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大象席地而坐》的導演，中國作家胡遷（本名胡波），他的中短篇小說集《大裂》，每讀一篇就會倦累睡倒。就如整天的工作和人脈應酬已把你痛揍一頓，需要睡一覺全部忘掉。
如果你覺得收垃圾不算什麼技術活，不值得幹，那麼製造垃圾呢？父母要挾你千萬不能放棄的寶貴謀生方式：讀文化學科、藝術，其有時面臨的最後出路，就在幫人制造垃圾。
村上春樹1988年小說《舞．舞．舞》的主人公，接公關雜誌的稿約為生，來者不拒，寫電子錶的優點啦，中年女性的魅力，赫爾辛基的街道之美（當然沒去過）。因為他按時交稿，質量有保證，所以越接越多。他說：“談不上文字工作，只不過是寫點東西幫人家填補空白，這種事情總得有人來做，就象是除雪。”他是文化上的除雪。
主人公在說什麼？他再說，在他看來，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一無是處，純粹浪費生命，為了賺錢過活才勉強忍耐做他痛恨的事。
大約30年後（2017年），村上春樹小說《刺殺騎士團長》裡，又寫了一個主人公畫家，接案子替政商名流畫漂亮肖像畫。原本只是為了結婚養家、養創作，所以畫來也駕輕就熟，有口皆碑。看似無大礙，沒想到行貨畫久了，居然變得無法創作，連老婆都忍無可忍提出離婚。大家每天上的班，就有這種把活人變成行屍走肉的效果。因為產業的腐化，逼迫勞動者製造“垃圾”商品才可維生。
上述靈異現象，馬克思稱之為異化：勞動的成果，本來是工作者的驕傲，代表他獨一無二的面貌，讓人們認識他。但現在它居然為工作者的意志而暴走，不但不受控制，而且還變成它的敵人，把工作者變成它的奴隸。
《大裂》的主人公們是貨真價實地變成人肉炸彈
《大裂》書中各篇紛紛傳出災情：
短篇小說〈一縷煙〉裡，一群畫家得逼自己畫愚蠢的政治宣傳畫餬口口。
〈約會〉說：“我曾畫過一幅有了神助的油畫，是一對青年男女，在一個客廳裡，我畫出了他們離著八百米遠的感受，我也不知道怎麼畫出來的，這是我最成功的一次表達，但在畫展的競選中失敗了。這些老頭子，從九十年代起就喜歡關於城市務工人員、邊疆少數民族、煤礦工人的畫，他們覺得我關注的東西很淺薄，所以這次他們的一二三等獎，仍然跟二十年前一樣，少數民族第一，煤礦工人第二，城市邊緣人第三。還有另一群智商不太高的人畫抽象，也可以混個畫展。”
〈張莫西去了沙漠〉說獲獎導演“我們每年都產大量影像垃圾出來”。
〈靜寂〉主人公出版學前童書，比如教小孩吃蘋果要削皮，人們總問：不削皮也可以吧？他回答︰“對，但你得給那些媽媽找點事情做。”“因為能賺錢，把一個大家都不太清楚的事情講一千遍，所有人都滿足了，我們富裕了。“
大家都知道製造一些沒有營養文化產品是垃圾，根本不需要製造那麼多，互相抄來抄去，買了用過就扔。雖然沒價值，但可以賺錢。所以就有人把背叛自己視為一種崇高的道德義務、一種人人必須行使的重大權力，然而作者胡遷揭露了當中的痛苦和損失。《刺殺騎士團長》裡的畫家，創作自廢武功了，還可以靠找人打打砲、教畫畫療養度日，《大裂》的主人公們是貨真價實地變成人肉炸彈。他們受到自己才華、夢想無情地鞭打，鄙夷、煩躁，一股憤怒無處去，然後就變得尖酸刻薄，冷嘲熱諷，化為詭異的歡笑：
〈一縷煙〉裡，男人一言不合揍起了女朋友。室友躲回房間彈古琴，用絃音配合女人的哀號。而她的哀號，竟也配合起絃音。
