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世界在革命的騷動中進入了冷戰的新時代。兩次大戰之間萌芽的反帝思潮，在二戰末期重新獲得了活力。巴勒斯坦戰爭後，阿拉伯世界對英國和法國的敵對情緒非常普遍，這也使得英國在埃及、約旦和伊拉克的情況更加複雜多變。在這些國家裡，英國和它扶植建立的君主國仍保持著特惠盟友關係。
由於未能與英帝國統治劃清界限，老一代民族主義政治家和他們效忠的君主們已然聲名掃地。從伊斯蘭主義的穆斯林兄弟會到共產主義者，一批新興的激進黨派競相爭奪新一代民族主義者的忠誠。軍隊中的年輕軍官同樣難免受到當時政治動盪的影響。年輕一代質疑阿拉伯王室和英國人所建立的多黨議會制的合法性，反而對革命共和主義表現出更大的熱情。
阿拉伯民族主義成為這一時代超凡的意識形態。至20世紀40年代，擺脫殖民統治成為所有阿拉伯人的共同願望，但他們還有更高的政治理想。阿拉伯世界的大多數人相信，他們由共同的語言、歷史和基於伊斯蘭過往的文化聯繫在一起，這一文化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所共享。他們想打破帝國強權為分裂阿拉伯人而劃定的邊界，同時基於維繫阿拉伯人的深厚歷史和文化紐帶，建立一個新的共同體。他們相信只有通過統一才能恢復阿拉伯人在世界事務中的崇高地位。正是出於這些信念，成千上萬的阿拉伯人走上街頭，抗議帝國主義，批評本國政府的失敗並要求阿拉伯統一。
在很多方面，埃及都處在這些發展的風口浪尖之上。
示威活動反映了埃及人民對於變革的迫切心境。巴勒斯坦災難後，埃及人對國內政黨和法魯克國王感到幻滅，也越來越無法容忍英國在埃及享有的特殊地位。戰後時代是一個去殖民化的時代，英國人已經在埃及停留了太長時間，惹人生厭。
法魯克國王
在巴勒斯坦戰敗，以及1948年12月總理努格拉希遭暗殺所造成的混亂之後，埃及政府於1950年舉行選舉。華夫脫黨獲得勝利，組建新政府並重啟與英國人的談判，目標便是自1919年以來埃及民族主義者可望而不可即的完全獨立。1950年3月至1951年10月，華夫脫黨與英國政府展開談判，然而19個月的談判卻未能帶來任何結果。華夫脫黨政府單方面宣佈廢除1936年《英埃協議》，英國人則拒絕承認協議的廢除，因為這一行為將使得他們在蘇伊士運河區的駐軍變為一支非法的佔領部隊。儘管英帝國處於收縮之中——1947年英國人已經撤離印度，但就戰略重要性而言，蘇伊士運河仍是英國外交政策的一塊基石。
鑑於無法通過談判達成目標，華夫脫黨開始通過其他方式向英國人施壓。在華夫脫政府的默許下，埃及青年開始自願組建被稱為“菲達因”（fida'iyin，字面意思為“準備自我犧牲的戰士”）的遊擊組織，其中大多數是穆兄會成員、學生、農民和工人。1951年10月，游擊隊開始襲擊運河區的英國部隊和設施。英國人對這些襲擊則採取了武力回擊。納瓦勒·薩阿達維的一位同學就離開醫學院加入了菲達因游擊隊，後在反英行動中犧牲。
運河區的武裝鬥爭在開羅激起了激烈的政治爭論。薩阿達維還記得她在1951年11月參與的一場大學內的學生集會。她越來越不耐煩地聽著那些學生政治家——華夫脫黨人、共產主義者、穆兄會成員——故作聲勢、浮誇空洞的演說，這時一位名叫艾哈邁德·希勒米（Ahmed Helmi）的菲達因成員被叫上講臺。希勒米是一位自由戰士，曾參加針對運河區英國佔領部隊的襲擊。他用平靜的聲音向爭吵不休的同學們發出呼籲。他解釋說：“同志們，運河區的自由戰士急需彈藥和糧食補給，必須穩固補給線來保護他們。現在沒有黨派鬥爭的時間和空間了，我們需要人民的團結。”薩阿達維被這位熱情的青年牢牢吸引住了，後來嫁給了他。
