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稷經綸地，始皇氣象，漢武雄姿，創下了連續性的"大一統"政權，成為新歷史階段的突破式起點。而關於秦漢政權在文學界其實依據不同的理論背景和屬性，分別有著諸多界定，如：中央集權制封建國家、統一多民族國家、王朝等，
而帝國是其中常用的一種界定。追溯中國古今，歷代的很多王朝其實大都有著一般帝國統一的特徵，即統治著多元文化及族群屬性的人群，並且統治權大多超出實際勢力範圍，甚至在一定條件下有向外擴張的傾向。而這種類型的政治體模式正是基於秦漢，故秦漢之國稱之為帝國也是較為貼切，符合此意義的。而秦所在的春秋戰國年間經常爆發戰爭，多為諸夏對抗夷狄，文化心理上的認同感也催使了秦、楚等大國加入了諸夏的政治體系中，至此空間上網眼般的夷夏雜處被華夏平鋪，也轉而有了四夷來朝的地理格局。
而四夷之內，幅員遼闊的中原地區也在秦歷經長期戰爭而雄踞七國之首的基礎上，由諸夏轉為了單數華夏的局面。統一後的秦帝國治下有著眾多非華夏族群，直到他們獲得編戶的身份從制度上的華夏化，上升至文化認同上的華夏化，秦國才真正邁入了意義上的"大一統局面"，開始進一步疆域的擴張和集權的鞏固。本文即對秦漢華夏帝國疆域擴張的極限和制約因素，及其未來突破的方向分三大方面做探討分析。
中國——四夷格局
一、 秦漢華夏帝國疆域擴張的極限
據考古發現的中原地區二里頭文化顯示，從商、周王朝以來，中原社會已在政治體制上顯現出了明顯的集權化特點，後來居上的秦漢帝國在此基礎上對這一政治文明又做了迥然有別的歷史性突破。秦北擊匈奴，南征百越，所向披靡。而漢在初期的休養生息和削弱諸侯後以更靈活的方式繼承了秦的政治文明，一舉變為更為囂張的強勢擴張，一路乘勝追擊甚至遠伐大宛。
而不幸的是也就是這次大宛戰役前後，漢朝的擴張逐漸開始力不從心，外憂切實轉為了內患，長達32年擴張的背後是難民流離，局勢動盪，終於武帝自省，遂頒佈了《輪臺詔》，"由是軍不復出"。漢朝盛期的疆域範圍也由此確定下來。
漢武帝出征大宛
範圍下的漢帝國疆域版圖因古代帝國邊境最外層的架構用途，諸如驛道、亭障和第二層網狀結構的複雜性，空間上看，更形似有外層觸角的網狀，而這些看似劃分在疆域圖裡卻隨時都有可能因補給不足而被切斷的觸角，並沒有被實質性納入疆域裡，真正的可歸屬劃分的穩定疆域其實是中間的網狀地帶。
到了漢代，第二層的網狀地帶中有一部分郡被稱為邊郡，關於邊郡，根據司馬遷的描述在漢境北不過燕代，南不越南嶺的時候，燕、代、吳、淮南、長沙等諸侯國鄰接境外不臣之地，擁有或者充當了邊郡，由此我們可知邊郡的大致概念。而至於邊郡的劃分標準，除了王莽定義的簡單外，嚴格意義上的還有學者李新峰和謝紹鷁的兩種劃分標準。值得一提的是，謝紹鷁比《漢書·地理志》中多了汶山等九個郡，這些置而又廢的郡，則標示了帝國邊境線的盈縮。
九郡中儋耳、珠崖、臨屯、真番這四個郡，雖分佈在不同地區，但它們卻是都由漢征服前的地方政權開拓為政區，繼而又被漢直接繼承的。而有意思的是儋耳、珠崖二郡隔在海中，與陸地聯絡不便，且有一定的政治組織，常數年一反，在當時的漢帝王看來存在一定的威脅性，需要不斷輸出成本去鞏固，於是最終放棄罷儋耳郡並屬珠崖。而珠崖時隔數年後亦頻繁反叛加上水災氾濫，元帝最終作罷，剩餘兩縣因族群文化、地理交通等原因設置不足30年後，便也無法再維持。總之，
始元五年，漢中央也放棄了單單大嶺以東的三郡的直接管理。這些邊郡的設置到放棄或並屬，都沒能穩定地延續下去，而這種地區邊郡存在的不穩定性最終也昭示了漢帝國的擴張與收縮。
漢帝國疆域圖
二、秦漢帝國擴張的制約因素
秦漢帝國在"大一統"後的國力大增，疆土的開拓又帶來了新的人力和資源，為什麼擴張卻無法繼續推進？
1、集權帝國自身的動員成本和離心傾向
開邊有利有弊，財富囊括的同時負載著的也有百姓的叫苦不迭。司馬遷對漢武帝開邊的代價也曾有言：漢至西南夷道，動輒壓榨勞作數萬人，行千里而載萬糧，期間諸多路道還不通暢，加上蠻夷多次的滋擾，更是增加了兵吏的負擔。為保證前方線上糧草的充足，需要消耗費數以萬計的運輸成本，國庫益虛。從這段話中，我們就可以解讀到戰爭一發，動員的是成千上萬人的力量，給人員帶來的就是沉重的徭役，苦不堪言。
