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大的刘教授来电话说，有个孩子出外读书早，这次回来，想四处转转，问我空不空？我当然有空。见了面，才知道是在斯坦福攻读东方文化博士的彦同学。
我们一起去坐彭镇的老茶馆。
茶馆坐落在杨柳河畔。茶博士老李是个五十多岁的男子，是个本地通，话痨。他告诉我们，杨柳河旧时从金马河起水，流经温江，双流，新津，绕了一大圈，又流入了金马河。有了这一绕，才绕出了这座古老的水码头——彭家场（彭镇老名，因清彭端淑彭家而得名）。
他说，旧时杨柳河还可以通船，民国早年达到高峰。这里，地处成都平原中心，本是鱼米之乡，附近出产的粮，油，麻，猪等，都在这里集中，装船，顺河而下。彭家场一时船只往来不绝，四方商贾云集。夜来船家挂起的灯火，映着波光，星光，月光，“漂亮得很”，他加重了语气。
川西坝子的人，离不了茶。人多，茶铺就多。我们观音阁老茶铺就是当年许多茶铺中的一个，只有它保留了下来，“已百多年了！”他说完最后一句，人已去了新来的客人面前。
我们自个喝茶，打量屋子。
房子是老式的穿柱结构。竹编的墙，泥糊的壁，石灰刷白的面子，好多地方都脱落了，露出岁月的骨头。木条的瓦格子，草烧的小青瓦。屋顶跳高一台假阁楼，东西方向通透，靠东立了一扇挑窗，做成一个五角星，阳光刚好照下来，像探照灯，照亮了老虎灶，和壶嘴腾起的热气。
木门、木柱和木板的墙裙挡住了街上金属的喧嚣，茶馆里流淌着旧日子的静谧。
墙上贴满了遥远的记忆。梳大背头的伟人，残存的标语，红日，光芒，都在阳光中渐渐褪色。
地上的千足泥凹凸不平，越垒越高。南来北往的人，来喝一口茶，留下一点尘土，黑的土，黄的土，垒在一起；也留下几段或素或荤的故事。故事有足，从前门走到后门，又从后门折回来，围着灶台转圈。窗口打下的阳光，让凹凸的千足泥立了起来，岁月凸显出他明亮的部分，而更多的沧桑和碎屑隐进了幽暗的影子里。
竹椅子，小木桌，盖碗茶，都被那一束阳光照亮。
喝茶的人，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除了我们这桌观光的闲客，还有几个大老远慕名而来的影者。他们操着，广东话，闽南话，上海话，在不到百平米的茶铺里穿来穿去，端着他们的长枪短炮，咔嚓咔嚓。
更多的，是街坊的居民，多是老者，他们才是真正的茶客。他们喝着我们一样的茶，交着只有十分之一的茶钱。一块钱确实少，当年甚至只有一分两分，维系的却是十倍，千倍，万倍的亲亲。他们和茶馆一起走过，一起慢慢变老。
他们长躺在竹椅上，伸直了双脚，静静的仰望着屋顶的那扇挑窗，像看幻灯片。闲散的尘灰在光影中漫步，看到它们，你一下子对“尘世”多了一分理解。一只蜻蜓不知从哪里飞进来，把光柱当跑道，把自己停成一枚小小的十字。
靠在木柱头后的老人衔着一支竹烟杆，吧嗒吧嗒地抽。深深地吸一口，老式的叶子烟变亮了，一张慈祥的脸亮了出来，又慢慢隐入深处。
一道烟圈，被徐徐吐出。在阳光里，打着漩，变得更白，更亮。升上去，再升上去，慢慢散开，慢慢变淡，最后消失在星形的窗子后面。那里，有一片更大的天空。
靠西南的角落里，有四个人围坐在一起，说着本地的方言，打一种本地的纸牌。牌叫长牌，比扑克窄，比扑克长。牌面印了椭圆的点，如小拇指大小，或红或黑。