至1952年1月，英國人已經決定動用軍事力量來維護其對蘇伊士運河區的控制。為防止埃及警察向菲達因提供支持，英國部隊開始佔領運河區內的埃及警察局。1月24日，英國人不費一槍一炮就迫使運河區內一城鎮警察站的160名警察投降。眼見英國人如此輕易地佔領了這座警察站，埃及政府大為尷尬，於是命令運河區內的埃及警察全力抵抗英國人的佔領，“直到（打完）最後一顆子彈”。埃及人次日就得到了機會。那天，1500名英國軍人包圍了伊斯梅利亞政府所在地並要求政府投降，250名負責守衛政府機關的警察拒絕投降。在隨後的9小時內，英國人動用坦克和炮兵連續轟擊埃及人陣地，埃及守軍則奮起反抗，直至耗盡了所有的彈藥。在遭受了46死、72傷的重大損失後，埃及人最終投降。
英國人發動猛攻的消息在埃及全國範圍內激起了公憤。第二天，即1952年1月26日週六，埃及全國各行業宣佈舉行總罷工，成千上萬的工人和學生集聚開羅。為了抗議英國的行為，這座城市已準備好迎接一天的民眾示威，但突如其來的“黑色星期六”卻令埃及政府或人民始料未及。
“黑色星期六”當天，黑暗勢力在開羅興風作浪。剛開始的一系列憤怒的示威遊行迅速發展為暴力活動，其間超過50名埃及人和17名外國人（包括9名英國人）被暴民殺害。在示威活動的掩護之下，煽動者和縱火者最大限度地製造混亂。埃及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安瓦爾·阿卜杜·馬立克（Anouar Abdel Malek）目睹了“黑色星期六”當天的事件，描述了示威者是如何津津有味地看著縱火犯將開羅市中心最富庶的街區付之一炬的。“他們看著這些人縱火卻袖手旁觀，因為這座華麗的都市並不屬於他們，而是屬於那些有錢人。看著後者的財產被烈火吞噬，他們自然樂見其成。”在一天之內，被暴民燒燬的資產包括1家英國俱樂部、1所猶太學校、1間穆兄會辦公室、4座賓館（包括著名的牧羊人賓館）、4所夜總會、7家零售店以及70家其他的商業機構——包括銀行、汽車展廳、機票售賣點等。
1952年，開羅爆發“黑色星期六”暴力事件
1952年1月25—26日的惡劣事件也標誌著埃及政治秩序的崩潰。所有人都很清楚，這些在埃及史無前例的縱火事件顯然是經過預謀的。在開羅，各種謠傳和陰謀論也開始甚囂塵上。共產黨人指責社會黨人和穆兄會成員；一些人認為這是一場旨在削弱法魯克國王（開羅大火當晚，國王正在舉行一場晚宴慶祝兒子的生日）地位的陰謀；其他人則宣稱大火是由國王和英國人一手策劃的，目的是推翻華夫脫黨政府，任命一個對國王意願更加順從的過渡政府。
無論在“黑色星期六”事件中的真實角色如何，法魯克國王確於1月27日解散了穆斯塔法·納哈斯領導的華夫脫黨政府，任命了一系列由忠於王室的政客領銜的內閣成員。議會也於3月24日被解散，新議會的選舉被無限期地推後。似乎法魯克正追隨其父親的步伐，試圖重演1930年宮廷獨裁的劇本。埃及民眾對於政府的信任急轉直下。
歸根結底，究竟何人指使了埃及縱火案（對於這一問題從未有過定論）其實並不重要。各種謠傳和陰謀理論已然揭示了王室和政府所面臨的信任危機，而這一危機則預示了埃及革命的到來。
1952年，儘管在埃及很多人都在談論革命，但只有一小撮軍官真正在積極預謀推翻政府。這些人自稱為“自由軍官”，其領袖是一位名叫賈馬勒·阿卜杜·納賽爾的年輕上校。
埃及王室和政府的一系列行為令舉國上下大失所望，而正是這種失望情緒和滿腔的熱情讓自由軍官們團結在一起。納賽爾和他的同僚們對自己在巴勒斯坦戰爭中的經歷感到震驚，當時他們在缺乏充足武器的情況下就被派往戰場，在數月之內遭到以色列人圍困而最終戰敗。起初，自由軍官團結在一起是為了反對英國在埃及的帝國主義行徑。但很快，他們就將埃及政治體制視為完全脫離英國實現獨立的主要障礙。
