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二战结束，随即战败的德国被盟国分区占领，后美英法三国占区合并为西占区，与苏占区分庭抗礼，两者最终在无法逆转的冷战氛围中各自建国，并都以极快的速度融入了各自分属的阵营。
自1871年俾斯麦领导德意志实现统一，这个民族又再一次地面临国家统一的问题。
然而，战败国的地位、历史的罪责以及两个阵营严重对立的局势使得德国并不能由自己完全掌握是否统一和以何种形式来实现统一的选择权。由此可见，两德想要实现统一，必将经历一段长期的过程，既有赖于外部局势的良性转变，也需要两个德国的努力探索以及德意志民族认同感的恢复。
两德统一是20世纪的重大事件之一，两德最终能实现统一，离不开德意志民族认同这个必要条件。分裂之后，两个德国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相对立的意识形态环境中逐渐构建了新的存在，各方面的分歧和差异使得两德人民对德意志民族身份的认同也逐渐淡化，两德分裂的局面渐趋稳定。
但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以及西德统一政策的积极引导，70年代开始两德之间的民族认同因素开始从消极转向积极的一面，逐渐积累和恢复的民族认同对两德的统一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两德统一的整体进程中，民族认同因素消极与积极的两种作用都有深刻的意义与价值，这既是德国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两德统一模式的显著特点。
一、“民族认同”——两个德国的心结
联邦德国诗人恩岑斯贝格尔1960年在其诗作《国家语言》中曾写道：
“只盼这是一个完全平常的另一个国度，而不是这个夜与雾的国度，挤满了灵魂出壳的住户，既不知自己是谁，也不愿知道，被抛入这片国土，又要逃离这片国土。”
这或许就是战后德国人心灵世界的真实写照。战败的德国充斥着混乱和绝望，人们的精神也遭受重创，德国的分裂更是引发了德意志民族内部的认同裂痕，这一代人集体陷入了自我迷失和自我怀疑的认同危机之中：应该如何看待德意志民族的身份？如何看待另一个同民族却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而“民族认同”也成为两个德国难以解开的心结。
一方面，是要如何对待过去的历史。由于纳粹德国所犯下的历史罪孽，德国人对于自己的民族身份，以及德意志民族传承下来的普鲁士精神和文化产生怀疑，他们怀疑是否还要为自己是一个德国人而感到自豪。
另一方面则是于两个德国而言，如何看待对方以及德意志民族的共属性。被迫分裂的德国人民被投放到意识形态相对立的两个国家，在战后两个阵营冲突频发、冷战氛围愈来愈浓厚的大背景下，两个德国对德意志民族的认同也开始出现偏差。
二、差异和分歧：民族认同的割裂与民族情感的疏离
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温克勒曾这样描述战后的德国：
“崩溃的社会处于一种紧急状态中，它没有秩序，却充满了对任何一种正常状态的深刻渴盼。”
作为法西斯战争的发起者和战败国，德国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只能接受国家主权的丧失和国家的分裂。因此无法避免的，西德和东德在两种不同的制度和对立的意识形态中越走越远，对同一个德意志民族的认同感也随着各方面逐渐加深的差异和分歧而产生动摇和偏差。
1.两德政治环境及文化的差异
在西德，甚至从早前西占区时期开始，战后政治的主流就趋向“回归欧洲”的西方式道路。实际上，和英国、法国相比，德国很晚才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而实行民主制的时间更晚，由于容克封建地主阶级的存在及其根深蒂固的庞大势力，德国一直以来执行政治集中和军国主义性质的“普鲁士道路”，即便是建立了资产阶级代议制也只是作为装饰用的门面。
第三帝国的失败和纳粹德国所犯下的历史罪孽，以及战后内外局势的混乱，使得西德人开始对所谓的“德国特殊道路”产生怀疑和不信任，他们亟需另一条出路和能为他们带来安全感的未来规划。西德联合西方的路线更加务实、更加专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恢复，更能让西德人有安全感，同时也推动了东德和西德之间的疏离。
身处社会主义阵营的民主德国则似乎更多地继承了德意志古老的传统，在政治理念上，与联邦德国不同，民主德国从德国新近历史中得出的教训不是“反集权”，而是“反法西斯”的。东德承袭自苏联的指令性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都像空降的枷锁一般禁锢住民主德国的公民，逐渐在这个国家形成了一种压抑紧张的政治环境。
2.两德统一政策上的分歧
