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錯，我認為成都大學毛洪濤同志的“死”，也是一種“戰鬥”。
我在當鄉鎮黨委書記時，有兩次想過“自殺”。
第一次是1995年，當時全國興起了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之農村小學硬件建設運動。當時所在的鄉鎮有27個村級單位，全鄉3萬多人，是全縣最窮的鄉鎮，窮到發不出教師和幹部工資，但上級教育主管部門要求我們鄉必須建23所標準化村級小學。所謂的建設標準化小學，首先是拆除平房建樓房——“無樓不成校”。當時叫得最響的口號是：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
接到任務後，我安排鄉計劃生育辦公室建人口模型，測算1995年至2010年這15年間的各村小學生數量，結果發現1998年後將有15個村的小學生數量不足40人。基於這個數據，鄉黨委提議鄉人民代表大會做出了“多村聯合辦學”的決定，全鄉統籌修7所中心小學。
當時，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最硬的指標就是建標準化的教學樓，不在期限內完成23所完小的教學樓建設，就對書記鄉鎮長實行“一票否決”。我壓力很大，但意志堅定，堅持只修7所完小，無論來自哪級的檢查督辦，先講道理，如果硬壓，一律頂回去。
到了省驗收全縣義務普九的最後階段，我所在的鄉鎮成了省教育廳掛牌督辦單位，但我依然沒有絲毫可商量的餘地，某天省教育廳一位副廳級的領導親自來到我鄉督辦，我給領導講人口模型，領導一句也不想聽，再三請求他聽我們彙報了再討論怎麼辦，領導十分惱火，嚴厲訓斥我不顧大局、拖了全省的後腿……不配做鄉鎮黨委書記，要行使“一票否決”，領導很氣憤，拍了我的桌子……我當年32歲，年輕氣盛，沒有讓副廳級領導佔到半點上風，領導很生氣，後果可能很嚴重。
我也很生氣，你上級不實事求是，把老百姓的血汗錢不當錢花（我們一個縣要浪費10多億啊）大搞形式主義，如果敢對我這個堅持實事求是、與人民民主決策的鄉鎮黨委書記實行”一票否決”，我就到北京去申訴。如果向北京申訴了，不給我平反，我就去見屈原。
這是我第一次想到“以死抗爭”。
2000年，我以鄉鎮黨委書記的名義致信國家領導人反應“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呼籲減輕農民負擔，調整三農政策。雖引起高度重視、且成立了由省委副書記擔任組長、我當副組長的改革專班，在我所在的鄉鎮探索“發展和減負”之路。但與此同時，市縣領導卻派出幾路人馬在我工作過的幾個鄉鎮查我的經濟問題。我當時想，查出我有經濟犯罪，只有認命坐牢，如果是冤枉我迫害我，我只有選擇轟轟烈烈的死了——以死抗爭。
還好，最後查出我4600元的“經濟問題”，我永遠都難以忘懷荊沙市紀委（荊州和沙市合併後叫荊沙市，後更名為荊州市）一名女副書記流著淚跟我談話的場景。她說：昌平同志，經查你有4600元的“經濟問題”，不夠5000元。她提醒我暫時是安全的。所以，我不用選擇“死”，做最後的戰鬥，而是選擇辭職，當了“逃兵”。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為眾人抱薪者，不可使他凍斃於風雪。為生命開路者，不可使他困頓於荊棘。
毛洪濤同志，你是勇士；而我，是逃兵。我理解你，也尊敬你。
寫下此文，講我的陳芝麻爛穀子的舊事，希望更多的人理解你。
毛洪濤同志，你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