巴勒斯坦戰爭後，納賽爾招募部分最親信的同僚加入了一個由軍人組成的秘密基層政治組織。基於為其行動爭取最廣闊的支持基礎的考慮，納賽爾招募的成員中既包括阿卜杜·哈基姆·阿米爾（Abd al-Hakim Amer）、薩拉赫·薩利姆等巴勒斯坦戰爭的親歷者，也包括像安瓦爾·薩達特這樣與穆兄會有聯繫的軍官，還包括像哈立德·穆希丁（Khaled Mohi El Din）這樣的共產主義者。1949年秋，這些人在納賽爾家的客廳內舉行了首次會議。隨著自由軍官組織的擴大，新的基層組織也不斷成立，但出於反偵查的考慮都彼此保持獨立。每個基層組織的成員從埃及軍隊的不同分支中招募志同道合的軍官。1950年秋，自由軍官組織發佈了其首份傳單，以便在軍官群體中爭取對其反帝事業的支持。
“黑色星期六”事件推動了自由軍官運動的轉型。直至1952年1月，自由軍官還只是聚焦於反帝鬥爭，並將對埃及政府的批評限定在官員腐敗、與英國人勾結等議題。但從1952年1月起，自由軍官開始公開討論推翻法魯克國王及其任命的保王派政府。他們將1952年11月定為政變的預定日期，並開始加快對反對派軍官的招募和動員。
1951年12月，在看似無傷大雅的埃及軍官俱樂部管理委員會的選舉中，國王和自由軍官之間的對抗到達了一觸即發的關頭。對法魯克國王而言，軍官俱樂部是反映軍官對國王忠誠的晴雨表；自由軍官則決定將這次選舉作為對抗國王及其支持者的工具。納賽爾及其同僚成功地說服了廣受支持的穆罕默德·納吉布（Muhammad Naguib）將軍領銜一支參選董事會的反對派名單，競選軍官俱樂部主席一職。納吉布和反對派名單在選舉中大獲全勝，之後法魯克國王就千方百計地試圖推翻選舉結果。最終，法魯克國王於1952年7月親自介入，撤銷納吉布的職務，並解散了軍官俱樂部董事會。自由軍官們深知，如果不能立即對國王的挑釁做出回應，他們將失去所有的信譽。正如納賽爾最親密的戰友之一阿卜杜·哈基姆·阿米爾警告其他自由軍官時所說的，“國王已經給了我們一記重拳；如果我們不還以顏色的話，我們的組織就會失去在軍官中的信譽，沒有人會再願意加入我們”。7
自由軍官們達成共識：如果無法採取快速並具有決定性的行動，他們所有人都要鋃鐺入獄。納賽爾與自由軍官中的高層政治家納吉布將軍進行了會面，策劃立即發動反王室政變。“我們一致同意，埃及革命的時機現在已完全成熟。”納吉布在其回憶錄中寫道。當時，國王及其內閣正在亞歷山大的夏日駐地，將開羅留給軍人管理。納吉布分析道：“天氣是如此溼熱，以至於除了我們之外沒有人能想象一場革命即將到來，因此這正是我們採取行動的理想時機。” 他們決心在國王有時間任命一個新內閣之前，“在他的間諜們有時間發現我們是誰、我們做何打算之前”就採取行動。
自由軍官們已經到達了無路可退的境地：密謀推翻政權的風險極大，他們深知一旦失敗，自己將面臨叛國罪的指控。因此，他們極為仔細地檢查自己的計劃：同時佔領廣播電臺和軍事指揮部；動員忠於政變策劃者的部隊；採取措施確保公共安全，防止外國介入。在1952年7月23日政變日到來之前，還有很多細節需要確保萬無一失。
政變策劃者受到政府的嚴密監控，這也使得政變前的最後幾天壓力陡增。政變前夕，一位下屬軍官警告納吉布將軍，稱後者即將因涉嫌領導一場反對政府的陰謀而被捕。納吉布在其回憶錄中承認道：“我極力掩飾自己的驚恐。”他決定在政變進行的當晚待在家裡，宣稱自己受到了監視，擔心可能使自由軍官們的計劃陷入危險。安瓦爾·薩達特當晚則偕同妻子去了電影院，在那裡與另一位觀眾發生了一場熱鬧的爭端，隨後還去警察局報了案準備起訴——對一位政變策劃者而言，這顯然是政變失敗情況下再理想不過的不在場證據了。即便是賈馬勒·阿卜杜·納賽爾和阿卜杜·哈基姆·阿米爾，他們出現在政變現場時也是身著便衣（後來他們換上了軍裝），這讓支持者們感到驚訝不已。
1952年，納賽爾成功領導了軍事政變