國內諸侯割據、民心向背多種不利因素指向了一心征討外患的中央，甚至在民間作坊願意做諸侯之民、不願做天子之民的大有人在。天子之民則需承擔因擴張而多出的無關義務，"人臣之利"和"天下長策"在此便產生了嚴重的分歧，而中央若無足夠的成本和實力去消彌這些不穩定因素，長此以往，國家就會面臨分崩離析。
漢武帝對外擴張路線地形圖
2、地理環境以及經濟生態
其次，地理環境和經濟生態也是制約疆域擴張的重要因素之一。從現如今的中國地圖來看，漢武帝對外擴張的方向處於從海拔低至高的地帶推進，且推進地區的地理環境多幹旱或高山。
為暢利同行這些地區，就需要投入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至少種種現實表明，交通方面確實面臨著巨大的阻力。
而縱使交通的阻力被成功克服，真正橫亙在擴張路上的阻礙是地理變化帶來的經濟生態上的差異。俗話說"民以食為天"，適宜農耕的土壤和食物的生產供給對一個國家而言至關重要。固所說的"其地不可耕而食"就是一個重要標準，而漢帝國只對可以耕而食的地區有興趣，對力所不及的匈奴地區也只止步於讓其臣服，對置郡縣並無他想，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停進了漢帝國擴張的步伐。
漢武帝劉徹
3、原住人群的政治組織形態
最後一個制約華夏帝國擴張的範圍和效率的因素是原住人群的政治組織形態。其中王明珂發現，在河谷、森林、草原等地多分散部落聯盟或"國家"組織，不同族群的人以不同的政治發育形態生活著，也決定了與華夏帝國的不同關係。
趙氏南越國的歷史說明，最適合被整合的，莫過於一個較小型的華夏式政治體，而且他們一般都有共通之處，往往可基於同種政治手段或相似的政治體制。"合則聚，不合則散"，相反，階序化落後、分散的政治體和無集中組織體的鬆散人群更不便於中央把控。
在兩種極端政體之間，還夾雜著不同政治組織發育狀態的人群，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中等規模政體。在這種中等規模整體中有"無君主，恃在山險，不用城。"的政治組織發育程度較低的平民，亦有發育程度較高的哀牢夷，他們有王，同樣的酋邦級政治體的還有滇和夜郎。對於這些中等規模政治體，漢帝國實行的是"以其故俗治，毋賦稅"的政策，保留了他們原有的政治結構，同時設置郡縣，形成雙軌制度，也被後世稱為"羈縻式的統治"。僅作為擴充疆域邊界而納入版圖，對真正調動本地資源的實際意義並不彰顯。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些已經初具規模的中等政治體只能間接為統治創造條件，而對其真正的收服反而更將成為中央的一大阻礙。
綜上所述，華夏帝國的擴張主要受到三個因素的制約：一是集權帝國自身的動員成本和離心傾向；二是地理環境以及經濟生態；三是原住人群的政治組織形態。這些因素，在綜合作用下都不同程度影響著漢朝對推進區域的通知方式。例如面對不同地帶的地理環境時，經濟生態的障礙是主要的，而匈奴人的高度組織化帶來的軍事力，或者西羌在政治上的破碎化帶來的戰而不勝，也發揮了阻礙作用。同時包括交通和地理空間制約上的諸多原因，都給帝國疆域的一度擴張帶來了至關重要的一擊。其中西夷地區雖也有交通制約，但更多讓漢做出被迫實行間接管理的是其與眾不同的政治發育形態和已有的政治規模。
華夏帝國在擴張道路上的四處受阻，讓其需要迫切找尋新的越至往日輝煌的出路口，而這個最佳的跳板就是華南的山地丘陵地帶，也就是魯西奇所說的中華帝國"內地的邊緣"。
三、華夏帝國擴張的突破口：南方山地
這裡的南方指的是秦嶺—淮河一線以南、橫斷山脈以東的廣大地區。
