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總比小說更荒誕離奇。4月9日，美國蓋茨基金會聯席主席比爾·蓋茨在接受《新聞1＋1》主持人白巖松的專訪的過程中，提到一個有意思的觀點，說美國現在有謠言，稱目前全球蔓延的新冠病毒，最初洩漏於比爾·蓋茨的疫苗實驗室。還有一些陰謀論的說法，說比爾·蓋茨試圖藉助這次病毒及疫苗達到控制人口的目的，還有的說他要用疫苗來實現“人類清除計劃”等等等等。這些匪夷所思的指責令人啞然失笑之餘，又覺得似曾相識。
前推100年的1918年，有一場堪比眼下的大流行病——西班牙大流感。當時流感在全球範圍內造成了5000多萬人死亡，死亡人數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由於起源地不明，流感過後，各國之間都開始互相指責、懷疑對方就是病毒的起源國。順便說一下，這場流感的起源地不是西班牙，爆發地也不是西班牙，流感最初是在美國堪薩斯州爆發的，之所以倒黴地被稱作“西班牙流感”，只是因為西班牙在一戰中是中立國，沒有進行消息管制，因此流感在西班牙爆發的情況被西班牙媒體廣泛報導，以訛傳訛，在各國新聞機構的渲染之下，西班牙被報導成了流感的集散地，因此得名“西班牙流感”。對這口飛來橫鍋，西班牙抗爭了一百年，抗爭的結果是——2015年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宣佈，以後不準以地名來對新疾病命名。
西班牙國王阿方索十三世當時也被感染
不管西班牙流感也好，比爾蓋茨陰謀論也好，每當壞事發生的時候，甩鍋成了常規操作。怎麼大家這麼喜歡指責他人呢？
我想起自己在前段時間看過一本書，名叫《事實》，這本書作者是瑞典統計學家漢斯·羅斯林，他的另一個身份是一位公共衛生專家。他在書中提到的一件事與當下頗為類似，這位作者在書中提到
>“人體最大的器官就是皮膚。在現代的特效藥被髮明出來之前，最恐怖的一種皮膚病就是梅毒……這種可怕的疾病在不同的國家被稱作不同的名字。在俄羅斯，它被稱作波蘭病；在波蘭，它被稱作德國病；在德國，它被稱作法國病；在法國，它被稱作意大利病；在意大利，他們稱之為法國病。”
這和前面提到的一幕幕是不是很像？作者總結到：
>“歸咎他人是一種本能，實際上，當壞事情發生的時候，人們總是試圖找到一個簡單而清晰的理由去責怪他人。”
《事實》[瑞典] 漢斯·羅斯林
看到這裡你也許會產生新的疑問：什麼動機讓這相似的一幕一再重演？我們又該怎樣避免陷入這種循環的怪圈呢？
接觸過心理學的讀者知道，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有兩個基本的需求，一個是對安全的需求，另一個是對控制的需求。 我們總是希望自己能夠影響和控制周圍事情的發生，因為控制感能使我們感到更安全，比如常說的非理性消費，就是希望通過購物這種行為，獲得對物品的控制感，打消內心的焦慮。其他時候也是這樣。如果有不好的事情發生，我們就會傾向於相信背後有人搞鬼，有人用權力或手段使得壞事發生。為什麼會這樣想呢？因為這樣想能滿足我們對控制的想象，也能讓我們感到更安全。如果一件事，尤其是壞事發生的時候背後沒有人控制的話，那麼世界就會顯得不可預測、不可捉摸、令人困惑、令人害怕。所以，壞事發生時，我們本能地按這種思維模式去尋找替罪羊，就會開始指責他人，就會出現文章開始的那一幕，把疫情的發生歸咎某個人。
神奇的是，這種思維模式不但讓我們在遇到壞事時尋找替罪羊，遇到好事時，也會出於同樣的理由去尋找……額，吉祥物！認為是某個人、某個團體或某個理由，造成了好的結果。比如前段時間的美國股市，特朗普上臺後漲幅喜人，創造了長達10年的連續增長，可到了今年的3月呢？又史無前例的一個月內熔斷四次，創下了美股熔斷的記錄。當股市繁榮的時候，大家很容易把繁榮歸功給特朗普，稱讚他領導有方。可股市開始熔斷呢？又不由分說地把這筆賬也算在特朗普頭上。大家想想看，同樣一個人，美股增長是他，美股熔斷也是他，如此南轅北轍的結果都是因為他一個人，這可能嗎？
替罪羊
所以，當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尋找替罪羊的時候，我們實際上已經放棄了對問題的思考。歸咎他人與其說是指出了問題所在，不如說是指出了自己固有的思維模式。漢斯·羅斯林在書中指出：
>“如果我們止步於指責（替罪羊），而不是做更進一步的研究的話，我們就不會獲得任何進步。對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問題而言，我們不能停止於找到替罪羊，而應該觀察理解產生問題的整個系統。”
當我們放棄指責後，又該怎麼樣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呢？
我們需要做到兩點：
1.尋找原因，而不是尋找壞人。
2.尋找系統，而不是尋找英雄。
我們必須認識到事實往往是複雜的，一件事情的發生背後存在系統性的原因。解決問題靠的不是歸咎他人。解決問題靠的是兩大關鍵系統：組織機構和科學技術。
比如這次的疫情，作為建國以來最重大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沒有先例可循。疫情爆發時，指責當地居民生活習慣或公共衛生系統的弊端是沒用的。問題的解決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組織機構的協調運作——從12月30日武漢市疾控中心監測發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到1月23日對武漢實施封城，中間僅經過24天。通過採取最全面、最嚴格、最徹底的防控舉措，將疫情災害降到最低。反觀意大利、西班牙、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疫情一路走高，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不斷上升，無一例外都是沒有及早動員組織機構，開展實施應對造成的。
解決問題的另外一條途徑是科學技術。災難發生時，與其寄希望於找到替罪羊，不如認真研究一個現實可行的方案。這次疫情中的新冠肺炎病毒能夠被快速識別，也是靠醫學手段進行的快速檢測。要知道，12月底病毒剛出現的時候人們並不清楚它的特徵，公佈的名稱也是“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但僅僅幾天後的1月7日，中國疾控中心成功分離首株新冠病毒毒株。到1月12日，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在情況通報中首次將“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更名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中間時隔僅半個月。並在同一天，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交了新型冠狀病毒基因組序列信息，使更多國家能夠快速診斷患者。這種迅速實現病毒檢測和識別的能力，依靠的也是科學技術。
最後總結一下，災難來臨的時候尋找替罪羊的行為是一種本能，這種本能可以歸結為四個字：歸咎他人。這背後的主要動機是心理上找到安全感與控制感的情感訴求。不過歸咎他人的做法無助於解決問題，要實事求是的解決問題，首先必須得承認事實往往是複雜的，然後再嘗試理解它的運行規律，簡單地歸咎他人只會使你把握不住問題的真正要點。當我們開始著手解決問題的時候，不要忘了從兩個關鍵系統：組織機構和科學技術。
不過令人稍感寬慰的是，隨著疫情的發展，一些國家開始用實事求是的態度解決問題，放下情緒化的指責，用務實的態度開展國際合作。另外不知你發現沒有，當疫情在各國剛剛爆發的時候指責往往最為強烈，意大利如此、西班牙如此、美國、加拿大都是如此。也許，轉機恰恰就在大家放下成見，用實事求是的態度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畢竟，疫情不是可以各掃門前雪的家事，而是全人類共同面對的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