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的1949年（節選）
文/李英男
1949 年 10 月 1 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日，在頭一天晚上我們一家人到了北京飯店。我們是臨時在那兒借住，用了兩間房，包括我姥姥、奶奶，還有其他家人都住進去了。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這麼重大的事情恐怕我們誰也不會再遇到，真算是百年難遇。所以父親希望家人，哪怕是六歲的我和兩歲的妹妹，雖然去不了天安門，也能在近處體會一下這隆重的氣氛。我們住的房間臨近長安街，記得 10 月 1 日天還矇矇亮的時候，大人都起來了，我們也跟著起來了，跑到窗前往外看，隱隱約約看到有很多人蹲在長安街路邊。我姥姥剛從莫斯科過來，年事已高，眼睛又不太好，看得模模糊糊，她就問我媽媽：“這是什麼呀？這些小黑墩是什麼呀？” 媽媽說：“你沒看明白，這是解放軍戰士們在那裡，他們就這樣蹲著過了夜，準備參加今天的檢閱活動。”這一細節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9年冬，
媽媽、姥姥、妹妹和我。
天亮了以後，解放軍戰士都聽從口令起立，排著整齊的隊伍等候重大時刻的到來。長安街的路燈杆上都掛上了很大的廣播喇叭。在一片靜默中，喇叭響了起來，傳來了非常洪亮的聲音，帶著濃厚的湖南口音。湖南口音我能辨認出來, 但聽不懂講的是什麼。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整個長安街格外寂靜，人們都屏住呼吸在傾聽喇叭裡的聲音，讓我這個還不懂事的孩子也感覺到這一時刻的莊嚴。的確,這正是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那一刻！而後，解放軍戰士排著隊開始由東往西齊步行進，我們站在窗前，一直看下去。解放軍的步兵隊伍通過後，就有騎兵隊伍騎著馬也奔向天安門接受檢閱。
1956 年冬，
媽媽帶我們在頤和園散步，爸爸給我們拍了照。
那天我媽媽陪同蘇聯代表團在觀禮臺上目睹了天安門廣場上的隆重時刻。那時候中蘇關係正處於微妙的轉折點。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未宣佈成立之前，蘇聯還沒有派駐正式的外交使節，也沒有派來黨政代表團。到北京參加慶祝活動的是蘇聯作家代表團，也就是文化使者。代表團的陣容是很有分量的，由蘇聯最著名的兩位作家帶隊，一位是法捷耶夫，就是《青年近衛軍》的作者；一位是西蒙諾夫，也是很有名的，不少中國人都讀過他的《日日夜夜》。媽媽能夠來到天安門廣場禮賓臺和外國代表團在一起，見證這一偉大的時刻，當然感到很榮耀、很幸運。
1963 年 7 月，
我（右）和妹妹雅蘭與媽媽在家裡合影。
10 月 1 日那一天，全國還沒有完全解放，蔣介石的殘餘部隊仍盤踞在南方和西南一些省份，駐國民黨政府的蘇聯大使也跟著蔣介石政府官員退到廣州去了。然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宣佈成立的第二天，也就是 10 月 2 日，蘇聯正式宣佈斷絕和國民黨政府的所有關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蘇聯也就成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交的第一個國家。
本文節選自《紅莓花兒開：相簿裡的家國情緣》
一個獨特的中俄家庭的時代記憶
《紅莓花兒開：相簿裡的家國情緣》
李英男 著
定價：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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