這片區域又可寬泛地按水系劃分為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重心轉移帶來的最大的不同就是生態形態的變化，區別於北方的乾旱和遊牧，南方則水網密佈，水上貿易業較為發達，動植物資源豐富，又長期存在農漁獵並重，經濟貿易產業鏈較多。因為豐富的動植物資源降低了致力於農業生產的必要性，同時因為水稻農業的擴展需要清除森林和建立灌溉系統，史前人類無法完成，所以導致南方的社會生產和社會組織形式都較為獨特且一度停滯。再者因為地形的複雜的多樣，交通不便，難以滿足社會組織形式向國家過渡的層面，塑造了南方獨特的文明所在。
而在這種獨特南方文明造就的經濟生態也就想當然了，在反映戰國後期知識的《禹貢》裡，揚州的土壤肥沃程度仍被定為下下，荊州則是下中。直到漢武帝時代，司馬遷仍將楚越之地描述為"人煙稀少，雖依飯稻羹魚至飽，頓頓為生，卻不足以致大富。經濟平平而已。"由此可見，南方的地理受限雖然可以給人果腹，但不足以積聚財富，缺乏向上的動力支撐。
古代經濟中心南移
《禹貢》作者和司馬遷的這種偏見不僅代表中原人的立場，也與帝國政府的立場不謀而合。在國家看來，國庫的充盈比飢餓之民更視為宏觀目標，而這種不健康的不可循環支撐生活來源的原生經濟顯然是不被支持的。那麼在南方尤其較為的貧瘠地區政府的有效重農措施就尤為重要，如興修水利，新的耕作技術和工具的推廣都讓南方經濟成果有了實質性的豐盈。經濟重心的南移，讓更多的北方人南遷，帶去了更為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使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經濟快速發展到了較高水平。
南方人口的不斷增多和經濟發展也推動了郡縣的設立。帝國的影響以城市為中心向周圍地區輻射出去。然而，平原和河谷只是南方的一小部分，更多更大面積佔有的反而是丘陵和山地，或大或小的河流衝擊平原錯落其間，最終形成疏密不一的交通網，而山地就被這張巨大的網絡分割開來。
這樣的切割會帶來怎樣的後果呢？
首先它處於網絡的中心地帶，也就意味著人力、物資的供給包括信息的流通都會在危機關頭足以應付，不至於出現全國躁動的現象，擾動整個國家局勢。其次，山地的地形導致了農業面積的受限，無法大面積的進行農耕加上河流的切割更無法建立高級的政治體，限制了這一地區的政治發育，也更易被帝國體制所納入。最後，地理環境的變化在經歷河流的分割後，沖積臺地經過開發還易於成為高產的水稻田，填補了耕地資源貧乏這一空白。
被華夏網絡分割後，南方山區呈現出明顯的經濟不自足性。因此本地的族群開始嘗試著與外界進行經濟交換。1943年，林耀華在涼山考察夷家（今稱彝族）時，也發現"夷人到漢城市鎮購買貨物，以鹽、酒、布匹，以及其他日用品為大宗"。考察團在受到夷人款待之後，要斟酌答以布匹、食鹽、剪子、鏡子、針線等禮物。這些正是涼山彝人需要從外界獲得的。他們以自己的土特產品換取先進的生產工具（如砍刀、鋤頭及其原料——鐵）和生活必需品，
古人制作井鹽的情形
而這種受限後被迫產生的交換方式使整個交換關係具有了非常大的依賴性，也就處於了更為明顯的弱勢地位。為了生活的賴以生存，他們就必須華夏網絡及其背後的帝國進行各種交易、交往，從而促進了經濟的流動和文明的開放。
結語：
綜合全文，我們可以看到，秦漢帝國在最初都是極致張揚的大舉擴張，時至西漢中葉才被迫收縮。
漢代置而又棄的數邊郡，就標示了帝國擴張的極限所在。而制約擴張的因素主要包括三個大面：一是國民之間利益與觀念的不可調和；二是地理空間上的經濟受限以及組織生態的演變；三是原住人群的政治組織形態。這些因素綜合牽制著華夏疆域的進一步擴張。
其中最容易被忽視的就是原住人群的政治組織形態。這些不同的政治發育狀態，也決定了漢帝國與他們的關係。其中最容易被吸收進漢帝國的就是較小型的華夏式政治體，處於深險地理環境的山地人群最難被統治，
而南方山地因河流的分割被歸屬於網狀地帶中，政治形態上的碎片化促使其形成了中等規模的政治體，經濟上對華夏國的依賴性根本又無法自我封閉，只能沾染"王化"，成為華夏帝國長期擴張的突破口。