儘管疑慮重重，自由軍官們還是成功地發動了一場幾乎不流血的政變。叛變的軍事部隊包圍了埃及政府軍總部，在擊退輕微的抵抗後，於7月23日凌晨2點佔領了該機構。軍隊總部被佔領後，支持政變的軍隊馬上獲許佔領開羅的各戰略性機構，而當時整座城市還在沉睡中。軍隊佔領這些機構後，安瓦爾·薩達特來到國家廣播電臺，以武裝部隊總司令穆罕默德·納吉布將軍的名義宣佈了政變的成功，從而為一場經典的政變畫上了一個完滿的句號。
7月23日，納瓦勒·薩阿達維正在位於開羅市中心的凱斯爾·艾因尼醫院工作。她描述了薩達特發佈聲明後醫院內的狂喜場景。“在病房裡，病人們一直在聽收音機。突然，音樂被一則重要的消息打斷了，該消息稱軍隊已經接管了國家，而法魯克已不再是國王。”病人們自發的反應讓她感到震驚。“我們正站在那裡，突然之間病人們高喊著‘革命萬歲’衝出了病房。我可以看到他們嘴張得渾圓，在空中揮舞著手臂，破舊的襯衫在身前飄動。就好像解剖室的屍體突然間起死回生，高喊著‘革命萬歲’！”事實上，甚至死者的運送也被叫停，薩阿達維就親眼看見一支正離開醫院的送葬隊伍在聽到這則消息後暫時停了下來。“扛著靈柩的男人將靈柩放在過道上，高喊著‘革命萬歲’加入了群眾的行列；前一刻還在為逝者哀號的婦女們則開始［為慶祝而］發出歡樂的尖叫。”
7月23日，法魯克國王和他的政府徹底倒臺，但自由軍官對於運動成功後該如何進行下一步還毫無頭緒。薩達特在其回憶錄中寫道：“很顯然，我們在發動革命時，對於接管政府職位還沒有做好準備，我們沒有成為政府部長的雄心壯志，也從沒有想過這些，甚至尚未制訂一個明確的政府計劃。”他們決定邀請資深政客阿里·馬希爾（Ali Mahir）組建新政府。同樣，自由軍官們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理法魯克本人：是逮捕他，還是將他處決？納賽爾做了明智的決定：確保法魯克退位並允許他流亡海外，從而避免讓新政府捲入一場可能導致分裂的司法程序，或是因草率的處決而把一位不受歡迎的國王升格為殉難者。法魯克遜位給他尚在襁褓中的幼子艾哈邁德·福阿德二世（Ahmed Fuad Ⅱ），後者將受到一位攝政王的輔佐。7月26日，在21聲禮炮的歡送下，他本人被納吉布將軍送上了停泊在亞歷山大港的“麥哈魯賽號”（Mahroussa）皇家遊艇。
“我向他敬禮，他也向我回敬，”納吉布在回憶錄中寫道：
接下來是一段漫長而又尷尬的沉默。我們誰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是您，我的陛下，迫使我們做了我們所做的一切。”
法魯克的回答將讓我困惑一生。
他回答說：“我知道，你們做了我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
我是如此吃驚，以至於想不出還有什麼可說的。我向他敬禮，其他人也如是。法魯克向我們回敬，和我們所有人都握了手。
他說：“我希望你能好好管理軍隊，你知道，我的祖父一手打造了這支軍隊。”
我回答說：“埃及軍隊受到了很好的照顧。”
“你的任務將會很艱難。你知道，統治埃及並非易事。”
事實上，納吉布將軍並未獲得多少機會來統治埃及。事實很快將表明，埃及的實際統治者是納賽爾。
自由軍官革命代表著新興的年輕一代在埃及政治中的崛起。該運動成員的平均年齡僅34歲，51歲的納吉布在其中已經是一位老人。所有人都是本地出生、具有農村背景的埃及人，通過軍隊晉升至要職——這些特點與19世紀80年代艾哈邁德·歐拉比上校身邊的支持者極為相似。
