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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五六年前，在紀念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之際，幾個紀錄片界的好友曾經花大力氣重走抗戰路，其中也包括尋訪正面戰場的遺蹟，而淞滬會戰作為整個抗日戰爭中規模最大最慘烈的一場戰役，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後來正面戰場的拍攝計劃擱置，但是籌拍中搜集到的那些悲壯故事卻深深印刻在好友們的心中，即使是聚會時偶爾談及，也讓聞者淚目，感佩那些曾經付出過巨大犧牲的人們，為我們民族曾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正面戰場上發揮如此巨大的作用備受激勵。
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曾經說過，“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作出的貢獻以及所經歷的犧牲已經得到舉世公認”。但是，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國人民在二戰中的貢獻是被低估的。至今，國際公認的二戰起始日期還沿用1939年納粹德國侵略波蘭，而不是1937年盧溝橋事變日本擴大對華侵略。
所以，從年初聽聞管虎執導的電影《八佰》有機會在年內上映起，我和朋友們就一直在密切關注。從片名即能感受到，《八佰》對於為淞滬會戰收尾的這場著名的四行倉庫保衛戰並沒有刻意煽情，而是理性和剋制的，它甚至沒有采用史學界慣用的“八百壯士”一詞。“五人為伍，百人為卒”，管虎用一個“佰”字，剋制地體現了中國人都懂的中國軍人內涵。
6月初，我有幸參加了《八佰》的一場內部交流觀影。160分鐘左右的時間內，置身於82年前那個特殊戰場，蘇州河兩岸，一邊是繁華的英美租界，一邊是四百多名士兵浴血奮戰的四行倉庫。管虎不愧是老辣的導演，用最簡潔的空間重建，即實現了對整場戰役的全方位還原，解決了戰爭片最困難的微觀戰場與宏大敘事之間的矛盾。這樣舉重若輕的結構，甚至連《敦刻爾克》也無法做到。
如預期中的，《八佰》中的確不乏“燃”點、“淚”點，某種程度上填補了我對四行倉庫保衛戰中壯懷激烈的想象，但是這種填補因為審慎而讓我剛看完時甚至微微有點不滿足，覺得導演在對這場戰役的正面褒揚也即“熱血”的敘事上稍顯吝嗇，讓人看到了更多熱血之外的多角度審視。然而回頭細想時，又恰好是這些多角度的審視讓戰役更加真實和耐人回味。
比如說，影片一開始就是從逃兵的視角進入的。這是一個不同凡響的開場。幾個老百姓以及逃兵誤打誤撞被編入了四行倉庫的國民革命軍第八十八師“524團”（其實是第一營，為了對外營造倉庫內有一個團的守軍的假象，在通訊中用“524團”代替第一營）。這些人中有從鄉下來的青年和孩子，本來想見識大上海的繁華，被誤當成逃兵抓起來，送進四行倉庫；也有積極領餉消極上陣的老兵油子，“不幸”成了敢死隊的一員。這些本來習慣於置身事外的形形色色的中國人，被迫經歷這場特殊戰役的洗禮，成為熱血寫就的“八佰”。
影片的這個設置看起來像是常規的戲劇性設置，小人物逆襲成為英雄，但是如果查閱史實就會發現，這個設置其實包含當時非常真實的背景。第一營本來的確有800個經過德式訓練的士兵，但是經過淞滬會戰的消耗，人數已經大量消減，而且經過多次兵員補充，士兵多為周圍省份的駐軍，到四行倉庫保衛戰前，被送到上海的很多都是在7月7日戰爭爆發後招募的尚未完成訓練的新兵。這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是，湖北方面不願意將他們原用於同共產黨作戰的訓練最好的軍隊送到上海。也就是說，這個看似黃埔嫡系的加強營，實際上更像是一箇中國草根百姓組成的義勇軍。從這個視角進入，四行倉庫就更像是一箇中國抗戰的縮影，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矇昧初醒的國人，在租界-蘇州河-四行倉庫構成的這樣一個微型國際化空間中，被迫直面大敵壓境、列強環伺，不得不為尊嚴而戰、為家園而戰，成為世界的一部分。
因為逃兵這個比較低的進入視角，圍繞這場戰役的眾多幽微面貌也得以充分展現，並潛伏了巨大的提升空間。
比如說蘇州河對岸租界的中國看客們。最初他們只是有幸身處一個特殊領地而得到庇護的幸運兒們，對於戰爭，由於之前的節節慘敗，絕大部分人已經幾乎失去了信念，他們能做的頂多就是圍毆落單的假想敵，喊一喊民粹的口號。但是，當他們從對岸的四行倉庫看到了這個民族真正的尊嚴和希望，便會毫不吝惜地拿出身上的金銀、掏出家中暗藏的武器，甚至為支持對岸的兄弟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
