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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抗擊疫情，中日韓展現了良好的合作態勢。
從疫情之初日韓對華的慷慨援助，到日韓成為重災區後，中國的“投桃報李”、火速馳援，傳達出了守望相助的鄰里之情，相互之間民眾的感情也迅速升溫。
不僅如此，早在2月23日，中韓就成立了國家層面的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協調機制，這也是中國與周邊國家就抗擊疫情的第一個協調機制，後來又邀請了日本參加，繼而形成了中日韓三方政府之間的一個抗疫互動機制。
事實上，近年來的中日韓關係本就處於上升通道，政府間高層互動頻頻，經貿合作談判也在推進。
去年12月，儘管印度“退群”、日韓貿易關係緊張，中日韓三方仍重申，將積極推進2020年如期簽署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並在此基礎上加快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
此次三方合作抗擊疫情，整體取得良好表現，在認知層面加深了對彼此的認可，或將為三國間經濟的協調機制奠定基礎，在當下疫情嚴重衝擊全球供應鏈的背景下，此前因種種原因被推遲的中日韓自貿區協定迎來新契機。
一直以來，中日韓貿易投資聯繫緊密，經濟相互依賴程度高。1999-2018年，中日韓貿易額從1300億美元增至7200多億美元，經濟總量在全球佔比從17%提升至24%，人員往來逾3100萬人次。2018年，三國相互投資額超過110億美元。
中國具有廣闊的潛在市場空間，日本在高科技和高新技術領域有較強的優勢，而韓國有著較為完善的產業結構及發展經驗，三國之間地理環境、自然資源和各產業發展程度等差異，催生了較強的市場互補性和較大的產業合作機會。
比如在農業方面，目前中國的農產品大量出口銷往韓國、日本，而日本和韓國則將資本投資到中國農業，並將先進的種植技術和培育的優良品種引入中國；在汽車、機械、電子等製造業領域，三國之間的分工協作也十分緊密，尤其是消費電子類產品中日韓已形成上下游配套。
據有關學者的研究顯示，2015年中國出口之於日本進口和韓國進口的貿易互補指數分別為0.72和0.74，而中國進口之於日本出口和韓國出口的貿易互補指數分別為0.45和0.44（這個數據越接近1，表明貿易的互補性越強），考慮到近年來中國市場體量的不斷擴大，總體而言，日韓出口對中國的依賴性更大。
疫情之下，全球貿易遭遇大沖擊，WTO預測今年全球貿易將縮水13%到32%。疫情初期，中日韓之間的貿易也受到了影響，據中國海關統計，今年前2個月，中日雙邊貿易總額下降15.3%；
隨著疫情在歐美大流行，導致與歐美往來的許多經濟貿易活動中斷，而中日韓之間的貿易活動有望逐步恢復。
近幾年來，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現象日益凸顯，疊加如今疫情全球大流行很可能改變經濟全球化的既有格局，供應鏈、產業鏈的區域化、本土化將成為一個新趨勢，在這種背景下，中日韓進一步的抱團取暖對各自國家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進一步而言，不僅是中日韓，整個東北亞一體化都在地緣上有著內要要求。東北亞地處中國東北、俄羅斯遠東、日本、朝鮮等交界地帶，在地緣上連接著“中心”和“地緣”，各國（包括中國、日本、韓國、朝鮮、俄羅斯、蒙古國）彼此隔不開，本具有相互聯合的內在驅動。
而且各國的優勢可以達到互補。其中，產業結構方面，俄羅斯資源、能源儲量豐富，佔據產業鏈上游，中國的產業結構和產業鏈更加完整，生產的日常消費品質量過硬、價格實惠，是輕工業不甚發達的俄羅斯迫切需要的，這一點對於產業鏈較短的其他東北亞國家同樣適應。
需求方面，隨著中國產業升級，中國對東北亞地區五國在資源、技術等領域以及關鍵零部件方面的需求非常迫切，而國內消費結構的升級，也使得境內消費市場對於日韓等國的消費品產生了旺盛需求；儒家文化圈促使各國對於很多商品和服務，在文化層面彼此認同。
中國腹地廣闊，勞動力優勢仍在，市場潛力巨大，且經濟發展將由傳統發展範式向新發展範式轉變，將引導東北亞走向新經濟結構與網絡構建。
雖然推動東北亞一體化面臨各種困難，比如近年來，中國產業競爭力提升，中日韓產業結構的相似性增強，競爭趨於激烈，更重要的還有美國等域外國家與組織的干預，但福卡認為，正如無序源於中國，有序也亦歸由中國。未來一個年代，日韓對美的離心力將轉化為對中國的向心力。
那麼“中國加東北亞”如何破局？詳細論述請參閱福卡智庫內部報告《“中國加東北亞”還將過幾個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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