穆罕穆德·納吉布，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與歐拉比相似，自由軍官們對埃及王室身邊那些土耳其切爾克斯精英的特權和做作而感到憤憤不平。奪取權力後，他們最早出臺的法令之一就是廢除貝伊、帕夏等一切土耳其頭銜。在他們看來，這些頭銜是由“一位不正常的國王……（賞賜給）一些根本不配擁有它們的人”。
被剝奪了頭銜之後，埃及貴族接著又被剝奪了土地。自由軍官們開啟了一項重大的土地改革，出臺法律將個人持有地產的上限限定在200英畝。政府沒收了王室的巨大種植園，徵收了約1700個大土地所有者的地產並以30年期債券償還。合計起來，新政府從埃及土地精英手中沒收了約36.5萬英畝土地，隨後這些土地被分配給小土地所有者，每份地產面積不超過5英畝。儘管遭到了總理阿里·馬希爾的激烈反對——馬希爾代表著財富源自地產的平民精英，但土地改革方案還是得到了通過。顯然，與有產貴族的意願相比，自由軍官們更看重民眾的支持。1952年9月，他們成功迫使馬希爾辭職。
土地改革措施為自由軍官們贏得了切實可見的政治回報。儘管埃及農業人口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共約14.6萬個家庭，而當時埃及人口達到約2150萬——真正受益於1952年土地改革的措施，但土改措施卻在埃及民眾中贏得了廣泛的好感。16在埃及民眾的支持下，軍人更有膽量執掌政權，在政治中扮演更直接的角色。
一旦登上政治舞臺，自由軍官們將證明自己是堅決果斷的。1952年9月，納吉布將軍同意組建以文官為主的新政府。納賽爾創建了一個由軍人組成的委員會——革命指導委員會來監督革命的工作，表面上與政府合作，實際上與納吉布的競爭關係不斷加劇。1953年1月，作為對華夫脫黨和穆兄會壓力的回應，革命指導委員會宣佈取締所有的政黨，並將各黨資產全部收歸國有。
作為幕後的操盤手，納賽爾引入了一個國家扶持的全新政黨，即解放聯盟，宣稱兩次大戰之間埃及國內政治的分裂很大程度上要歸咎於黨派主義。他顯然希望解放聯盟能有助於動員民眾支持新政權。1953年6月18日，革命指導委員會宣佈廢除君主制，納賽爾也完成了與舊秩序的徹底決裂；埃及被宣佈為共和國，穆罕默德·納吉布則被任命為首任總統。法老時期以來，埃及首次由本土出生的埃及人統治。用納瓦勒·薩阿達維的話來說，納吉布是“古埃及國王美尼斯以來第一位統治埃及的埃及人”。
埃及共和國現在成為一個人民政府，享受著埃及廣大人民群眾的全力支持。薩阿達維回憶說：“國內的氛圍發生了變化，過去，人們走路時都滿臉陰沉、緘默不語。現在大街上已經發生了變化。人們……聊天、微笑，與完全陌生的人握手、互道早安，詢問彼此的健康情況和近期的事件，為政權更迭而相互祝賀，討論並試圖展望未來的發展，每天都期待著變化的發生。”
對極度渴望變化的民眾而言，如何滿足他們的高預期是新政府所面臨的重大挑戰。這並不簡單，埃及新政府繼承了一系列棘手的經濟問題：整個國家過度依賴農業，而農業產出又受到埃及沙漠環境的限制；在缺少開發荒漠所需水資源的情況下，根本無法擴大耕種面積。埃及工業整體上仍處於欠發展狀態，1953年農業對埃及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為35%，而工業僅為13%（剩餘52%的份額全部來自服務業）。工業化步伐的緩慢很大程度上要歸咎於低水平的公共和私人投資。整體人口增長率遠遠超出了創造就業的增速，這也意味著能夠獲得穩定工作並顯著提升生活水平的埃及人越來越少。
對於他們面臨的所有問題，革命指導委員會的軍官們有一個激進的解決方案——在尼羅河上修建一座水電大壩。工程師們將上埃及地區阿斯旺鎮附近鎖定為修建水壩的理想地點。這座新的阿斯旺水壩將能夠儲蓄足夠多的水量，將全國耕作土地面積由600萬英畝增加到800萬—950萬英畝，此外還將產生足夠的電量來支持埃及的工業化，向全國提供可負擔得起的生活用電。但這樣一個工程將耗資數億美元，遠遠超出埃及自身資源的供給限度。