再比如租界裡的各國觀察家們，他們原本置身事外，以為這是一場沒有什麼懸念的戰役，人們唯一的興趣似乎是下注預測多少小時結束戰鬥。“八佰”終將讓他們肅然起敬，並作出合乎人道的反應。
而這部謳歌“壯士”的影片中，女性們的表現也不輸男兒。楊惠敏這個送旗女英雄大家比較熟悉就不用說了，姚晨扮演的何香凝這個角色雖然出鏡不多其實更有說頭。作為國民黨元老廖仲愷的遺孀，何香凝本可以在國外安度餘生，但1931年九一八之後，何香凝便回到中國，致力於促成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先於宋美齡組織了中國最早、最大的婦女抗敵後援會。片中上海女性捐獻金銀首飾等種種支援行動，背後都有何香凝的影子。
關於楊惠敏送出的這面引人注目的青天白日旗，無論在史實還是在電影中，都沒有過多的黨派含義。由於當時中國整編部隊沒有準備中國國旗和軍旗的慣例，在史料中，楊惠敏所送的當時的國旗，是上海商會集體準備的，在電影中，劉曉慶飾演的一位普通國軍軍官的遺孀承擔了備旗的任務，雖然缺乏明確的史料支持，但是有其合理性。在這裡，這面旗幟通過充分的鋪墊，幻化成中華民族的精神，併成功激勵了所有目睹這一刻的國人，也讓世界看到了中國人的勇氣。
在我看來，管虎導演的這部《八佰》最厲害之處也在於此，他根本就沒打算給戰爭的領袖們任何出鏡解釋戰略的機會，卻非常高超地詮釋了這場戰役的價值。電影獨闢蹊徑地將焦點落在普通人身上，細緻地刻畫了這場戰役的獨特環境和身處其中的中國軍人的成長以及中國各界的反應和轉變。這樣詮釋的史實基礎在於，四行倉庫保衛戰甚至遠遠超出了國軍首腦蔣介石的預期，以至於最終不得不派出特派員來勸退這些戰士們。也正因此，在電影的最後，“八佰”壯烈之後的悲情穿透銀幕，讓82年之後的觀影者感同身受。當然，蔣的抗戰表演思維也埋下了其最終失敗的草灰蛇線。
如果說四行倉庫保衛戰是一場智慧與熱血並重的戰役，《八佰》就是一部智慧與熱血並重的電影。看完這樣難得的現實主義鉅作，有種馬上寫觀後的衝動，可惜因為事先收到觀影提示希望公映後再評價，只得按下衝動，靜待電影公映。
在觀影后數日，看到那篇由公眾號“紅星幹部培訓”發佈的公號文《在新中國成立70週年之際，我們應當拿出什麼樣的獻禮片？——電影創作傾向問題學術研討會紀要》。文中稱一個名為“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的機構在京舉辦了一場“電影創作傾向問題學術研討會”，該“研討會”說是電影創作學術研討會，卻似乎重點針對了《八佰》。而奇怪的是，儘管所有與會人士都在發表對《八佰》的意見，對我這個看過《八佰》的人而言，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卻是，他們並沒有看過這部影片，甚至連這部電影的一些基本資料包括檔期之類（七·七紀念日前夕而非國慶檔）都沒有搞清楚，就主觀臆斷《八佰》有偏離歷史唯物主義的創作傾向。這樣的批判本身似乎就陷入了唯心主義的泥沼。
研討會認為“如果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和觀點出發，在表現400壯士誓死保衛祖國的崇高精神的同時，揭示400壯士悲劇的動因，對於弘揚民族精神、總結歷史、開闢未來，無疑是很有好處的”。因為沒有看片，他們不瞭解的是，《八佰》對於400壯士悲劇的動因揭示甚至超過了對於誓死保衛祖國的崇高精神的表現。
而研討會“從劇組和相關人員透露的信息來看”，得出結論“用歷史碎片掩蓋歷史的本質真實，對於國民黨的抗戰做了嚴重違背歷史事實的美化。這種偏離歷史唯物主義的創作傾向，是不應當受到鼓勵的”。看過電影的人才能明白，《八佰》關注的恰恰不僅僅是那些閃光的歷史碎片，而是致力於挖掘歷史的本質真實，關注身處這場戰役的各個層面的中國草民與中國士兵，讓這場戰役的壯烈與悲情同時力透銀幕。如果說《八佰》不是歷史唯物主義，我真的無法想象，還有什麼樣的創作，能夠如此客觀地表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與必然。
必須對邀請我看片的人說一聲抱歉，忍不住提前發表這篇觀後感。我的出發點非常簡單，這樣優秀的影片，應該在中國正常的公映，而不是因為一些人的主觀臆測就失去與廣大觀眾見面的機會。
我十分讚賞一位國際友人對中國抗戰的評價，“在抗戰中形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將不同政黨、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團結在一起，共同為戰勝法西斯而奮鬥，這對當今世界仍有借鑑意義”。我想，這樣的統一戰線精神，歷久彌新。
作者簡介：子非魚，製片人，新京報前副總編輯、時光網前總編輯，騰訊大家專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