长牌有自己的一套打法。很悠闲，四人参与，实际上只有三人在玩。总轮有一人闲着，闲庄的人可以趁机活动活动筋骨，轻松一下。这一点不像麻将和斗地主，没得闲，上个厕所都要开小跑。
我也会打。总觉得，长牌最适合川西坝子闲适的生活。
见或，也有陶耳朵的师傅进来，摇晃着手中的家什，发出细碎的叮叮的声音，招引顾客，像静寂的竹林里几声清凉的虫鸣。可以想象，仰躺在竹椅上，脚搭在另一把椅子背上，翘得高高的。陶耳朵的师傅，就着挑窗漏下的阳光，一手牵着你的耳朵，竹制的耳刮子，耳夹子，带着绒毛的耳扫子，变着戏法，在耳朵里进进出出。你呢，或闭眼，或皱眉，或张口，时而屏住呼吸，时而嘘出一口长气。陶到最深处，你仿佛觉得两只耳朵瞬间通了，一根细线透空而过，轻轻摩挲着你的神经末梢。享受吧！
叮叮当当的声音从门前走过，那是卖麻糖的。我想起了童年的乡村，竹林边，一个头裹着帕子的大爷，挑着麻糖，小铁锤敲着手中的凿子。叮叮当当的声音，听来像卖麻糖的号子。我们一群半大小子，就会跟在后面，唱一首童谣：
叮叮当，卖麻糖，
敲得老子心心慌。
麻糖甜，豁我的钱，
麻糖酸，豁我的裤儿穿。
流着口水，反复的唱，直到叮叮当当的声音消失在远处的菜花和麦苗里。
我的外婆屋就在彭家场的麻市拐，算半个彭家场人，这也是刘教授喊我的原因。小时候过年，常跟着舅舅去桥头的茶铺玩。过年的茶铺，很是热闹。敲竹琴，唱清音，莲花闹，金钱板，讲圣喻，轮番上阵。我们小孩子最喜欢的还是说淮书（评书），从三国说到封神，从诸葛亮说到姜子牙。
最热闹的是耍牛儿灯。远远的锣声敲了过来，一位精干的赶牛人，头带斗笠，身披蓑衣，手舞牛鞭，敲着手中的铜锣，引着一头水牛走来。
牛由两人扮成，青布的腰身，牛头用撮箕画成，铜铃般的大眼睛，黑色的牛角挑向天空。
牛打着滚，蹿了过来。
茶馆老板早有准备，门前竖起一根大竹竿，高过屋檐，红包挂在顶上。街上围了一圈人，看牛怎样“破阵”？
通常，“赶牛匠”会拿出本事，像猴子一样，嗖嗖嗖的爬上竹竿，取下红包，揣入怀中，顺便在竹竿上亮几个惹眼招式。牛，则会茶铺门前打滚跳舞，引来人群的阵阵喝彩。若是店主太“抠门儿”，立的竿太细太高，牛就会发怒，就会甩着牛角把竿子打翻。这样，就不好玩了。“牛横起来是不讲理的，”舅舅解释说。
记忆里第一本川戏，是在茶铺前头的老戏院里看的。那时太小，看不懂，离戏台又远，只看见戏台上一群古装的人走来走去，一个素衣的女子在台上咿咿呀呀的唱个不停，末了，惹得一位黑脸的官爷大呼小叫，叫人抬来了一把大大的铡刀。现在回想起来，那刀下的，恐怕就是陈世美吧。那时的我，却是不知道的。
此刻，我们三人，静坐在老茶铺角落里。看茶博士穿来穿去，老李穿着一件蓝色背心，脖子上永远挂着一副黑色耳机，那超大号的耳机，显得有些夸张，却也成了他的招牌，至少我每次来，它都在那里晃荡。老李又来续了一道水，看着滚烫的水从铜壶长长的细嘴里稳稳注入杯中，我笑了：
“你们两个博士，一土一洋，还是有得一比。”
女博士笑了，茶博士也笑了。
说起来，那碗小小的盖碗茶，是有许多名堂的。
川西人爱喝花茶，茉莉花茶。也有喝素茶的，总不如喝花茶的多。一碗茶，可以喝一早，可以喝半天，可以喝一天，上午喝了下午接着喝，还有夜茶。也可以接着别人的茶喝。这里就有讲究了。