分裂之初，东、西两德都将致力于实现德国统一作为各自的官方立场及重要任务，然而，随着世界局势以及国内情况的变化，加上两大阵营的控制和干扰，代表着不同利益并秉承着不同意志及价值观念的两个德国就统一问题一直无法达成共识，使得两德的统一大业一开始便陷入僵局。
50年代始，联邦德国政府首先在德国政策上奉行“哈尔斯坦主义”，拒绝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意图采取“孤立”民主德国的手段实现“收复型”的统一。同时，联邦德国更加看重与西方盟国修好，更愿意为了日后的发展而加入西方阵营，而不是为取得苏联的谅解而放宽条件以促进国家早日统一。
民主德国最初也站在支持德国统一的立场上，采取争取两德谈判为主、发动群众运动为辅的策略。但在谈判过程中，由于联邦德国完全倾向西方的态度，使得统一的进展阻碍重重。在联邦德国不愿妥协的态度下，民主德国也亟需恢复经济建设，于是最终决定转变支持德国统一的立场，相继提出“两个德国”及“两个民族”的观点。
70年代始，尽管两个德国之间交往渐多，两德关系在明面上似乎是有所改善，但一墙之隔的两国人民却并未因此而冲破这道桎梏，双方初期在政治交往上的分歧已经造成现实中的隔绝以及分裂加剧的局面，也导致了两德之间民族认同感的淡化。
3.文化与心理认同的隔阂
文化认同在民族认同中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民族认同也源于一种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赞同与热爱。因此，在两德建国之前，为了挽救行将到来的德国的分裂，知识分子曾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他们试图通过德意志民族文化来联结两德的民族情感。然而，即便是“民族语言”这个沟通德意志民族内部的最基本因素，在德国的现状、分裂的命运以及强大的意识形态阻碍前也显得苍白无力，东、西德在文化的认同上也逐渐分道扬镳。
60年代后期，民主德国也开始公开放弃“民族统一”的提法。在经历了双方各种试探、意见不合以及分歧冲突之后，分裂越来越被看作是持久的，西德人和东德人都在有迹可循的生活中各自适应了他们的国家。
两个德国在各自的社会环境中产生了思想文化及社会心理的异化，形成了带有各自文化烙印的“集体情绪”。两德的年轻一代已在分裂的环境中长大成人，两个社会之间的差异也在同步增长。这种差异的积累，虽然是渐进的，但却是根本性的。
三、西德统一政策的转变与两德关系的初步缓和
经过50年代的对峙与交锋，联邦德国的“孤立”政策并没有带来德国的统一，柏林墙建成之后，分裂甚至逐渐成为了常态，这一结果引发了国内舆论对政府政策正确性的怀疑。于是，“承认现实，并以此达到改变现实的目的”成为下一阶段西德政府政策的出发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小步政策”乃是联邦德国意图修复与民主德国之间认同感的首先尝试。
交涉的结果促成了1963年至1966年四个西柏林通行证协议的签署。这是两德交流上的一次突破。被柏林墙所阻断的可以上升到民族情感，而将其下移到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中，阻断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联系，这在文明国家的近代历史中也少有先例。
正因如此，两德间的人员往来实为一个非常敏感和关键的问题。而正是着眼于人员交流能够带来的良性效果，勃兰特在1969年10月当选为联邦德国总理之后，开始正式推行“通过接近达到变化”的“新东方政策”，最终放弃了以孤立为主的“哈尔斯坦主义”。
四、东德对德意志民族认同修复的“促进”
实际上，面对联邦德国的积极“攻势”，民主德国也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其之所以同意改善两德间的关系，主要目的是希望联邦德国许以经济上的支持。但或许是民主德国没有预料到的，正是通过两德间这种逐渐密切的经贸关系，克服两德间日益加深的疏离感，使民主德国分离主义的“划界政策”无法得逞。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两德间这种特殊的经贸交易方式，实为维持德意志民族共同体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尽管东德政府为了防止西德的意识形态观念过多地渗透进东德人的生活而谨小慎微地在人员交流上施加适当的限制，这些限制也确实造成了东、西德之间交流中的一些障碍和争端，但民主德国却明显低估了经济联系加强所带来的连锁效应。到80年代前后，民主德国自身内部已然隐患重重，各种问题也逐渐开始显露。
首先，民主德国推行“民族分离政策”，意图培育属于东德“社会主义民族”的民族认同感，但实际上收效甚微。但事实证明，建立在东德的社会心态基础之上的“民族意识”是不坚定的，由于其本身便是一个漏洞百出的矛盾体——它既不能引起东德人对这个“民族”的骄傲与自豪，却又采用强迫的手段压制人的内心和思想。