為了資助阿斯旺水壩、確保埃及的經濟獨立，執政的軍官們將不得不與國際社會打交道。然而，埃及極其珍惜自己的獨立地位，決定不惜一切代價，在不損害主權的前提下實現其目標。自由軍官們很快就會發現，想要與世界其他國家打交道而不做出妥協是多麼困難。
在國際舞臺，埃及新政府的首要關切是確保英國完全撤軍。這也是半個世紀以來埃及民族主義運動未竟的事業。
為確保英國從埃及完全撤軍，1953年4月納賽爾及其屬下在美國的斡旋下與英國人展開談判。對雙方而言，這場談判的風險都非常之高。納賽爾深信談判失敗將意味著自由軍官的倒臺；在一個日益步入後殖民時代的世界中，英國則對其國際地位十分敏感。談判不斷地破裂隨後又重啟，整個進程拖延了16個月之久。最終，英國人與埃及人達成一項妥協方案：英國將在24個月之內從埃及撤走所有的軍事人員，只在運河區內留下約1200名民事專家，其停留期限為7年的一個過渡期。顯然，英國人並非無條件地完全撤離，政府對撤軍延期2年。
英國民事存在長達7年的讓步，都成為部分埃及民族主義者指摘的對象。但這一妥協方案的獨立性已足以讓納賽爾在1954年7月獲得革命指導委員會的批准。1954年10月19日，英、埃兩國政府簽署瞭解決方案。1956年6月19日，最後一名英國士兵離開了埃及。
與英國的新協議在埃及國內也面臨著批評的聲音。總統穆罕默德·納吉布就抓住協議中的種種缺陷向其年輕的競爭對手賈馬勒·阿卜杜·納賽爾發起了猛烈的攻擊。納吉布顯然不再滿足於傀儡的角色，而是尋求其作為總統理應享有的一切權力。納賽爾則通過對革命指導委員會的控制不斷蠶食總統的權力。至1954年初，納賽爾和納吉布的關係已經惡化到某些同時代的人所描繪的“仇恨”的地步。納吉布公開批評英國撤軍協議之後，納賽爾開始動員其忠實的追隨者醜化納吉布，煽動民意反對一位至今仍受人尊敬的領導人。
穆兄會同樣抓住英國撤軍不徹底的時機批評自由軍官政權。這個伊斯蘭主義組織與其他政黨一道於1953年被取締，因而對新興的軍人政權已然心懷不滿。1954年初納賽爾對穆兄會的鎮壓，也使得他成為一個伊斯蘭主義分裂團體全力刺殺的目標。這些人甚至考慮過派遣一位自殺式炸彈襲擊者，在身藏炸藥的情況下靠近納賽爾以便將後者炸死——這也成為中東歷史上最早的自殺式炸彈計劃之一。但這個策略對於1954年的伊斯蘭主義者似乎缺乏吸引力，因為並沒有志願者願意執行該任務。
1954年10月26日，一位名叫馬哈穆德·阿卜杜·拉提夫（Mahmoud Abd al-Latif）的穆兄會成員試圖用一種更加傳統的方式刺殺納賽爾。在慶祝英國撤離協議的一次演講中，阿卜杜·拉提夫向納賽爾開了8槍。但前者顯然是一位非常糟糕的槍手，8發子彈竟無一中的。面對身旁嗖嗖而過的子彈，納賽爾的表現是英雄式的。他沒有在槍彈下退縮，只是在短時間內中斷了演講。當他重新開始演說時，他用滿腔熱情感染了正在收聽電臺廣播的埃及乃至阿拉伯世界各地的聽眾。納賽爾對著麥克風高喊道：“同胞們，我的血正在為你們、為埃及而流淌。我將為你們而活著，也會為你們的自由和榮耀而死去。”聽眾們咆哮著表示支持。“讓他們來殺我吧。我完全不在乎，只要我已將自豪、榮耀和自由注入你們心中。如果賈馬勒·阿卜杜·納賽爾死了，你們每個人都將成為另一個賈馬勒·阿卜杜·納賽爾。”
這一時刻已不能更加戲劇化了，埃及民眾將納賽爾擁戴為他們的領袖。基於新獲得的聲望，納賽爾確立了自己對革命的領導地位，同時也可以放開手腳處理總統穆罕默德·納吉布以及穆兄會這兩個與他爭奪民眾忠誠的主要競爭對手。數千名穆兄會成員被捕；1954年12月，6名成員因參與暗殺行動被處以絞刑。納吉布因審判也受到牽連，儘管從未被指控有任何犯罪行為，11月15日納吉布被免去了總統職務，在此後的20年內都處於被軟禁的狀態。
