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官方“戰地畫家”William Orpen油畫作品。1919年6月28日，在凡爾賽宮鏡廳，德國代表正在簽署《凡爾賽和約》，在他對面是戰勝國代表。畫中沒有中國人。當天下午3時，中國代表團把不簽字的聲明送到會場，沒有出席簽字禮。（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中國與一戰的關係，可以說很大程度上受到山東問題的影響。早在袁世凱時期，日本覬覦山東的野心就已經昭然若揭。彼時中國為了避免日本獨吞山東，就已擬改變中立態度而搶在日本之前對德宣戰，都因為日本的強烈反對而作罷。到了府院之爭時期的參戰案，已經是中國第三次提出參加一戰。與其說中國希望參加一戰，不如說中國盼望著一戰結束後的和會，盼望著能夠通過這樣一場決定戰後世界秩序的大會，來改變“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狀況。
在1914年8月17日，一戰剛剛興起之時，外交部秘書劉符誠赴法國使館會晤公使康悌（AlexandreR.Conty），詢問日本進攻青島的消息。康悌回答：“克取青島為必然之事，將來戰事平定，各國必有一大會議，屆時中國必應設法得各國許可參列會議，則中國之問題可不任各國隨意解決。”後來1915年5月25日，經過四個月的斡旋，《中日民四條約》簽署，中國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條”中經過修改弱化的十四條。
陸徵祥向袁世凱慘然道：“三四年後，一輩青年不明白如今的苦衷，只說我陸徵祥簽了喪權辱國的條約，我們要吃他的肉。”袁氏苦笑，問道：“這事在外交上有何補救辦法？”陸徵祥說：“只有參戰，到和會時再提出，請各國修改，不過日本能否阻擋，現在尚不可知！”可見當時之人對於外交事務上的失利，都以一戰之後的和會作為補救之法。
成為天主教神父的陸徵祥
因此正像唐啟華在《巴黎和會與北洋外交》中寫道的：“過去學界多強調參戰帶來的內部動亂，近年來研究成果，則多肯定參戰在外交上的正面作用。”表面上看，中國是因為參戰才參加和會，參加和會才提出山東問題。實際上邏輯順序是正好相反的，獲得和會入場券是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重要原因。
段祺瑞政府參戰時，南方孫中山成立廣州護法軍政府，與北京政府分庭抗禮。段祺瑞內戰不及，無力派軍隊參戰。但是中國仍採取了派遣勞工的方式，前後30萬人遠赴歐洲，作為中國的力量參加一戰。正是這些人為中國來帶了巴黎和會的入場券。
中國派遣的勞務工
整個一戰中國派去30萬勞工，正是他們的付出才使中國成為戰勝國以及獲得巴黎和會的入場券。（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中國人對於一戰之後的這場巴黎和會是寄予厚望的，也做了相當充分的準備。在四年前日本取代德國佔領青島後，袁世凱就曾急召在歐洲休假的陸徵祥回國，組織全國一流的外交家和國際法學者，包括曹汝霖、顧維鈞等，研究怎樣解決青島問題，至袁氏倒臺之前，他們召開了數十次研究會議。此外，政府還委派駐外使節與歐美日俄各國首腦及公法家聯繫，取各方建議和支持。因此，在巴黎和會召開之時，中國已經為之做了四年的精心準備。中國尚未參戰之時，段祺瑞政府已經在籌備和會事宜，而一戰停火後，國務院立即設立歐戰和議籌備處，彙集資料。
1917年1月國務總理段祺瑞諮文，已經在籌備和會事宜（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此外，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原則也給中國壯了膽氣。協約國的勝利更讓中國人沉醉在“公理戰勝強權”的信念中，對中國通過巴黎和會一掃國恥，獲得和平與幸福充滿了期待。
《晨報》上發表慶祝一戰勝利的文章。（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民國日報》的發起人邵力子發表時評：“足以使吾人歡欣鼓舞者，非僅曰歐戰停戰，世界和平指日恢復也，乃以擾亂世界和平之惡魔完全屈服，公理竟戰勝強權也。”；北大校長蔡元培也高呼：“此次大戰，德國是強權論代表。協約國互助協商，抵抗德國，是互助論的代表。德國失敗了，協約國勝利了，此後人人都信仰互助論，排斥強權論了。”；北京人民更將屈辱的克林德碑改為“公理戰勝”碑。
一時間中國人民狂熱的期待無以復加。因此後來巴黎和會上山東問題談判膠著時，民眾的失望也可想而知。
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紀念章（李新、李宗一主編：《中華民國史·第03卷》）
另一方面，中國南北兩派也為這場和會做出了妥協。為向西方列強展示中國南北統一，北京政府和廣州軍政府共同組成了代表團。
1919年1月國務院函，既能看出國內對巴黎和會的殷切期盼，也能看出國內形勢對代表團的影響（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北京方面派出外交總長陸徵祥，成員有施肇基、顧維鈞、魏宸組，廣州軍政府則派出外交次長王正廷，並伍朝樞、傅秉常、伍大光、黃凱等人。其中陸、王、顧、施、魏五人為全權代表，陸徵祥為體現南北團結，還特地將王正廷的位置提到顧維鈞之前。
