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中，大舅是个令人敬畏的人，不苟言笑，常一脸严肃状，让人不敢亲近，即使是现在与他老人家同桌吃饭喝酒，我也总是唯唯喏喏，小心翼翼，生怕有一言不慎，遭他老人家喝斥。
土地刚下户时，大舅正值盛年，也正是他人生的顶峰时期。大舅是方圆数十里闻名的“掌墨师”，木工技术精湛。那个时候，解决了肚子问题的人们，有了一些余钱剩米之后，大都盘算添置家具、修房造屋。
于是木匠成了很热门的行业，村里无所事事的小伙子，多数投身到大舅门下，拜师学艺。每次出门，大舅总是板着脸，背着双手，走在前面。后面背背篓、提斧头、拿锯子的总有十数人之众，就连乡长书记下乡，身边也只有三两个随从，见状也只有望而兴叹，自愧不如。
至今我还记得，那年五月我们家修堂屋，自然也是大舅的“掌墨师”。小孩们喜欢凑热闹的，大舅在干活时候身前身后总是围着许多穿开档裤和放学回来的孩子，碍手碍脚不说，且斧凿利器，木屑飞舞，容易伤人。
说实在话，我也很喜欢玩弄那从刨子刨出来的弯曲的木花，喜欢那方的、尖的木块，更喜欢手工钻一圈圈的荡过去又摇回来的那种胜似拉“麻老虎”的感觉。
母亲折下一根长长的树枝，挥舞着，吓唬着，于是大伙一哄而散，但稍不留神，又溜了回来，依然我行我素，常常不是弄断了钻头，就是砍缺了斧子，这令大舅颇为头疼，尽管暴跳如雷，双脚直跳，但也无济于事。
母亲私下告诉我，大舅虽然小学毕业，但也看过“鲁班书”是有法术的，所以他怕东西是万万动不得的。
我也曾悄悄地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伙伴们，但大家都不以为然。一天放学回家，见大舅坐在案板上，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一幅慈眉善目的样子。
他招手让我过去，我战战兢兢地走了过去，他从口袋里抓出一把炒黄豆，放在案板上，用斧头一粒粒地切成两半，放了几粒到我的嘴里，让我尝尝香不香，自己也抓了一把放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嚼着。那情景，让旁边看着的伙伴们流口水。
不一会儿，我们正在吃饭，听见外面一片号啕大哭，出来一看，原来是伙伴们都一个个回家炒了黄豆，拿来用斧头切了吃，一不小心，切破了手指。
母亲则乘机说：“说你们师爷会法术，还不相信，看你们的手还敢不敢……”。大舅瞪圆双眼，拿起斧头，往上面吹两口气，“澎”一声，砍在案板上。至此，大家对大舅看过“鲁班书”会法术的事深认不疑。以后他干活的时候，我们总是远远地围观，没有人敢去动他的家伙。
一转眼两个多月过去，堂层也终于修好了，父亲请善看风水的姑父择了一个黄道吉日上大梁。那天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远亲近邻们有的提一捆白菜，有的找一袋包谷或大米，还有的背一背篓洋芋赶来祝贺。
我们全家都沉浸在一种幸福的喜悦之中。母亲红光满面，忙前忙后地张罗着招呼客人。中午一点钟，吉时到了，在一片鞭炮声中，大梁被悬空而起，横架在堂屋正中的墙垛上。
大舅高高地站在墙上，右手提斧头，左手执墨斗，咳嗽几声清了清嗓子，开始唱到：“太阳出来喜洋洋，张家请我修华堂，华堂修起四面方，银子用箩筐装，华堂修起四只角，银子拿撮箕撮……”末了，又是一阵鞭炮。“请问主家有没有？”围观的人们轰然应到“有……！”“有就有！现过手！”父亲连忙毕恭毕敬地献上八包香烟一个红包。上梁仪式完毕之后，便是坐席吃饭。那天，大舅喝得大醉，从红包里抽出五元钱硬塞给我，只可惜，一转眼便被父亲悄悄把我喊到一边要了回去。
其实大舅并不十分贪财，虽然大件活计都需要有红包利市，也都随主家心意，封多少随意。但对于过分吝啬小气的人，大舅自有他的一套方法，还是那年十月，我堂兄结婚，请大舅做新床，封了一个厚厚的红包，打开一看，却是十三张一毛和三张一分的。
大舅自然心里十分窝火，表面却不动声色，照样把活计做完。新婚那夜，新房里传出“嘎吱嘎吱”的怪响，还时快时慢地变换着节奏，声音之大，连间隔几间屋都可以听见。次日清晨，堂哥堂嫂面对亲友，一脸的尴尬和难为情。
可堂哥怎么鼓捣那张床也无济于事，用力推它纹丝不动，没有一声响，可人一睡上去，一动就会发出响声。思前想后，堂哥总算明白了其中的奥妙，重新封了一个红包，请大舅来看，大舅提起斧子。“嘡嘡”在四个床脚各敲几下，好了。自此之后，堂哥和大舅成了对头，见面不说话，老死都不相往来。
如今，人们修房造屋也多以钢筋水泥为主，木工活计也少了起来，家具也多图方便，到家俱店里去买。但大舅对斧头凿子和螺丝钉组合固定的家俱 嗤之以鼻，说那太笨重蛮实。我家需添置家俱，还是请他老人家来做，虽然样式古朴笨拙了些，但经久耐用，且实在，至少也给大舅的木工技术予以肯定，若干年后说不定还是件文物。
来源：镇巴县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