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群為中信銀行(國際)
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不確定性中我國即將進入“十四五”規劃時期，即2021-2025時期。為此政府和各個行業都在思考與準備“十四五”發展規劃。思考的一個重要或主要方面應是“十四五”規劃的戰略導向；戰略導向的一個重要或主要方面應是繼續以發展為先還是轉為以穩定為先；這將決定“十四五”規劃的本質，進而下一個五年及其後我國經濟的宏觀走向，不可謂不關鍵。
發展與穩定是一對範疇，對立而統一，對任何一個事物在任何時候都是必須兼顧的。但兼顧不是沒有先後，對不同事物與在一個事物的不同發展階段應該先後不同。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一直是以發展為先，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鄧小平總設計師“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指引下堅定地以經濟發展作為全國各項事業的中心，所以創造了過去40年經濟年均增長9.4%這樣的人類歷史最大經濟增長奇蹟。過去我國發展為先的態勢是顯然的，且因其成效之大對其的正面評價也是基本上沒有異議的。
那麼，下一個階段呢？有人認為， 經過40餘年的高速增長，我國經濟積累了很多風險及泡沫，所以下一個階段應以控制風險及泡沫為主，即以市場穩定為先， 而將經濟發展推後為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犧牲發展來求穩定。
這樣一種觀點不失為一種思路，得到不少人的贊同。控制風險及泡沫以求市場穩定的確有必要，而且可以說是勢在必行。但是，勢在必行並不意味著要優先順序最高；還有更勢在必行的可以在此之上。筆者認為，下一階段， 進一步的經濟發展比市場穩定更有必要， 更加勢在必行，因而應該繼續排序第一。 這就是說，“十四五”規劃的戰略導向應仍以發展為先，或引用鄧小平總設計師的語言，仍以發展為“硬道理”。
為何應該如此 ?
首先應對發展與穩定的辯證關係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一個流行的看法是，發展是數量問題而穩定是質量問題，質量比數量更加重要。這一看法不無道理，也聽似老成。但要知道，質量和數量之間的關係沒有這麼簡單。很多人說沒有質量就沒有數量，其實同時沒有數量也沒有質量。質量必須體現在一定的數量之中，比如說蘋果很甜，即有質量，那必須起碼有1個蘋果存在才能這麼說。 因而不能籠統地講質量比數量更加重要.，很多時候數量比質量更重要；雖然盲目追求數量而忽視質量不可取, 但沒有一定的數量就談不上質量。這就是為何世界各國都以GDP增長速度作為經濟表現和人民福祉的首個衡量指標，也是為何我國的每一個五年計劃都制定GDP增長目標，而且還有人均GDP2020年比2010年翻番這樣的數量目標。其實， 對於一個經濟體而言, 發展與穩定哪個更為重要， 取決於此經濟體所處階段發展的需要、條件和時機。
關鍵在於，對下一階段我國經濟而言，無論是從需要、條件還是時機角度， 發展仍然更加重要。第一，從需要角度， 以發展為先，才能確保今後20年我國經濟中高速增長（年均5%左右）， 從而在“十四五”規劃期間跨過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超過12700美元），並在本世紀中以前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均GDP達40000美元左右) 的戰略目標。對此， 有人會說確保這些GDP目標有必要嗎 ？如果我們認可世界各國都以GDP或人均GDP作為衡量人民福祉的優先指標的話, 就是有必要的。我們奮鬥的目的不就是要不斷地提高人民的福祉水平嗎？設立目標以檢驗奮鬥的成效並激勵奮鬥精神以提高成效, 為何沒有必要呢 ？