中國赴巴黎和會代表團合影（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然而中國派出的代表團在巴黎和會上感到非常失望。中國並沒有被作為正式參會的大國，而是被列為戰勝國與戰敗國之外的第三類國家，只能派出兩個代表，和其他小國一樣討論和自己國家有關的事情。
中方本來的目標有四，一是廢除德奧特權，二是收回山東，三是廢除《中日民四條約》，四是廢除列強在華勢力範圍、撤退外國租界和軍隊等希望。但是最終只有廢德奧特權因為是與戰敗國有關被大部分接受，但德國在山東的問題卻被單獨劃出，後兩條則被認為不屬於和會範圍被婉拒，建議日後提交給國聯。於是剩下的山東問題則成為爭論的焦點。而在這一問題上中國最大的阻力即來自此時實際控制山東的日本。
巴黎和會照片（《中華民國實錄：圖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除了《中日民四條約》中對日本權益的承認之外，中方在這方面另有軟肋。段祺瑞時期的皖系政府財政困難，而1916年上臺的寺內正毅內閣抓住了這一點，推行“對華親善”，提出“菊之分根”政策，向中國提供大量的借款。由於日方負責人為西原龜三，所以這筆借款也被稱作“西原借款”，總計達1.45億日元。當然日本推行這樣的政策並非真的“親善”，中國方面為了獲得借款，需要抵押電臺電信事業、吉林黑龍江的金礦與森林、山東的濟順、高徐鐵路等。
巴黎和會程序及章程（部分）（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而在1918年，財政實在難以為繼的段祺瑞為了獲得借款，由駐日公使章宗祥與日本簽署《山東問題換文》，實際上又代表中國政府正式承認了日本在山東的權益，這些權益實際已經超過了德國。這導致巴黎和會上中國申請山東權益時非常困難。如果說《中日民四條約》還可以說是在日本人的脅迫下不得已而為之，《山東問題換文》中方則難辭其咎。
1918年中日關於山東問題的換文圖影（李新、李宗一主編《中華民國史·第03卷》）
日本代表牧野伸顯提出全部接受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此前他也曾經和協約國以及段祺瑞政府協商過，志在必得。顧維鈞主要論證中國在山東的合法性，而日本方面強調山東佔領的事實，且拿出和段祺瑞政府的換文，表示不需要在巴黎和會上進行討論。英法意的精力主要集中在歐洲，且早已和日本有密約，遂以中日山東問題的換文為搪塞，袖手旁觀。中國能依靠的只有美國，但是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導致美日在制約俄國上面有了共同目標，所以美國立場開始搖擺，能給予中國的幫助有限。
1919年，巴黎和會代表合影。二排右四為中國代表駐美大使顧維鈞、右六為美國總統威爾遜，前排左一、左二為日本代表日本駐英大使珍田舍己、牧野伸顯男爵（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美國希望能夠控制日本在東亞的擴張，並也希望維護自己在中國的形象，依然希望對中國提供幫助，於是鼓勵中國公佈中日密約。中國代表將山東問題書面說帖及中日各種密約送交大會，美國遂在巴黎和會上提出山東五國共管方案。但是不久之後意大利退出巴黎和會，日本遂也以退出會議相威脅，並且此時在口頭上承諾日後會將山東歸還給中國，但是不將此條列入合約。
英法美出於各自利益，受制於日本，遂以中日簽訂密約為藉口，將山東問題的責任推卸給中國。國內各種勢力藉機大作文章，將輿論怒火引向親日派官員章宗祥（後）、曹汝霖（前）、陸宗輿（右），致使三人成為派系鬥爭和秘密外交的犧牲品。（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軟硬兼施下，列強在此基礎上同意了日本的要求，協約中依然是將德國的權益轉交給日本。空口無憑，中國代表團對此決定表示震驚失望。
顧維鈞，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專攻國際法和外交，被譽為民國第一外交家。（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國際上的困境引發了國內的激憤。1919年2月至3月，中國代表團在巴黎開會的同時，徐世昌派梁啟超赴歐考察。梁啟超在巴黎期間多次對報界演說，印發小冊子，宣傳山東問題及中國代表團的其他訴求。由於日本要求把歸還山東主權的決定保密，三國領袖會議只對外公開了山東權益由德國轉交日本的內容，梁啟超立刻複製英法美的說法，指責北京政府在和會之前跟日本簽署換文，一杆打向親日派。梁啟超的兒女親家、林徽因之父林長民在國內策應，引導輿論將怒火燒向曹、章及北京政府。
林長民在《晨報》發表文章引述梁啟超巴黎電文，誇大了山東問題，直接引爆“五四”運動（圖左：梁啟超，右：林長民）（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1919年5月2日，林長民在《晨報》發表文章：“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來電……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此文是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線。中國代表團還在巴黎前線奮爭，後院燃起熊熊大火，尚有斡旋空間的山東問題被誇張為亡國大事。這一觀點迅速燎原，《申報》等媒體紛紛採取了相同的態度。