埃及現在有了一位無可爭議的主人。從1954年底到1970年去世，納賽爾一直擔任埃及總統，也是阿拉伯世界的總司令。沒有一位阿拉伯領導人在之前或此後能像納賽爾一樣，對阿拉伯世界施加如此大的影響，而他對國際事務的影響也鮮有人可匹敵。埃及即將開始一次非同尋常的歷險，一段純粹的熱血沸騰的歲月，其間一切看起來皆有可能。
與英國人達成撤軍協議後，埃及政府的下一項議題就是與新建的以色列國之間未了結的恩怨。在脆弱的邊界線兩邊，埃及和這個猶太國家之間的關係開始日趨緊張。以色列總理本-古裡安做出一系列嘗試，以試探自由軍官的意圖，然而納賽爾及其屬下有意避免任何與以色列人的直接接觸（1953年以色列與埃及外交人員的確在巴黎進行了秘密接觸）。本-古裡安得出結論，即埃及在其新軍人領袖的領導下，可能成為阿拉伯世界的普魯士，從而對以色列構成明確而現實的威脅。納賽爾深知，他的國家還遠遠缺乏必要的軍事力量來遏制——更不用說對抗——這一滿懷敵意的新鄰居。為了對以色列構成切實的威脅，埃及需要從國外獲得物資。但納賽爾很快發現，作為提供武器裝備的交換，外國政府勢必會提出一定的條件，而這將削弱埃及新獲得的獨立地位。
納賽爾首先轉向美國人，在1952年11月向美國尋求幫助。作為回應，自由軍官受邀派遣一個代表團赴美來陳述其需求——飛機、坦克、火炮和艦艇。美國人在原則上願意提供支持，但希望埃及在處理任何武器裝備訂單之前，保證加入一個地區性防禦條約。
1953年5月，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訪問埃及。杜勒斯此行具有雙重目的：其一是推動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之間達成和平協議，其二是在中東地區孤立美國的超級大國對手——蘇聯。與埃及政府的討論很快轉向了武器裝備的主題。杜勒斯明確表示，美國仍願意支持埃及，但條件是後者必須加入一個被稱為中東防禦組織的新的地區性防禦條約，這一條約將使埃及與美、英達成反對蘇聯的正式聯盟。
納賽爾斷然拒絕了杜勒斯的建議。中東防禦組織為英國延長在埃及的軍事存在提供了一個基礎，這一點是任何埃及領導人都無法接受的。納賽爾無法讓杜勒斯明白的是，埃及沒有理由害怕蘇聯的威脅，因為對埃及的真正威脅來自以色列。穆罕默德·海卡勒（Mohamed Heikal，生於1923年）是埃及很有影響力的日報《金字塔報》的主編，也是納賽爾的心腹之一。他記得納賽爾曾這樣問杜勒斯：“我怎能到我的人民那裡去，告訴他們說我對一個手握手槍、距蘇伊士運河僅60英里的殺人犯視而不見，反而擔憂5000英里以外某個手持小刀的陌生人？”
1954年《英埃撤軍協議》簽訂後，埃、以兩國關係迅速惡化。在本-古裡安看來，英國在蘇伊士運河區的軍事存在，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間構成了一個緩衝帶，而即將到來的英國撤軍則意味著災難。1954年7月，以色列軍事情報機構開始在埃及開展秘密行動，在開羅和亞歷山大的英、美機構中安裝爆炸裝置。顯然，他們希望在埃及和英、美之間引發一場危機，從而促使英國重新考慮其從蘇伊士運河撤軍的決定。然而，令以色列人頗為狼狽的是，一個以色列間諜在安放爆炸裝置之前即被抓獲，從而導致整個鏈條都被曝光。在這個臭名昭著的拉馮事件(因當時以色列國防部部長平哈斯·拉馮而得名，後者因這一慘敗而遭到指責)中，兩人後來被處決，一人在獄中自殺，其他人則被判處多年徒刑。