其次，除了内部“民族认同”的共识建立不成功，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信念也缺乏深厚的根基，这也导致民主德国的公民对其国家的认同感不甚牢固。一方面在于其所采用的压制性手段，另一方面则主要在于其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带来令东德人民足够满意的成果。苦心经营了几十年，民主德国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已是为上等，但与联邦德国相比仍显得不足。
五、两德关于民族认同的探索对德国统一进程的推动
由于联邦德国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民主德国内部的问题丛生，以及80年代世界局势的变化与动荡，两德的统一之路终于出现了希望与转机，两德之间对于德意志民族的民族身份问题也展开了新的思考。
两德之间从彼此完全隔绝到开始互通往来，正体现了从70年代开始对于民族认同的新探索。在两个德国的特殊情况中，首先，冷战的时代背景以及美苏之间的抗衡尤为重要，故东、西两德在各自阵营的支持下必定会持续地存在一段较长的时间，这就决定了分裂将具有持久性。同时，在两个德国内部，国家分裂、意识形态对立及民族感情割裂的现状之上，继续敌视或孤立难以再起到实质性或有建设性的作用，如果采取更大程度的隔离和冷漠疏远反而会更加削弱两个德国之间对彼此以及对原本属于同一个民族的认同感。
联邦德国首先对民族认同的新探索便是选择了开诚布公的承认双方的存在和分歧，不去扩大意识形态对立的负面影响，争取在此过程中不断强化双方身份的共同点，将东、西德最基本的连接点——德意志民族的民族身份能起到的良性影响发挥到最大，在不断深化的接触和相互理解中尽力修补民族情感的裂缝，从而大力地推进两德统一的进程。
随着80年代两个德国关系进一步缓和，民族认同重建和修缮打下的基础得以迎来了实现统一的机遇。随着民主德国内部和外部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进一步变化，以及大部分的德国人对德国统一的期盼，苏联和民主德国对德国统一的态度也在1990年初发生了变化。民族认同感的恢复唤醒了两德人民对于国家和民族统一的追求，从而形成的强大精神支持促进了统一事业关键步骤的稳步进行。
小结：民族认同与两德统一的模式
民族认同的心理以及民族情感是国家统一内在且基础性的重要因素，但它也决不是凭空出现的，任何的民族情感都有着历史上的积淀。但同时，因为现实中具体的发展状况存在变化，民族认同因素在特定的某一阶段或时期所发挥的具体作用也并非一定是积极的。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民族的认同感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力量对统一事业能够起到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尤其是压抑和苦痛过后的民族情绪的觉醒，体现得更为强烈，在统一的关键时期能发挥强大的支持和舆论力量。西德政府能够在那重要的“四到五个月的时间段”敏锐地抓住统--的机遇并将计划付诸实践，以及东德政府能够顺应民意地转变立场，是少不了民族认同这个重要因素的。
第二，还应当认识到，在两德统一的模式中，由于来自外部的影响和干涉太大，单有民族认同的因素是不够的，民族认同因素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的性质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尤其是在冷战大背景的国际局势下，德国的成功统一有赖于各方因素的理想综合，才能借由民族认同的力量以及民族情感的涌流得以正况的正确设计和策略。
最后，无论统一之后面临着怎样的问题，不应该否认的是，两德重归统一是德意志民族和德国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两德复归统一所带来的时代的变革和动荡必定会带来人民生活的不适应，但说这是阵痛亦不为过。国家和民族的统一所带来的不仅是国土的完整及日后发展的机遇，更重要的民族认同和情感的维系，是生活在这个国度中的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这是一个分裂的民族和国家所实现不了的。
参考文献：
•《情感阻塞——民主德国的心理转型》，作者：汉斯-越阿希姆•马茨（德）
•《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作者：扬-维尔纳•米勒（德）
•《德国史探研》，作者：吴友法
•《德意志民族因素在德国统一中的作用》，作者：王梦
•《从民族主义看二战后德国统一》，作者：张才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