申報1919年5月5日關於山東問題的評論。（申報數據庫截圖）
此後群情激憤，學生湧上街頭，將“二十一條”及之後各種中日密約相提並論，矛頭直指長期負責對日談判的曹汝霖等官員，曹宅被燒，章宗祥遭痛打，“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拒籤和約”的口號響徹雲霄。
五四運動時期的街頭宣傳（李新、李宗一主編：《中華民國史·第03卷》）
五四時期紀念章（李新、李宗一主編：《中華民國史·第03卷》）
五四運動開始後，學生不斷遊行示威，抗議巴黎和會將膠州灣交給日本。（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不過很快和會的風向就發生了變化。在中美反覆爭取下，英法做出妥協，6月5日，陸徵祥得到三國領袖會議秘書長通知，只要中國同意嚴格保密，4月30日三國領袖會議的全部會議記錄可以給中國一份，其中包括日本代表承諾歸還山東主權給中國的內容。至此，山東問題取得重大進展，中國一直糾結的就是歸還山東一事空口無憑，現在有了會議記錄，等於有了白紙黑字的書面聲明，只不過這份聲明是中日美英法五國之間的外交機密，不能寫進《凡爾賽和約》，中國得到實惠，而日本只保留了面子。陸徵祥迅速給北京政府發電報，兩邊基本認為可以簽字了。
但此時的中國，經歷了會前極大的希望與會上極大的失望，民眾的情緒已經難以控制。
很快，五四運動的風向從收回山東變為反日。5月6日，上海各界在西門外公共體育場召開國民大會，宣告停辦日貨，拒收日鈔，通函全國與日本斷絕商業關係，直至密約取消、青島交還為止。5日到9日接連發生大規模罷市。各地旅滬商幫亦紛紛倡議不裝日輪，不用日鈔。至6月，上海日商開班的內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紗廠、日華紗廠、上海紗廠和商務印書館的工人率先全體罷工，很快電車、船塢、清潔工人等亦相繼罷工，京漢鐵路工人罷工並舉行示威遊行。
在這樣的環境下，中日兩國的感情徹底破裂，中日關係跌至谷底。6月10日，曹汝霖、陸宗輿和章宗祥被罷免。上至親日派官員，下至旅華日人，都處在敵視之中。《凡爾賽和約》中沒有歸還山東一條，而代表團囿於保密要求亦不能將會上材料公開。陸徵祥直言：“國人目前之清議可畏，歷史將來之公論尤可畏。”不僅代表團舉棋不定，北京政府也是進退維谷。最終，1919年6月28日，等不到國內明確指示，又迫於民間巨大的壓力，代表團終究沒有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轉而寄希望於國聯或者將來的其他外交努力。
巴黎和會外交部會議：合約不簽字後之解決辦法（部分）（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網站）
但是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活動並不是真的失敗。相反，在巴黎和會上的努力為日後華盛頓會議上解決山東問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中國和美國在制約日本在東亞擴張方面擁有共同利益，1922年在華盛頓會議上籤署《解決山東懸案的條約》：中國恢復對山東的主權，日本把原德國租借地歸還中國，中國開放其為商埠；日軍撤出山東，青島海關歸還中國；膠濟鐵路及其支線由中國向日本贖回等。實際上巴黎和會日本口頭承諾的內容至此一一兌現。如果沒有巴黎的鋪墊，山東問題不可能在華盛頓解決。
1922年2月4日華盛頓會議簽約中方致美國務卿電局部（美國國會圖書館檔案部數據庫）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日、意、比、荷、葡、中九國參加的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顧維鈞、施肇基、王寵惠出席會議，簽署《解決山東懸案的條約》，中國恢復對山東的主權。如果沒有巴黎和會的鋪墊，山東問題不可能在華盛頓解決。（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從左依次：顧維鈞、施肇基、王寵惠（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能夠看出，巴黎和會固然是中國外交家的舞臺，但是臺下的觀眾是彼時四萬萬中國人民。他們的喜怒，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中國政府和代表團的行動。有人說弱國無外交，也有人說正是弱國方才需要外交。不論哪句話，都在巴黎和會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彼時國如累卵，忍辱負重。我們今天能夠理解那個時候的國人心中對揚眉吐氣的渴望，對公理戰勝強權的憧憬。國難當頭，談何從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