〈瑪麗悠悠〉主人公搶買一個木瓜，水果攤老闆把木瓜從他手中奪走，讓一個女人買去。主人公很高興地讓了，因為摸到木瓜有塊地方已經爛掉了。“我真是開心至極，一個人跟我搶了一個爛掉的木瓜，我心情愉悅，興奮得要飛上天去，我蹦蹦跳跳得好像長了兩隻翅膀，感覺天空都在我的懷抱裡。真是爽透了！真是爽透了……”
〈大象席地而坐〉的主人公：“忽然覺得很開心，因為我攪和得一車人都很失望。”
〈鞋帶〉裡，看到籌劃半年的舞臺劇彩排當眾大亂，“我內心的喜悅已經瀑布一般地流淌開來，多麼卑鄙下流的喜悅啊。”
阿Q還魂轉世，在《大裂》書中醒了過來
魯迅小說中的底層賤民阿Q飽受欺凌，痛苦時只能嘴上佔別人便宜來安慰自己。此時阿Q還魂轉世，在《大裂》書中醒了過來，左右張望，站起身手舞足蹈。《大裂》那看似天真孩子氣，寂寞的惡作劇背後，是生而為人，胸中一股荒涼澎湃的野性，垂天降世理當做一番大事。卻生於殘垣敗瓦之中，卷著垃圾盤旋而起，漫天揚灰，人見人逃，處處碰壁。蕭瑟悽迷，感覺自己一文不值。
在沮喪、挫折的內外衝擊下，只能尋求暴力來終結煎熬。書中〈大象席地而坐〉、〈大裂〉、〈婚禮〉、〈鞋帶〉、〈張莫西去了沙漠〉各篇，若非自毀，就要暴動。自毀和暴動，是同一件事。〈張莫西去了沙漠〉中的兩個角色，張莫西和李莫西，有如鏡像雙胞胎般，處處刻意重覆。從中帶出李莫西對張莫西的恨意，都是為了說明一個人有多麼恨自己。
〈婚禮〉裡，主人公沿著學校圍牆走，圍牆中央一道凹槽，被人塗了幾百米的屎。五、六個學生持棍在宿舍巡行，他想屎一定是這幾個人塗的。這些學生逐間寢室闖入、把人肋骨敲斷，主人公逃了出去，只想抱著會計女友來安撫自己。但走到女友家，看見窗裡燈亮，他想老闆還在跟女友幽會。等主人公進了門，女友抱著主人公的時候，主人公摸著會計女友背上胸罩的印痕，“想起圍牆上的那些印記。”這一筆當胸直戳讀者、穿心而過。圍牆上的那些印記，就是屎。在主人公眼中，老闆是留在會計女友背上的一坨屎，會計女友是屎，主人公也是屎。一句話勾勒出一個無路可逃的世界。
上班這件事，一開頭看著挺好，都滿體面的，為什麼最後會搞得死無全屍呢？關鍵就在大腦會適應壓力，心理定錨隨著妥協逐日位移，界線不斷後撤，我們自己卻不知道。今天讓一步，明天站在這一步上再讓一步，明年就退到漫過自己身體的海平線了，卻以為自己還待在原處沒動，淹死了都不知道為什麼。就好像以前民風保守，八大行業找人，一開始高薪聘請會計，然後酒店勸會計做公主，只陪酒不賣身沒關係啦，既然做了公主，就順理成章下海做小姐，一步步朝站壁流鶯邁進。多數人一開始並沒有要做小姐，就算是求她都不考慮，但到頭來卻得跪求老闆再給一次機會，若不繼續做，就會拖著一身病、債，將會抱著小孩流浪街頭。
作者如此尖銳，勝在他的痛不曾麻木
其他工作的騙局，沒有性工作這麼一望而知。但自主性被暗中消滅，勞動者談判籌碼的逐步喪失，則屬一致。老闆總在灌輸新人交叉補貼之道：“你要先出一些瞎爆的垃圾暢銷書，這樣才有錢去做你想做的書”、“你要先找一些垃圾新聞提升流量，這樣才有錢做你想做的內容”，但到頭來垃圾一堆，想做的都沒做，錢也沒賺到，老闆還嫌你廢渣，叫你滾。周圍人總怨你為何不多配合別人一點，但你遠比自己想象的配合得多。因為昨天的配合痛一次就不會再痛，不痛結果就以為今天沒再配合了。其實此後沒有一分一秒不在配合，自己卻不知道。從業者外表正常，像〈大象席地而坐〉動物園裡坐著的大象，乍看什麼事都沒有。像〈靜寂〉街頭一輛摩托車，乍看可以偷了騎走。走近才發覺，大象和摩托車都已經禁錮在地上，絲毫不能挪動。