天不亮，就有老茶客摸着黑到了茶铺，冲一碗茶，解一夜的困乏，醒醒瞌睡，听听最新的小道消息，打听下市场新的行情。这叫喝早茶。早茶的时间不长，通常个把两个小时，喝个三五道水，就匆匆地各自回家。大舅就是个早茶客，每天雷打不动。吃了早茶，才回来理蔬菜，赶着天，挑上街去卖。
桌上的茶喝到半途，有事出去，或者回家吃饭，只要盖好茶杯，说声“留到”。老板就会好好的将茶留在位子上，等着你再来。一碗茶，喝个半天一天，都可以。
行脚跑滩的人，来去匆忙。没时间叫一碗茶慢慢品，也想省那一份茶钱，就去向老板讨别人刚离开，没有喝白的热茶喝，解解渴，歇个脚。这茶就叫“加班茶”，“加班茶”通常是不用给钱的。
最有味道的是“吃讲茶”。旧时有“法不下村”的说法。邻里纠葛，家族纷争，大到袍哥码头的暗斗，若是不想报官，就会找一个德高望重的族长，或声名远播的乡绅，或威震四方的舵把子，大家挑一个茶铺坐下来，商量解决，把事情“摆平”。这就叫“吃讲茶”。主持“讲茶”的人，端坐上位，摊上事的人会依序给在座的人掺茶，座上的人会依理回应，幼者以五指团曲，按在桌面，行“五体投地”之礼；同辈之人，食指中指相并，轻扣桌面，意说“兄弟谢了”。长者尊者，则单以一指浅点桌面，意到为止。
“吃讲茶”，有时吃得清风细雨，有时喝得雷霆闪电。总得说来，大多能化干戈为玉帛。当然，也有“不认黄的”歪人，拂了一桌的茶扬长而去，扫了大家的兴，也扫了上位人的面子。这种人，要不就是不明事理的“浑人”，要不就是打算一条路走到底的“恶人”。他们本没有想好好过日子，也没有好日子过。
出茶铺后门，右手临街的阶沿上，摆着一个老剃头摊子。一把可收放靠背的老式木椅子，一面方镜子挂在墙上。理发的人半躺在椅子上，享受热毛巾敷脸，手捏的剪子剃发，刮胡子，擀盘子（刮脸），剪鼻毛，清眉毛，洗眼睫毛，陶耳屎。剃头匠的绝活，是最后，让你埋着头，裸出脖子，将手里那把锋利的剃刀，伸进你的背心，顺着脊梁，剃你的绒毛，刀片在背心提起，你全身的毛孔在收缩，一阵酥麻的感觉从背心泛起，一直传到你的指尖。这个就是俗话说的“提通了”。那个享受啊，咂咂咂。这才是剃头匠全套的绝活。
剃头匠，在民间有个古老的名字叫“待诏”，据说与清朝叫人剃发留辫子有关。
下了阶沿，就是石板的老街。鸡公车压出的深深的辙槽，横在街上，仿佛还在吱嘎吱嘎的叫着，像尘封的记忆，还没有被岁月磨平。
街道两面，是明清风格的老房子。一色的木板铺门，一色的木作的房子，一色的小青瓦的吊檐。
左手斜对面街口，有一档老铁匠铺。风箱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一个老者光着胳膊，对着一块发红的铁，抡着铁锤。刘教授请铁匠给她打了把栽花的超小版锄头，彦同学忙着抢拍四溅的火花，秀朋友圈。
出了街口，就看到了泛着柔波的河水。堤上，杨柳依依。
望着堤岸上来来往往的汽车，喇叭的刺鸣，再回头望着那斑驳的老茶铺。一首幼时唱过的童谣，从我的心底响起：
王婆婆，在卖茶，
三个观音来吃茶。
后花园，三匹马，两个童儿打一打。
王婆婆，骂一骂，隔壁子幺姑儿说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