兩個甜筒，在步行街上找了個地方。
我們伸直了膝蓋，挨近了坐著。
在外頭轉悠了一天，雖然很累，但是很開心。
我們吃著，沒有說話，擔心冰激凌化掉。
我不知道，他可能看出來我的內心已經開始鬆動了。
他好奇地看著我，臉上掛著一絲微笑：
“我能吻你嗎？”
就這樣，我把身體靠了過去。
一切都變得明朗起來。（Everything felt clear.）。
△ 奧巴馬伕婦年輕的時候
03
奧巴馬你個大騙子！
貝拉克·奧巴馬是一個超級愛讀書的人。
他對物質方面沒什麼要求，他的錢基本都花在書上。
啃那些文學、哲學類的大部頭，對他來說都是稀鬆平常的事情。
他每天都要看好幾份報紙，關注各種時事動向。
而我們住的地方離街面很近，晚上有各種吵鬧聲。
我覺得聽著很鬧心，他不覺得有什麼，他能安之若素。
有一天睡了一會兒，我醒過來，我發現他正盯著天花板發呆，他的輪廓被外面的街燈照亮了。
我說：
親愛的，你在想什麼呢？他轉過頭來，看著我，笑容有點靦腆：
哦，我剛在想收入不平等的問題。
我：……
後來我知道了，他喜歡思考那些抽象的、宏大的問題，他總覺得自己能為這些問題做些什麼。
他確實是個很“別緻”的男人。
他第一次到我們家見我爸媽的時候，爸爸就很欣賞他。
只是他們覺得小夥子太優秀了，沒敢抱什麼奢望。
後來我哥哥告訴我，我倆走了以後，爸爸搖搖頭，笑了起來：
“小夥子人是挺不錯的。可惜長不了。”
他確實有一種魅力，就是志存高遠。
就像當年他在我身邊做實習生一樣，在工作中，我看得到他的謙卑，還有他願意為了更宏大的目標，犧牲自己的需求。
打球的時候，我哥哥說：“他不霸著球，但他是個有膽識的人。”
他是《哈佛法律評論》期刊，創刊 130 年來，第一個黑人主席。
畢業以後，他本可以頂著“明星實習生”的光環，到盛德這樣薪水豐厚的律所工作，但他沒有這麼做。
他有著強烈的使命感，他在芝加哥主持選民登記運動，為一家民權律師事務所工作。
這讓他還清學生貸款的時間延長了 2 倍。
他還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擔任憲法講師。
他對自己的人生方向如此篤定。
而他強烈的使命感，一直在無形中拷問著我：
因為我對未來的人生感到無比的迷茫。
我討厭做律師，我不適合這份工作，雖然我能把它做好，雖然所有人都認可我。
但是它讓我覺得空虛。
我在這條路上狂奔著追求卓越，可我都沒有注意到：
我可能選錯了路。
我的熱情在哪兒？我怎麼把熱情和有意義的工作結合起來？
我害怕漫無目的的掙扎。
我想要活得像一個完完整整的人。 （I wanted to feel whole.）
可我又渴望立馬得到別人的尊重、得體的收入。
我幾乎沒怎麼認真思考，就進入了法律行業。
我在想：我還能做什麼？我還有什麼技能？
而就在我迷茫的過程中，父親因病去世了，他走的時候才 55 歲。
我最好的閨蜜蘇珊娜因為癌症去世了，她離開的時候只有 26 歲。
△ 米歇爾爸爸（左）和閨蜜（右）
我告訴自己：我不能浪費生命。我該行動起來了。
我面試了很多地方，奧巴馬也鼓勵我做各種各樣的嘗試。
1991 年，我開始在芝加哥市政府的公共部門就職，擔任市長助理，同時擔任規劃發展的助理專員。
那一年，他的司法考試通過了，我們去下館子慶祝。
吃著吃著，我們就聊起了婚姻的話題。
他握著我的手，說他全心全意地愛我，但他看不到結婚有什麼意義。
從夏威夷開始，他的生活就一直過得很灑脫、很隨性。他不想被什麼東西束縛著。
聽到他這些話，我頓時就氣不打一處來。
我說：“如果我們彼此相愛，為什麼我們不能用婚姻的形式確定下來？你的尊嚴會受到什麼損害嗎？”
我們總是為這個問題爭來爭去。
每次他一提這個我就火大。
服務員把飯後的甜點端了上來，
我情緒太激動了，根本沒心情吃什麼甜點。
他把盤子放在我面前，揭開了蓋子。
結果我低頭一看，本來應該裝巧克力蛋糕的盤子裡，放著一個黑色的天鵝絨盒子，裡頭是一枚鑽戒。
我抬頭看著貝拉克，他調皮地看著我。
他在搞惡作劇，故意逗我生氣。
我反應了好一會兒才轉怒為喜。
接下來的事情就很老套了：單膝跪地，求婚，我願意，餐廳裡所有人都在為我們鼓掌。
我呆呆地看著手上的戒指。
他說：“好了，這下你該安靜了。”
你個大騙子。
1992 年 10 月，一個陽光燦爛的星期六，我們結婚了。
我的名字，也從米歇爾·羅賓遜，變成了米歇爾·奧巴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