第二, 從條件角度，以發展為先, 下一個階段我國能夠取得中高速增長。很多人問我國經濟還有發展或增長潛力嗎？ 這是一個老問題，筆者曾多次撰文論證我國經濟今後20年中高速增長， 即GDP增長20年年均5%左右，前10年5-6%， 後10年4-5%的潛力。這一論證涵蓋以下的推斷：1）當前我國人均GDP僅為發達經濟體的1/4左右，因而大有追趕的空間；2）“入世有為”精神驅動國人在達到發達經濟體水平之前將不斷追趕；3）在成本與質量之間取得良好平衡的我國勞動力素質是追趕的根本性優勢；4）我國經濟正在形成的四大勢頭，即科技躍進、產業升級、城市群崛起和改革開放深化將為追趕提供強勁動力。此時有人會說, 沒有穩定，即風險及泡沫導致金融和經濟危機, 還能夠發展嗎？這有道理，但問題是目前我國風險及泡沫已到了必然導致危機的地步嗎？ 筆者認為沒有。應該看到，近年來我國在控制風險及泡沫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展，風險及泡沫仍在，但並不像一些人認為的那麼嚴重。比如，近年來除疫情期間外企業槓桿率已有所下降；除深圳外，大部分城市的房價這幾年都比較平穩；大部分的A股與美股比起來還算貴嗎？穩定的確是發展的重要條件，但同時發展又確實是穩定的堅實基礎， 很多風險是可以並只能在發展過程中緩解的。比如，企業的債務和不良資產，如果企業盈利增長則可逐步降低， 反而如果企業盈利停滯則債務不得不違約，不良資產必轉成壞賬。
第三, 但更為重要的是，從時機角度，以發展為先, 才能及時抓住可遇不可求的新一代信息技術或第４次工業革命的機遇。新一代信息技術將是今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並將主導世界經濟的未來；在這一革命中領先則將取得新的增長動力並將引領世界，否則反之。截止目前我國已經領先, 但道阻路險, 競爭慘烈，不抓緊時機進一步奮鬥則可能轉為落後；一旦落後則經濟增長動力消退。而抓緊時機，就需要繼續以發展為先。過早地以穩定為先而將發展推後，就有可能丟失這一機遇；一旦丟失，“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想抓也抓不到了，則此後我國經濟增長將過早地進入中低速增長階段。另一方面，從負面時機來看，新的外部挑戰迫使我們要堅持發展為先。今後最大的外部挑戰是中美脫鉤，而美國要與我國脫鉤就是要遏制我國的崛起勢頭，也的確將會削弱我國的崛起勢頭。在此形勢下，如果我們不堅持發展為先，則崛起勢頭真有可能被遏制住。只有繼續以發展為先，通過加速內循環加快內需增長以彌補外需增長放緩，才能打破美國遏制我國崛起的企圖。
至於如何抓住機遇, 在當今時代，我們可以並應該跳出傳統框架而具新的思維，即，以前瞻性預測發掘發展機遇。此話怎講？這源於筆者受美國蘋果公司不斷推出新版智能手機的啟發。眾所周知，蘋果公司自2007年以來每年更新智能手機版本，從 iPhone1至最新的iPhone11，每一新版本都增加一些新的功能，相應地提升銷售價格，都很熱銷。問題是，那些新功能都是客戶提前要求的嗎？實際上，大部分不是，而是蘋果公司的管理、研發及銷售人員前瞻性地預測出來的，他們預計這些當時沒有且沒人想到但將會為消費者所接受並喜歡的功能，然後付諸於設計、生產與銷售。而消費者果然被這些功能所吸引，從而接受，進而喜歡。這樣，供、需雙方一拍即合，造就了每年新版蘋果智能手機的熱銷，同時促進了蘋果公司業績的高速增長和消費者通訊消費的躍進式升級。這就是前瞻性預測創造發展機遇的新模式，與傳統的需求推動供給進而增長的舊模式相比令人眼前一亮。
由此可以想到，對於“十四五”期間的發展機遇，我們也可以並應該以前瞻性的預測來發掘。當然，關鍵是能不能真正找到能為消費者和企業接受並喜歡的前瞻性需求。蘋果公司的經驗告訴我們，在信息革命時代，只要用心去找， 就不難找到。蘋果公司以其對智慧型社會初級形態準確的前瞻性預測不斷地推出新版智能手機而找到了新發展機遇，成就了公司的高速增長；實際上我國的阿里巴巴、騰訊及小米等公司也是如此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麼，我們何不將其推而廣之以前瞻性預測來發掘國家“十四五”期間的發展機遇呢？這一前瞻性預測就是今後智慧型社會的全面形成，因而經濟將不斷地向智慧型社會的高級形態升級從而全面轉型。此全面轉型必將催生巨大的經濟發展機遇。試想，全面地向智慧型社會轉型，無論是在供給端還是在需求端都將帶來革命性的變化。在供給端， 意味著物聯網的全面鋪開，人工智能在生產中的全面應用和智慧工廠及農場的全面湧現，這將創造出多大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在需求端，將是智能住宅、智能家電傢俱、智能交通、智能通訊和智能購物的全面普及，這將是多麼飛躍式的消費升級。如此這般，還愁沒有發展機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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