作者如此尖銳，勝在他的痛不曾麻木。核廢料放射性百年衰變的緩慢，都還比他痊癒快。他的痛，隨著時間，只會增幅。
關於村上春樹說的“這種事情總得有人來做”，我進一步說明作者在哪個彎道超車狠甩其他人十個山頭。日本心理學家河合隼雄的隨筆《心的處方箋》〈逃走時不要疼惜東西〉一章，讚揚豐臣秀吉在劣勢時，領軍拋棄軍糧、旗幟，斷然逃跑。河合隼雄解釋，人若被不想參加的團體邀請，參加也好，逃跑也好，總之要逃就不能惋惜損失。上班有很多為了維持機構必須做的瑣碎小事，既然來上班就要認命去做；如果不做，那就要辭職放棄上班的利益。有人邊做邊抱怨要幹垃圾活，視為損失，“還主張個人的權利等困難的事情”，“這種人往往會被大家討厭。”河合隼雄這句話算是嚴重警告了。“逃走時不要疼惜東西”說穿了，就是“工作嘛，就這麼多瑣碎爛事，看你愛做不做，別再抱怨。不做就滾，要拿錢就給我閉嘴乖乖做”。
當文明本身就是合理化暴力的話術時
其實我想，組織的目的，因社會民主化程度而異。一位朋友告訴我，參與幾次國際購併，看到歐美就算是一些獨門技術的利基小公司，也一直在設法貼近市場需求，追求為社會所需要。別說〈一縷煙〉、〈約會〉裡談到中國那些政治宣傳畫的需求源源不絕，我們日常所見有許多廣告也是在拍廣告主老闆馬屁、才懶得搭理消費者。也就是說，在上班很多時候，光是做廢事給上面的人看就忙不完了，沒時間做我們判斷真正該做的事，公司才會沒有生產力，理直氣壯要人加班又低薪。但在這些歐美公司卻不是，工作上再小的事，都需要工作者自主檢討該不該做，研究該做的事怎樣精進。那麼，就算結果再做點例行瑣碎小事，其為消費者服務的市場報酬、意義價值、工作尊嚴，也遠超過這些效率不高公司。
自主性，就有這麼高的價值。要員工出賣自己，老闆若認為理所當然，員工不高興才是應該的。河合隼雄教日本人的處世之道，是替資方護航。要是全公司都被河合隼雄給洗腦好了，內部永遠別想改革轉型求生存，只能被歐美競爭者一個個滅掉。
如果是胡遷，才沒這麼囉嗦。在〈一縷煙〉裡，畫家說：“就因為賺的是一點小錢，所以才背叛啊，要是大錢就心安理得了，你不懂！”吼完就開始打女朋友出氣，打得女朋友哀哀叫。
這才是人們在生活中真實的反應。當文明本身就是合理化暴力的話術時，弱者之間的暴力就再也回不了頭，永無寧日，死結無解了。在難以直言批判的氣氛下，從莫言到路內《花街往事》、《雲中人》對暴力早已分不清是恐懼戰慄或迷戀消費；《大裂》赤裸裸的叛逆，愈加顯出尼采所愛的那種高貴。我們死守著賤賣自己的權利，只因害怕撒手就一無所有。在學會了妥協的漫長日子裡，不知不覺也從一個個心高氣傲的才子才女走下神壇，逐漸學會了自己有多麼一文不值、人云亦云、不值得相信。逐漸深信一旦脫離組織，必定無法生存，去外面也得不到像現在的薪水，這麼安穩的位置了，只有更慘，慘到自己不敢想象，因此不得不把工作上想說的話又吞回肚子裡。
不用改變，不用開口，不必離開，不需要努力讓自己變得更好、更有籌碼。胡遷只要你留在原地，慢慢體會，這整件事有多暴力。
本文作者：書爾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