拉馮事件曝光、以色列特工隨後被處決之後，埃、以兩國間的緊張關係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本古裡安於1955年2月重新出任總理，之前他已在野一年多，其間以色列政府處於鴿派總理摩西·夏裡特的領導之下。1955年2月28日，本古裡安在迴歸伊始，就對加沙地帶的埃及部隊發動了一場毀滅性的攻擊。
加沙地帶是1948年戰爭後僅存的處於埃及人控制之下的原巴勒斯坦託管國領土，數十萬巴勒斯坦難民滯留在那裡。被剝奪了財產的巴勒斯坦人經常跨越加沙以色列邊境，一些人是為了從已失去的位於今以色列境內的家園裡收回財產，其他人則是為了破壞那個使他們流離失所的猶太國家。1955年2月，兩起類似的滲透事件為以色列政府採取大規模報復行動提供了藉口。兩個以色列傘兵連隊跨境進入加沙，摧毀了埃及軍隊的地方指揮部，打死37名埃及士兵，打傷31人。以色列人已然展現了其軍事優勢；納賽爾深知，如果不能為其軍隊提供對抗以色列人的更先進的武器，他在埃及的日子將不會長久。
1955年，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土耳其和英國簽署《巴格達條約》
埃及在加沙的失利讓納賽爾陷入了可怕的窘境。納賽爾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需要外部軍事支持，但又不能為此做出妥協。英國人和美國人則繼續向納賽爾施壓，在考慮向埃及提供現代武器前，要求其加入一個地區性聯盟。這兩個講英語的大國正敦促納賽爾在一項北約支持的聯盟條約——《巴格達條約》上簽字。該條約是1955年2月土耳其和伊拉克就反蘇聯擴張達成的一項協議，同一年內，英國、巴基斯坦、伊朗也相繼加入。納賽爾極力反對《巴格達條約》，將之視為英國的陰謀，旨在延續其在中東地區的影響、支持其在伊拉克的盟友哈希姆人來打壓埃及自由軍官。納賽爾毫不含糊地譴責《巴格達條約》，成功地阻止了任何其他阿拉伯國家在英、美的唆使下加入該條約。
英國首相安東尼·艾登開始將納賽爾視為英國中東政策每一次挫敗的背後推手，下定決心要反對這位埃及領導人。在納賽爾與艾登兩人間敵意不斷攀升的背景下，英國向埃及軍方提供先進武器已成為不可能。
隨後，納賽爾試探法國人能否為埃及提供武器。但由於納賽爾支持北非民族主義運動，法國人同樣對他深懷疑懼。突尼斯、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的民族主義者正在動員民眾，以確保其國家脫離法國獲得完全獨立，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將埃及視為典範和盟友。納賽爾則同情北非的民族主義者，將後者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視為阿拉伯世界反抗外國統治的更廣闊鬥爭的一部分。儘管在資金和軍事資源方面能提供的支持很有限，但納賽爾非常願意為被流放的民族主義者提供庇護，使他們得以自由地在埃及境內為獨立鬥爭開展動員。
只要納賽爾為北非的民族主義者提供一個自由天堂，法國人就拒絕給他提供軍事支持。當面臨在阿拉伯人和法國人之間做出選擇時，納賽爾選擇了前者。法國正在與阿拉伯民族主義進行一場註定失敗的戰鬥，這一事實也使他們更加嫉恨納賽爾所選擇的立場。
二戰伊始被納粹德國擊敗後，法國在北非地區的權威遭遇致命打擊。親德的維希政權派遣的士氣低落的殖民官員，很難代表這個曾經偉大的帝國。對法國孱弱現狀的認識也鼓舞了突尼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等國的民族主義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